余杰:新权威主义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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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洸耀《把脉中国:对习近平的第一手观察》

对习近平的第一手观察

林洸耀《把脉中国:对习近平的第一手观察》

我生活在北京的那些年裡,林洸耀是我常常来往的外国记者之一。说他是外国记者,只是因为他是路透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其实他是出生于菲律宾的华裔,曾就读于台湾大学,讲一口流畅的普通话,走在大街上彷佛就是一个本地人,这让他比那些西方面孔的记者更容易深入中国社会、探知第一手资讯、搭建绵密人脉。但是,另一方面,东南亚华人后裔的身份,也会在情感及思维方式上形成某种局限或遮蔽:华人在东南亚各国的离散命运和边缘处境,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遥远的“天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意无意地美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林洸耀也是如此,我予以理解,但仍要提出批评。

林洸耀在本书中对习近平基本持正面评价,他的理由是:“在习近平上任还不算长的时间裡,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可喜的变化,例如反贪腐运动不断深入、地方司法开始独立于政府、死刑犯器官移植被废除。改革可以步步为营,改总比不改好,现在主动改比未来可能被动改好。”他写作此书时,大概还没有发生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七零九”全国抓捕维权律师、重判伊力哈木和张海涛等讨论新疆问题的人士、处决贾敬龙、雷洋桉中放纵警察杀人……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林洸耀会不会修正对习近平的评价?如今,残存的习近平粉丝,除了被党国宣传机器洗脑的愚民和五毛,在有一定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曾经讨伐中宣部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焦国标、批判毛泽东却追捧要做毛泽东第二的习近平的辛子陵、以“民主小贩”自居却爲中共大外宣战略效力的杨恆均,以及八九后曾下狱却梦想重返权力中心的吴稼祥。林洸耀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类呢?

由于缺乏足够长的观察时间,看错了习近平,是情有可原的。但林洸耀在本书中对新权威主义的认同,让我倍加警惕。他认为:“有人秉持着两个凡是:‘凡是美国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国大陆的都是不好的。’但我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或开明专制,本身就各有利弊。和民主国家的表演政治、能说善道相比,中国大陆则是择优选拔领导人。虽然这是专制,但无疑是有效的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个庞大国家的秩序和发展。”由此,他甚至得出“维稳是改革的基础”这个无比荒谬的论点。林洸耀的这段话,彷佛是从郑永年、朱云汉、李成等中共海外吹鼓手的论文中摘录出来的。首先,在逻辑上,只有专制才有效率、只有专制才能保证大国的秩序和发展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那些实行民主制的大国,如美国、加拿大等,难道不是更有秩序也更富裕吗?其次,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不是择优,而是优败劣胜,世界上还能找到两个军委副主席都是腐败分子的军队吗?中国的官员未经选举,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当然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也就有权推翻之。第三,专制就是专制,没有所谓的“有效专制”,若论“有效”,纳粹似乎更“有效”。儘管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专制绝对是最坏的制度。任何爲专制辩护的言论我都无法接受。

是“左右逢源”还是“宁左勿右”?

林洸耀在本书中指出,习近平并不是“宁左勿右”的“左王”,而是“左右逢源”的中间派或务实派:“儘管今天很多媒体倾向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左派君王,但我认为熟悉政治要诀的习近平有其左的一面,也有其右的一面,左右兼顾是爲了让自己的政治目的得以向前推行。”他从习近平亲自出席左派代表人物邓力群的葬礼、也给属于党内自由派的曾彦修的葬礼送去花圈这两件事来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拉拢和调和左右两派的象徵性举动。在我看来,林洸耀对两个葬礼都作了“过度阐释”。邓、曾二人跟习仲勋有过工作上的交集,习近平只是以后辈身份向逝者致意。而且,前一个葬礼远比后一个葬礼重要,习近平更偏向左派。

林洸耀列举出习近平执政以来在历史问题上出现鬆动的多个例子,说明习近平有其右的一面。其中,有允许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杭州和让刘宾雁的骨灰安葬于北京郊外之“高抬贵手”。然而,司徒雷登生前希望归葬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而燕京大学早已併入北京大学,连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骨骸都不能从香港移回来,司徒雷登又岂能如愿以偿?刘宾雁的骨灰早在二零一零年就下葬北京郊区,跟习近平似乎毫无关联,而且官方不准其家人在墓碑上刻上一句云澹风轻的话:“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林洸耀谈及央视播放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其中出现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物,“尺度是开先河之举”。但看过该电视剧的人都说,那是一部四平八稳的、对邓小平歌功颂德的片子,赵紫阳被从其参与的所有历史事件中删除,剧中甚至出现一份造假的《人民日报》的报头,没有赵紫阳当选总书记的报道。这种扭曲历史的电视剧有何值得称道之处?

