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从行为自由到精神自由—论寒山碧的长篇小说《他乡》(代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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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碧-逃亡孙德喜(扬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对於人的自由曾经作过十分精彩的阐述:「自由是表示人类存在的一个特徵,以及人类之发现其为一个独立而个别的生物的程度不一,而自由的意义则视此种发现的程度而改变。」[1] 笔者曾经在评论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的文章中对自由作了这样的论述:「自由包括行为自由(freedom of action 即人身自由)丶意志自由(freedom of will)与精神自由(freedom
of spirit)三个层面。其中行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主要由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提供,具体表现为言论丶出版丶结社丶集会以及游行示威等方面的自由。它通常由法律作出保证,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的基本人权,也是人类走向意志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基本条件;……精神自由则意味着人必须将自己从心灵的囚禁中解放出来,摆脱意识形态丶文化心理与自我偏见等方面的束缚与限制,超脱世俗功利与各种诱惑,勇往直前地扑向真理。」[2]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追求从行为自由到精神自由的自由确实是从行为自由开始的,但是我们能否走向精神自由的境界则各不相同。直率地讲,我们许多人在获得行为的自由之後,往往满足於此,不再作出更深远的追求。只有那些对自由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人,才会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永不停歇,从而让自己的精神达到自由的境界。香港作家寒山碧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他乡》的主人公林焕然历经艰辛逃亡到澳门和香港,获得了行为自由,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朝着精神自由的方向不断前行。然而他的这一路行走仍然充满着艰难险阻。

林焕然经历了三次偷渡,终於踏上了澳门的土地,进入了他渴望已久的自由世界,然而,他来到自由世界首先迎接他的不是鲜花,不是拥抱,而是来自「印度人」(土生葡人)的一记「冷冷的耳光」。这一记耳光给了他一个严重的警告:

自由世界并不是天堂。

确实如此,自由世界给予林焕然以行为的自由:他不再因家庭成份问题而受到政治歧视和迫害;不用参加浪费生命并且灌输奴性哲学的政治学习;不会有人对他的思想进行批评丶「帮助」和教育;既不用东躲西藏,到处流浪,也不会被关押和强制劳动改造。在这自由世界里,林焕然固然还有不少担忧和顾虑,但是他从此开始是一个自由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为自由。

