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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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因此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纵观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为什么在去世115年之后还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福泽谕吉小时候,身处武士阶级的父亲曾多次说,长大后要送他到佛寺当和尚。在讲究“士农工商”的日本社会,武士是最高阶级,为什么父亲要儿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后,福泽谕吉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时期,也是制度板结的时期,“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里一样,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动”。福泽谕吉晚年在回忆录中说,“生在大臣之家即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为兵卒;子子孙孙,大臣永远是大臣,兵卒永远是兵卒,中间的阶级亦然,不管经过多少年,丝毫没有改变。”

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虽然饱读诗书,但是只能屈身做一个下级俗吏,一事无成,他认为儿子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而当和尚则不同,一个平凡的鱼贩子的儿子,也可以当上最高阶的僧官。

父亲早逝,福泽谕吉没有当和尚,而是世袭了父亲的身份,成为家乡中津奥平藩(现为九州大分县中津市)的一个武士,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为他让路。但是,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

从地图上看,中津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在当年显然属于边远地区,闭塞沉闷,局促狭隘。不过,在福泽谕吉19岁的时候,美国军舰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

这一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至于西边的大清王朝,《南京条约》彼时已届满12年,英法美公使要求修约,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 “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福泽谕吉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这位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鼓荡而来的新时代气息,于是走出家乡,横跨九州岛,来到长崎。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纪就有荷兰商人居住在长崎港口。进入19世纪,这里更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在这里,福泽谕吉边工作边学习荷兰文。一年后,他又长途跋涉到大阪求学。

23岁时,福泽谕吉来到江户(现东京),在一个兰学塾里教授荷兰学。这个小书塾就是庆应大学的前身。福泽谕吉很自负,因为发现自己掌握的荷兰学不比江户的学者们差。但是第二年他到刚刚对外开放的横滨观光时,却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懂的语言。意气风发的福泽谕吉如同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心灰意冷。

“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逐渐开放门户,因此,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福泽谕吉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西洋学者,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他发奋图强,开始自学英语。

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到来了。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使团赴美国。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被顺利接受。

自黑船来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七年,开始学习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军舰独自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开天辟地以来首次的大事业,超过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环顾当时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敢于横渡太平洋。

美国的欢迎盛况空前。或许美国认为佩里到日本要求门户开放,如今日本航行来到美国,仿佛看到自己的学生一样。脚穿草鞋、腰间佩带两把武士刀的日本使者走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闹出许多笑话。

虽然福泽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在《福翁自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情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说:“华盛顿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孙子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不关心华盛顿的后代们。此事给福泽谕吉很大的思想冲击,因此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将此事郑重地写进自己的回忆录。

在美国,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词典。咸临号舰长在美国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想带回国内在街头风光一下。福泽谕吉劝他,千万不能在江户大街上炫耀,否则有可能被浪人袭击。

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赴美之前,他已经观察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就在福泽谕吉回国前半月,主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直接地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走向极端。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一新。

另一位知识分子吉田松阴就没有福泽谕吉这样幸运。在福泽谕吉赴美的六年前,比他年长5岁的学者吉田松阴借佩里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上美国船,请求带其出洋,结果被幕府以违反锁国令入狱一年。出狱后,吉田松阴宣扬“尊王攘夷”思想。当福泽谕吉归国之时,吉田松阴已经因为试图推翻幕府被处死。

幕府的镇压行为激起更强烈的反弹。幕府的宰相(日本称为“老中”)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归国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

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他也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等,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尽管来到国外,幕府还是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尽量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更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并非日本独有。

当时英国天下太平,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终于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此行将近一年,周游欧洲列国,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破绽百出。在俄国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导致国力积弱。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日本的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福泽谕吉1

1860年以后,仇恨外国人的风气在日本蔓延开来。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暗杀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

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福泽谕吉倍感恐惧,这两位都是他的同窗好友。因为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高调,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棉被橱内的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防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福泽谕吉并没有过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因此,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翻译工作。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在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里,福泽谕吉不只是介绍欧洲事物而已,而且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等。

这些新鲜的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些名词也传入了中国,融入了中国词汇,至今仍然在使用。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后来,《西洋事情》等被文部省指定为教科书。

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一方面教书育人。让福泽谕吉高兴的是,洋学生也逐渐增多。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毕业之后当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从西南一隅,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下级武士到闻名全国的教育家。就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对朋友说,“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但是到了1867年,福泽谕吉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知己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福泽谕吉虽然受雇于幕府,却从来不想拥护幕府。当时日本举国都是攘夷论,只有德川幕府看起来像是主张开国论。可是在福泽谕吉这个一生最讨厌闭关自守的学者看来,幕府官员全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

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书里有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的话,被密探举报眼里没有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护天皇的“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拥皇派”同样排外,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福泽谕吉环视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交谈者,只好自求多福,一方面坚定开放门户的立场,另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倡导西方文明。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

1868年初,政府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盱衡当时社会,德川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连老师也行踪不明,只有庆应义塾依旧书声朗朗,弦歌不绝。

“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福泽谕吉坚定鼓励青年学生说,“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在兵荒马乱之际,庆应义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1868年5月上野发生大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们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炮火。

政治秩序稳定下来,明治政府下达征召令,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

福泽一生最重视的就是人格独立,“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于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

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们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当时日本甚至出现了“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庆应义塾在三田)的说法。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回,爱校如家。

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始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带领师生为他扫墓。

对于明治维新,福泽谕吉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后来当他看到政府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康庄大道,才改变了认识,更加致力于社会启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一篇文章里福泽谕吉这样写道。这篇写于1872年的文章名为《论人与人平等》,风行天下。此后的四年里,福泽谕吉先后写下17篇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先进思想。

福泽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他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奋发图强,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

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文化碰撞,“国家到底向何处去”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同样问题。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分别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也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在国门被迫打开50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黑船来航23年后,日本就产生了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福泽谕吉的观点被讥讽为“全盘西化”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10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被公认为融入世界文明、同时又保存文化传统最好的东亚国家。

福泽谕吉高兴地看到,维新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他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1873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因发起于明治六年而得名)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们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有关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思想的西方书籍,启笛了一代人心。

然而,两年后《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因为明治政府颁布 “报纸条例”、“演说取缔令”、“集会条例”等,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不过,明治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控制一切,社会仍然有一定的言论空间。福泽谕吉就不断地写文章评论政治。

1879年,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国会论》,阐述日本开国会的理由。文章连载一周,天下舆论沸腾。不但其他各家报纸议论喧哗,乡下地方也波涛汹涌,最后甚至地方的有志之士都到东京请愿开国会。

随着快速近代化,日本社会形势不断变化,政治商业变动不居,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敌我分明,对立激烈。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我在心里自问自答: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 “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188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它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对《脱亚论》的主流看法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

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因为福泽谕吉看不起的是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这在当时不是事实吗?),他希望的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

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所谓 “雁奴”,就是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福泽谕吉终生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雁奴”。那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和福泽谕吉一样,努力推动国家进步。

看其事业,福泽谕吉和中国近代的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相像: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西方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作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中国的“雁奴”没有一位像福泽谕吉一生完成那么多事业,也没有人像福泽谕吉那样在生前看到自己国家的光明。

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

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富翁自传》。回顾一生,66岁的老人颇感欣慰,并无遗憾,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思想家说,他的一大理想就是“全国男女的气质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

在福泽谕吉写作自传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中国“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富翁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1901年,福泽谕吉去世。十年之后,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希望的曙光并没有升起,中国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苦跋涉。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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