林洸耀又指出:“二零一五年,高岗一百一十週年诞辰纪念活动得以在北京公开举行,意味着共产党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相对开明的回应。”这也是习近平的私心:高岗是习仲勋的亲密战友,爲高岗翻桉有助于提升习仲勋在党史中的地位。高岗本来也不是好人,他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算是罪有应得,公开纪念高岗并不意味着公义得以彰显。

林洸耀提及的另一个例子是:“‘六四黑手’陈子明被允许赴美就医,中国官方在六四问题上略有鬆动和进步。”这又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陈子明已身患晚期癌症,不再对中共具有威胁。赴美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返回北京,不久即去世。此个桉并不能表明中共对六四问题“略有鬆动和进步”——只要去採访一下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群体,瞭解一下她们受到怎样的打压,就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平反六四”的愿景了。

在林洸耀拼凑的一系列例子中,最荒腔走板的是将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着作《邓小平改变中国》在中国出版当作习近平开放言路的证据,因为此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非官方书刊中,第一次提及六四”。且不说该书的简体字版比香港繁体字版删去多达五万三千字,就提及六四这一点而论,该书写六四是爲邓小平擦屁股。邓小平为什麽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傅高义解释说,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这个解释受到有良知的中外学者的一致批驳: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果中共当局按照赵紫阳的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事件完全可以和平落幕,不需要大开杀戒。

林洸耀所举的所有例子的份量,赶不上习近平整肃党内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这一件事。《炎黄春秋》不是被封杀,而是被劫掠,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的匪帮抢夺,使得最后一任执行主编丁东叹息说:“法治梦断,人心不死。”

是统治的法宝,还是致命的病根?

在林洸耀笔下,习近平自信满满、大刀阔斧、雄心壮志,带领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党内发展民主并遏制腐败,并将在西藏及台湾问题上达成和解。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林洸耀说他有若干从高层传来的资讯,但我并不看重这类中南海裡故意流传出来、让外国记者“爆料”的资讯——这些几乎都是爲习近平涂脂抹粉的内容。分析中共的政治问题,并不需要某些来路不明的高层消息,单单根据若干公共事件和习近平的公开言论就能勾勒出真相来。

习近平身上的职务越来越多,但其自信却越来越弱。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提十八大六中全会「精神」,有一个颇为弔诡的「民主生活」主张,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又强调所谓「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务求由上而下党员跟随习核心一致:「领导干部职位越高、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坦诚接受监督。」换言之,政治局其他常委绝不能有跟习近平平起平坐的贰心,必须满足于“军机大臣”的身份,只有习近平才是唯我独尊的“今上”。与此同时,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于踏入二零一七年首日即发表署名石平的、题为《反对‘四个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号召“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文章更是直指早前落马的高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五人“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习近平时刻感到如芒在背,哪裡有林洸耀描述的那种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在本书结尾处,林洸耀以专门的章节批驳盛行多时的“中国崩溃论”,他总结出中共拥有以下“九大统治法宝”:第一,中国的经济三十年来不断增长;第二,中央以明确的决策赢得民心;第三,中国人个人的自由更多而心中恐惧变少了;第四,安全部门严密而强有力;第五,媒体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第六,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第七,有效的统战;第八,教育系统鬆绑;第九,国际地位及民族自豪感提升。

然而,这九个要点之间,充满了彼此矛盾之处:既然当局建立了更严密且强有力的安全部门,中国人怎么可能个人的自由更多而心中恐惧变少呢?既然教育系统鬆绑,舆论宣传为何又要加强?如果对应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会发现,这九大支柱个个都摇摇欲坠,它们不是中共统治的法宝,反倒是其致命的祸根。比如:以经济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到极限状态,拐点降临、内需不振、出口受阻、实体经济滑坡、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聪明的李嘉诚已率先跑路;以官方媒体的宣传效力而言,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央视、人民日报等官媒毫无吸引力和信任度,年轻人一旦掌握先进的网络技术,立即翻牆到被封锁的谷歌、脸书、推特上探索真理和真相;安全部门日渐膨胀,武警、国保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状态,“群体性事件”仍层出不穷,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来没有哪种统治能稳固地建立在刀尖之上;再说共产党的“危机意识”,共产党确实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但这种“危机意识”不足以让共产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而只能促使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地向海外转移子女、亲人及财产,中共垮台的那一天,必将与苏共一样“竟无一人是男儿”。

习近平的“佛缘深厚”吗?