然而,自由世界是一个充满悖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性,私人生活不受别人干预,个人拥有相对宽松而独立的空间。但是这又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既有比较激烈的竞争,生存压力比较大,又缺乏温情关怀,人与人之间往往为某种利益所牵连,是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因此,林焕然一来到自由世界,他就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世界不尽是花团锦簇,更多的是崇山峻谷,急流巨浪,沙漠石砾,荒原荆棘,更多的是暴风骤雨,雷电冰霜。在此无情的天地中,愤怒忧愁,哀求乞怜都没有用,没有谁会理会你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站稳脚跟,腿如果继续发软,毫无疑问变成路边的饿殍,人们只会掩鼻绕道走过,不会洒下一滴同情的眼泪。」刚刚来到澳门,林焕然首先遇到的就是工作问题,他得自己去找工作,这与大陆不同。在大陆,林焕然大学毕业以後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每个月可以拿到四十多元的工资。这个收入虽然不算很高,但是在当地一个人生活还是绰绰有馀。这就是说,虽然林焕然在大陆时与现行体制产生严重的冲突,但是大陆当时的体制极容易让人产生对其严重的依赖,林焕然也不例外。那麽,他来到了自由世界,要在自由世界里生存,就必须克服这一依赖性。来到了澳门,他那华南大学的毕业文凭没有用了,不被承认,如果不能找到工作,那麽他吃饭都成了严重的问题,更何况他还得承担起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担当的养家的责任。因而他一度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处於困境中的人往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尽快摆脱困境,因而很容易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失去理智,接受他人的赐予和帮助。然而,他人的赐予和帮助常常并非出於友情和真诚,而是附带一定的条件,或者可能隐藏着陷阱,从而使人失去可贵的尊严和自由。就在林焕然陷入困境之时,设在澳门和香港的各方情报机构将其触角伸向了他,向他许以优厚的报酬,试图拉他入夥。但是林焕然那怕是挖水沟丶到工厂当杂工,也不为那些优厚的待遇所动。他知道如果自己进入情报机构,那麽他不仅可能牵累身在大陆的亲人,而且还会使自己失去可贵的自由,为别人所控制和驱使,替别人卖命,从而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与此同时,自由世界还是个荒唐的世界。自由世界确实给人带来了行为的自由。然而,任何自由都应该得到人文理性的约束,在社会公德与基本伦理的规范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人的自由一旦超越人文理性,不受社会公德与基本伦理的限制,那麽种「自由」就会异变成脱缰的野马,人就可能在自由的泛滥中放纵自己,使自己懈怠起来,进而走向腐化与堕落。林焕然在澳门遇到了红色暴动,看到葡澳统治岌岌可危,担心澳门的自由世界可能变红,从而使他刚刚获得的人身自由很可能失於一旦,於是决定偷渡香港。然而,从澳门偷渡到香港得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可是林焕然拿不出那麽多的钱。正在这时,林焕然在华南大学读书时的同学郑庆元答应给他钱。但是郑庆元没有直接将钱借给林焕然,而是把林焕然带到了跑狗场。同时,郑庆元还给林焕然大讲特讲他的走私和嫖妓:郑庆元虽然只是介绍他自己和港澳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但对林焕然来说也形成诱惑。後来在香港,林焕然遇到了刘镇东。刘镇东名义上是《青年先锋》杂志社社长,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混混,他想将林焕然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充当自己的马仔。为了显示自己亲近对方,刘镇东居然将林焕然等人带到九龙城寨去。这个九龙城寨是「被英管区包围的中国地方,英国法律管不到,中国法律也管不到」。因此,这里不仅半公开放映「小电影」(色情电影),而且妓女」半公开卖淫,「道友」(吸毒者)卖毒吸毒都没人管。因此,这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地方。刘镇东带林焕然来这地方,就是要以色情引诱林焕然,诱使他堕落,以便自己利用金钱实行对林焕然的有效控制。

因此,自由世界对於林焕然既是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又是一个重要的考验。自由是可贵的,然而自由的边上布满了陷阱。一个人在争取自由的时候,可以不遗馀力,可以顽强地抗争,可以以生命相搏,但是,在获得基本的行为自由之後,一个人是不是还能朝着精神自由方面迈进,那就要看他是否容易感到满足,那就要看他对於自由的理解和认识,那就要看他是否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智慧。一个人稍许放松警惕,放纵自己,沉沦於物质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就可能使自己为物欲和肉欲所控制,从而失去精神的自由,这是非常可悲的。可喜的是林焕然以自己的冷静丶理性和智慧成功地避开了各种陷阱,抵制了各方面的诱惑,从而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又迈向精神自由的境界。

