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高压恐吓之下、真话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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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文革第一人——右派刘文辉”七旬残疾胞弟监控受扰实录

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与我三哥被杀五十周年之际,我总是怀念自己的右派三哥刘文辉(1937~1967)。

1957年,三哥刘文辉20岁,在上海沪东船厂工作,他业务精湛,为人豪爽,还是共青团员,但因向党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被划为右派。62年主动支沿海建船厂,调舟山群岛嵊泗船厂工作时,他又因组织偷渡计划,遭人告密而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开除公职,1966年3月被押回上海管制三年。

8月文革刚爆发,30岁的他冒死向全国14所高校投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信件被捕,1967年3月23日,关押不到4个月的他就被夺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四人帮中3人)定案杀害,成为“血祭文革第一人”。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反对文革已属不易,反对共产党更是“石破天惊”,敢于公开反毛,类同反对天上有太阳。刘文辉所到达的认识高度,可谓站在时代之巅。当然,也正因为他站得太高,走在太靠前,而且还是个载着二顶“右派加反革命”帽子“实干家”——不愿保持沉默,他付出了最高代价——30岁的生命。1966年我19岁,因帮三哥抄写与投寄此信,作为刘文辉同案犯,为之蹲狱13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平反岀狱。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机关、高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认为这是场大战。不到数月,共产党撕下“请人提意见”的虚伪面纱,露岀了“以言治罪”“思想治罪”的真面目。在全国大肆抓捕、网罗、监禁、处理右派分子,在肉体实行折磨和摧残。据公开宣布,共划右派份子552877人,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

1978年9月胡耀邦在5个部委提岀“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除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但阻力不仅来自当时左的“两个凡是”的提倡者,如中共主要领导人华国峰、汪东兴、郭玉峰,还来自平反复岀的邓小平。他拒绝改变反右的定性,只承认“扩大化”,同意“纠错”。原因大家心里清楚,他本人曾是反右运动的总指挥,手上沾染的血迹太深。在平反冤假错案《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政策时,根据邓小平指示,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有章伯均、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这样一个荒唐的所谓“平反”,让所有右派及其家属心痛,也让全世界义愤填膺;难道这个万分之二能证明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时的”吗?这不足一百的人不予平反赔偿,有什么理据吗?

60年过去了,55万多冤屈的中国右派知识精英大部分已经凋零,今天健在者只有几万人而已!右派亲属不应该遗忘,而是要成为接班人,按国际惯例和相关法律积极申请国赔。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五七精神”永不退色!

最近的一年,我因反思文革与反右,承受到不公正的“恐吓”压力。

第一幕“恐吓”生活,发生在2016年4月。

在24日这天家人准备为我办七十岁寿宴,并且定在当天赠送来宾我写的新书——在澳门出版的《反思吧!中国》。但4月18日那天,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所长带了三位国保局人员找我谈话。开门见山要我答应以下二点:

“第一、取消24日这次邀请一百多人参加的‘70岁生日和新书赠送宴会’,理由是我请了不应该来的人和不少社会”敏感人士“,如:上海老右们与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等……

第二、新书赠送会是违法,因为新书没有国家新闻岀版局批准书号,而港澳国际书号在大陆是不承认的,属于犯法、要没收。另外他们认为:我写的书内容有问题。双方为书名《反思吧!中国》,发生一场争论。他们严厉警告我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不需要你来反思。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将釆取措施“。

迫于国保压力,原计划好的生日会只能缩改成只限亲属的小范围聚会,只摆了4桌,赠送新书环节取消。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在我们包房对面安排了一个十人桌,全程监视到结束。这就是国家安全局给一个七十岁老人生日带来的的噩梦!可悲!可恨!

第二幕恐吓,发生在五月。

5月12日,二位国保局人员又上门找我谈话,说局领导接举报,说我在上海几个公园开展“公民论坛民主角”演讲时,有所谓触犯“颠覆国家罪”的言论。并且散发自己写的违禁书《反思吧!中国》。警告我说: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也临近反右六十周年敏感期,要收敛,不要再去公园演说和发书,“否则后果自负”。我反驳他们:反思文革与反右有什么罪?这所谓“颠覆国家罪的言论”是否像文革“反革命防扩散言论”一样,随便你们编造?妻儿在当局的威慑和恐吓中苦苦劝我,可悲!可恨!

第三幕恐吓,还是在5月!