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都不能只靠胡萝卜和大棒,即经济发展和暴力,还必须有意识形态、主义、价值乃至宗教信仰来支撑。毛时代之后,毛主义和马列主义已成僵尸,习近平如何塑造一套新的价值或信仰体系?林洸耀认为:“习近平在中国传统文化行之有效的元素中寻找治国之道或方略,对佛教的重视和利用,从二零零二年调任浙江时就开始了。”二零一三年,习近平在接见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时,对身为佛教徒的吴坦言:“我是佛教文化的推动者。”由此,林洸耀预测说:“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将恢复发扬传统文化,迎来佛教的新鼎盛。而习近平与星云大师的往来,更能说明佛教即将在中国大陆迎来春天。”

有趣的是,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委会主委林中斌此前曾在台湾媒体撰文说,因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是佛教徒,习近平对佛教有好感,甚至会对达赖喇嘛释放善意,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林洸耀在本书中引用林中斌的论点:“在文革中险遭灭门的佛教,在新时期又将在中国再续香火。或许未来有一天,不是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统一中国,而是佛教统一中国。”

这些水月镜花般的想象无一可靠。近年来,林中斌在台湾超越朱云汉,成为吹捧中国、吹捧习近平的第一人。然而,林中斌关心彭丽媛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为什麽偏偏看不到为了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文化传统、毅然自焚而死的上百位僧俗藏人?这背后是怎样一种卑躬屈膝的权力崇拜心理?

佛教的春天不会在习近平治下到来,佛教更不可能在两岸统一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共耗费巨资举办全球佛教论坛,不会邀请达赖喇嘛出席,会上只有“政治和尚”星云的身影。然而,台湾的未来早已取决于太阳花的学生,而不取决于星云这样国民党在佛教界的馀孽。且不说习近平的嫡系人马夏宝龙在浙江大肆迫害基督教会的暴行,即便是佛教和儒家,共产党也只是将其中最黑暗的部分拿来爲其所用。吃喝嫖赌的少林方丈释永信,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吗?如果说有春天,那是群魔乱舞的春天。

中国信徒的苦难仍在瀰漫和扩展。二零一六年七月,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遭习近平当局暴力拆毁。喇荣五明佛学院由堪布晋美彭措仁波切于一九八零年创办,拥有一万多名僧俗信众,被称为全球最大的佛学院。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几任中共总书记时代,这所佛学院都安然无恙,偏偏到了习近平时代就被连根拔起、毁灭殆尽。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再有数百名来自青海果洛州的僧尼被逐出佛学院。离开佛学院的僧尼哭成泪人,场面极为凄惨。而此前遭驱逐的僧尼,在各自所在地被强制灌输“爱国爱教”政治思想再教育,其中昌都类乌齐县和青海玉树州杂多县的僧尼被安排集中居住在一座铁房里,比囚犯还不如。

习近平没有一丝一毫的“佛缘”,因达赖喇嘛到蒙古共和国弘扬佛法,他居然对蒙古施行经济製裁,迫使蒙古宣佈从此以后不再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这种野蛮行径,跟当年灭佛的唐武宗有什么差别呢?习近平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共产党党章上规定的党员必须信仰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惟一信仰的就是权力,他绝不是林洸耀期待的“稳扎稳打的改革者”,而是“撸起袖子”扫除公民社会、塑造偶像崇拜的独裁者。《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大权在握,预示中国领导制度将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文章中指出,习近平一届五年的任期将满,掌握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不曾掌握的大权,极有可能在二零一七年十九大之前,不按“党内规矩”推举未来的「接班人」,而试图在二零二二年后继续留任。这样,习近平有可能打破自毛泽东死掉之后,中共领导层奉行数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并成为毛之后第二位“一人专制”的中国领导人。

我相信,习近平如果这样做,不会延续中共的寿命,反倒会加速中共的溃败。那么,习近平上演的,就不是一齣实现“中国梦”的大戏,而是一曲新权威主义的輓歌。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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