如果说行为自由是由法律来提供保障,主要由社会环境来决定,那麽精神自由则由人的主体通过自律来实现。精神自由的基础是人的独立和自尊。自由世界可以给人提供独立的社会环境,但是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独立还是由其自己来把握。在专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依赖关系,这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权力的失控决定的。在民主的法制社会里,法律可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可以对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和监督,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距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能力丶心理素质和社会条件等差别巨大,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竞争中的起点各不相同,有些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在某段时间内处於弱势,那麽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就很大,就可能陷入严重的困境。这样,处於困境的人为了摆脱困境,就可能因此而出卖个人的独立性以获得自己能力之外的个人利益。同样,现代民主社会往往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人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极大的刺激,物欲和肉欲在刺激下膨胀起来,进而追求超过自己能力所得的各种享受,进而造成严重的透支,那麽这就需要以牺牲自己的个人尊严和独立性去补偿。而人的自由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的。一个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自由。林焕然从内地偷渡到澳门,从澳门再偷渡到香港,虽然得到极少的几个人的帮助,但是他在自由社会的一切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他初到澳门虽然得到了妻子方倩怡的接应,但是他的妻子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靠钉珠片(後来做舞女)与父母接济维持生计。方倩怡自身的生活都很艰难,哪有能力帮助丈夫林焕然提高社会竞争的起点!就连到工地去挖臭水沟这样粗重而且肮脏的工作还是林焕然根据招聘广告自己去找的。後来林焕然来到香港,同样如此。他的同学郑庆元可以给资助林焕然偷渡的钱,杨志远可以给林焕然提供短期的住宿便利,但是最根本的事——找工作——还是由自己去奔波。但是,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之中,林焕然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他始终牢记自己当初逃离中国大陆的根本原因是就是人活着没有人格尊严,他当时不愿像狗一样活着。当他逃亡到澳门和香港时,他的最深刻的人生体验就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非常不易。林焕然逃到澳门与妻子团聚应该是喜庆的事。但是随即他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不久,他发现妻子方倩怡为了生存被迫当舞女给人家伴舞,这令他震惊而且痛苦。一个男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打击,令他心灵严重受伤。後来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仔仔离开了林焕然,留给他的是尊严遭到击毁的痛苦。不过,林焕然没有被外部环境的严酷打击所击倒,他以自由为先导,以坚强的毅力和刻苦勤劳,通过打拼,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与尊严,终於从社会的最底层冲上到社会的精英阶层,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

从自由的本性来看,它是个人的事。但是,个人决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其中与其产生血缘联系的亲人与个人的联系最为紧密。这样,个人对於自由的追求也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了社会关系的因素,或者说社会关系对於个人追求自由一定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亲情的社会。从这里走出来的林焕然显然是深受传统文化薰陶的,他的血管里自然也蕴涵着浓浓的亲情基因。当他从中国大陆出走到澳门和香港时,他经受了亲情撕裂的痛苦煎熬,这是他为追求最起码的行为自由而必然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是到澳门和香港,他对精神自由的勇猛逼近又使他的亲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且此时的亲情并不只是情感的联系和牵挂,更多的表现为道义和责任。

林焕然从大陆偷渡出境,来到了自由世界,对於个人来说是幸运的,他毕竟获得了行为的自由。但是,他的伯父林
祖丶母亲郑桂香丶妹妹林嘉珍等都还生活在大陆。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於「文革」时期。「文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黑暗丶最野蛮丶最残暴的时期。极权统治之下,每个个体的人不仅没有基本的人权——行为自由,而且还承续了封建社会的血亲连坐制度。如果一个人流浪到海外,那麽他的家人就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受到政治迫害。因此,许多逃亡到海外的人为了不给自己的亲人带来麻烦,往往在离开大陆後割断与身在内地的亲友的联系。五十年代初,著名作家张爱玲来到了香港,就极力克制自己,不与内地的亲友通信。林焕然也是如此。他逃亡到了澳门和香港,虽然还给内地的朋友写信,但是内容很简单,就是以曲折的方式告诉亲友自己已安全到达澳门和香港。当情报机构试图利用他通过内地的亲友搜集大陆的报纸,林焕然拒绝了,他首先考虑的是内地亲友可能因此而被捕入狱,被判重刑。他对内地亲友的人身安全的考虑所体现的是他的责任感。不过,此时的林焕然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与强烈的责任感并不矛盾,他所牺牲的只是某些经济利益而已,但是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与自尊。

但是,在港澳生活的初期,林焕然遇到了强大的生存压力,这对於他的自由追求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经济基础是人的自由与自尊的基础。刚刚偷渡到自由世界的林焕然,正是二十多三十来岁,虽然没有赡养老人的负担,但是他毕竟还有妻子方倩怡和儿子仔仔。在他偷渡来澳门之前,妻子方倩怡只能靠钉珠片和父母的资助艰难地维持生计。林焕然来到这里与他们团聚,他就得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是,初到澳门的林焕然既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又没有人相帮,要承担起抚养妻儿的重任,谈何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想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做人的尊严,实在是非常困难。此时的林焕然所遇到的则是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追求自由和自尊的矛盾:他太需要稳定的工作和丰裕的经济收入来让妻儿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这就可能迫使人出卖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投靠大佬或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为他们卖命。如果这样,林焕然当初不惜以死相搏追求自由,到头来则为生存所迫而被出卖,那麽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也就必然毁於一旦。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林焕然则再次拼搏,咬紧牙关,就像巨石下的种子终於向外露出了嫩芽,显示出不屈的刚毅和勇气。林焕然刚刚「屈蛇」(偷渡)来到香港,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到一家布厂打工。在这家工厂里,林焕然干的是搬运杂活,不仅如此,还得受工头的吆五喝六的辱駡。「林焕然挨駡始终忍着不回嘴,心里根本看不起这类人,觉得这些人终其一生最了不起也只是当个工头而已,做不了甚麽大事。」对於这样的羞辱,林焕然固然感到屈辱,但是他没有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简单地与其发生冲突。他不能因此而影响人生的奋斗目标。他深知自己此时需要那份过度性的工作以维持简单的生存。但是,这样的过度性的工作不能长久,必须竭力缩短。为此,他在白天工作非常劳累的情况下,仍然熬夜写作,为自己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支点。经过艰苦的努力,林焕然终於冲出了命运的瓶颈,跻身於香港的报界。後来他又来了个漂亮的转身——通过攻读学位进而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学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林焕然以美国交换学者的身份回大陆访问。他在亲情与乡情的召唤下,回到阔别十多年的老家去看望亲友,从而了却自己因追求自由而欠下亲友的情感与责任的宿债。

现代社会里人的自由,「一方面表示已挣脱了中古社会的束缚,走上了新的境界;另一方面,个人虽然得到了不受牵制的一种新的生活自由,却也同时孤独彷徨,内心充满焦急忧虑」。[3] 林焕然从大陆来到澳门和香港,确实摆脱了相似於西方「中古社会」的极权政治的束缚,但是他在获得行为自由并且奔向精神自由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孤独彷徨」之中。当年在内地的逃亡过程中,林焕然虽然遭到牢狱和颠沛流离之苦,但是他却与宁姐丶小梁丶刘淡竹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互通资讯,相互支援,让他得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当他来到了自由世界,他虽然不乏许多交际,但是精神上却常常感到孤独。他到澳门与妻子方倩怡相聚,但是不久他发现妻子竟然下海当了伴舞女郎,男人的自尊受到了重创。而方倩怡从林焕然的「身体语言」中感受到丈夫「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熨贴亲近」,他们夫妻之间「已经隔着一层无形的薄膜」。於是,方倩怡与林焕然离婚,带着儿子仔仔远走他乡,给林焕然留下了无限的孤独和对儿子的思念。这让林焕然「觉得失落,失去了他的所有,失去了精神寄托」。林焕然在大陆的好友刘淡竹由於大陆与香港丶澳门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无法联系。当时与林焕然一道偷渡的朋友在海中失散,後来杳无音信,不知生死。林焕然少年时好友琪琪很早就来到了香港。经过一番曲折林焕然终於与她联系上了,与她见了面。但是,这次见面令林焕然非常失望,他原先那个纯真可爱的琪琪如今变得庸俗不堪,与他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不可能给他提供精神的抚慰。

在澳门和香港,乃至台湾,林焕然交往的人固然不少,但是真正的知己却很少。且不说刘镇东丶诗人麦和会计程等人的俗不可耐,与林焕然在精神上就不是一个层次。就是香港一些报社的老总一度与林焕然交往密切,但是这种交往基本上是事务性的,可以给林焕然提供思想表达的平台,很难在精神上有所深入。在香港最值得一谈的是,林焕然一度密切的交往的莲达和爱伦。莲达是一位报社的年青女记者,原来是林焕然在澳门时德明小学的马老师。不过,林焕然当时与马老师并无交往。现在到了香港,他们二人都不再是教师,而且马莲达并不希望提起澳门的经历。爱伦也在林焕然所供职的《真言报》上班,只是平时工作紧张繁忙,无暇多叙。林焕然着实与她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关系比较亲热。他们一道去游泳场(不过林焕然没有下水),进舞场(但是林焕然很少跳舞),进茶社,喝咖啡……但是林焕然很少与她们中的一人单独相处,许多时候更像是小型 PARTY。这样,林焕然就不可能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产生触及灵魂的精神交流。林焕然虽然有时情不自禁地欣赏起她们那「婀娜多姿」而又「曲线玲珑」的「圆臀」,但是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强制自己把目光移到远处」。林焕然之所以没有让莲达或爱伦与自
己的灵魂碰撞出情爱火花,主要是他觉得这两个姑娘还很小,爱伦只有十八岁,莲达其实也不过二十出头,而他已经是三十岁的人,比她们年长十几岁。因而,林焕然虽然跟她们一起玩耍,「但年龄和心境上已经隔了一代。」同时,林焕然通过自我审视发现自己仍然「只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而已」。这样的心态阻碍着林焕然与这两位女孩情感的进一步发展。他虽然与爱伦相爱由拥抱丶亲吻,乃至同床共枕,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应该说还未真正达到灵肉交融。後来,爱伦转到了娱乐圈,他们之间不再有共同话题,於是缘份算是到了尽头。由此可见,无论是澳门,还是在香港,林焕然都很难找到自己的知己和精神上的伴侣,这就决定了他在奔向自由的过程中经历在孤独的煎熬。林焕然从同是来自大陆的柳影的遭遇看到了流亡於港澳的内地人的精神境遇:「在大陆他们是奴隶,在香港他们却是孤儿,他们这些逃难者是无根的浮萍,在这里没田没地也没家。学历不被承认,能力不受重视,他们脚下没有一寸土地是属於自己的,他们只是寄居在别人檐下暂避风雨的异乡客。」这种「异乡客」的「浮萍」感包含极其深重的孤独的痛苦,或许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为了自由而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弗洛姆同时指出:获得自由的人,「感到孤独彷徨,内心充满焦急忧虑,必使他一再屈服於新的环境,而终至作出冲动和不理智的事情来。」[4] 弗洛姆将这样的「屈服」和「冲动和不理智」概括为「逃避自由」。这大概就是自由的悖论:一方面人由其本质决定其渴望自由;另一方面人在追求自由过程中必须经受各种磨练和苦难,从而迫使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念头。因而,这对於每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值得肯定的是,林焕然最终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林焕然从行为自由到精神自由的勇猛追求,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成长过程。而且,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林焕然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性。如果说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胡适丶徐志摩丶梁实秋丶朱自清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是在略具民主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那麽林焕然与他们相比真是生不逢时。林焕然虽然出生於 1949 年以前,但是他进入学校读书就已经处於极权统治之下。而极权统治则与自由主义水火不相容,这样,林焕然对於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则不可避免地与极权统治发生冲突。1966 年秋冬,林焕然拼死偷渡到了澳门和香港,但是他并不具备胡适丶徐志摩丶梁实秋丶朱自清等人所具有的先天条件——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教授的职位,受到了经济窘迫和政治派别的双重压力。然而,林焕然凭藉着他的刻苦勤奋和坚强的毅力,既克服自我的局限,又抵制外部的各种诱惑和压力,从而成长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因而,林焕然的人生对於当今的国人追求民主与自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 年 8 月 2 日於扬州存思屋

参考文献:
[1][ 美 ] 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朱明启等译,改革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页。
[2] 林曼叔丶孙德喜:《寒山碧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
研究出版社丶文思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6-287 页。
[3][ 美 ] 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朱明启等译,改革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56 页。
[4][ 美 ] 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朱明启等译,改革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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