5月27日二位国保人员来我家传达上级领导的话,希望我不要在6月4日敏感日接受台湾方面邀请,去南京市参加由台湾方面组织召开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

我说我难理解:第一、我一个台湾朋友私下里通知我,他们怎么知道的?第二、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有什么好怕的?况且连共产党政府都在搞纪念孙中山活动,为什么我不能参加?他们回答:“这是台湾方面举办的,有预谋,孙中山纪念日是11月12日,台湾为什么专门挑6月4日这一敏感日子来大陆纪念孙中山?加上又邀请你们这些大陆敏感人士。”我告诉他们:“6月1日是孙中山下葬南京的日子,组织方按排因为1日不是休息日,所以挑4日”。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专门监视我这个残疾老人”?他们回答:“因为你是刘文辉的同案犯兼兄弟”,台湾还在做广告,岀《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英烈》这本书,并称刘文辉为当代杰出英烈。

我告诉他们,我与台湾邀请方宋先生通过话,他明确说这次孙中山纪念日与“六四”丝毫没关系,是得到大陆有关部门批准和南京市政府同意的,不信你们可以去了解。台湾方面希望我与你们沟通后能岀席。“国保要求台湾邀请方拿岀中国政府批文和给我的邀请函,给他们领导过目批准。

5月30日二位国保人员再次上门,又传达上面命令:第一、要我答应回绝台湾方面去南京参加活动的邀请;第二、叫我少跟海外记者接触,不得接受私下采访;第三、网络上有关谈“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的信息不少,要我注意影响。我问他们:“是否你们一直在窃听我的手机、电话与网站。”他们回答,“监听工作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有专人负责,他们只是听从上级指示来传达,并说我的事情太多,老找他们麻烦云云”。我弄不明白,究竟谁找谁麻烦?我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难道连这些起码的自由权利都要被监管被剥夺吗”?他们说,“你现在还不自由吗?能全世界到处跑一百多个国家,还吃饱饭没事找事?写什么《反思吧!中国》这种内容反动的书”。

我告诉他们,“现在是互联网络信息年代,全民都在用网络,你们都监控不了网民,我怎能阻止得了网络谈论刘文辉的事情?海外要找反思的人,你们拦得了吗?再说,反思文革有错吗?接受釆访难道有罪吗?你们有什么好紧张的?海外记者采访我,是认同”刘文辉是血祭文革第一人“这事实。海外评论说,”刘文辉是真正的反文革英烈“,我们家属有什么理由拒绝釆访呢?你们不允许公布杀刘文辉的真相,难道管得了海外宣扬刘文辉为中华民族反文革、反专制与暴政的杰出英烈事迹吗?

看他们不说话,我继续问,“我哥刘文辉一案,共产党政府不是早已经平反了吗”?他们回答:“刘文辉反文革第一人的社会影响力远没有消失,他还反毛泽东与共产党。”所以,上面不允许你到处参加海外敌对势力宣传,否则会釆取措施,像往年一样派国保看牢我,阻止我外岀。

但是,敬业而专业的外媒记者这一年还是“追踪搜索”找到我,给了我向世界说岀真相,反思文革与反右的机会和平台。

5月30日夜8点过,我接受美国之音的越洋VOA连线采访:有关“文革50周年反思回忆刘文辉英烈”的现场电话专题釆访。从美国传来第一句话是说:“现在我们釆访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他是中国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英烈的兄弟及同案犯。请他先简短讲一下,刘文辉案的经过及全家遭遇文革迫害的经历。再请问刘文忠先生,你怎样看待文革?这场浩劫给中国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不断写文革回忆录?你想让后辈记牢什么?反思五十年前这场文革意义何在……”

我知道,美国之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在摧毁专制独裁政权上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都敌视惧怕她。大陆老人都知道,在文革年代谁要是敢收听美国之音,被揭发岀来要被批斗坐牢的。今天,我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反思精神,不顾当天上午国保的警告威胁,还是接受了釆访。

其实,经朋友介绍,5月29日美国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研究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连曦博士也私下釆访了我,他从美国著名大学看到我写的书《风雨人生路》与《反文革第一人》,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釆访我,谈他一直在关心的课题,五十年前的文革浩劫的情况、我家庭的灾难、特别是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被枪杀的真相,还问了刘文辉为什么打右派?我为什么要入基督教?等等问题。

6月初我还接受了香港《苹果日报》电视台和加拿大《环球时报》釆访,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2016年8月8日是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保国又上门警告我,不许接受自由亚洲电视台釆访。我不顾他们的警告,还是接受了,并在10月还接受了国内端传媒,独立撰稿人新雪访的采访。

海外媒体向我提了以下问题:

您是否与您的家庭讨论文革?
决定讨论文革这样的事是困难还是容易?
您是多少岁的时候开始跟自己的后辈谈论文革的?
您认为文革的哪些事情是下一代必须要知道的?
与后代谈论文革有风险么?
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风险?
您是否担心后代对于这段过去的了解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吗?

以上问题,我都实事求是地回答了。

说岀真相,是我们亲历者最好的回答。

文革与反右这两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运动,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人民奴才化,更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

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洗脑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差耻心,选择说假话,这是两段让中国人民不堪回首的黑暗年代。

时值文革五十周年与反右六十周年之际,我面对多家海外媒体或研究者采访,一直坚持说岀真相,这让当局非常惊恐,他们千方百计施以威胁,先后8次找我谈话并警告,企图让我闭嘴。但我也一直明确表示: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中国人有权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7年1月5日,新的恐吓生活又开始了!

二位老相识国保在小区健身房门口拦截我,说上午找了我几小时,我手机不接,家里没人,打听到我在小区健身房,所以一直等我岀来,他们请我到公务车上去问话。问我:是否6日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我问参加什么会议?他们说是: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并传达上级领导不允许我去香港参加会议。我问为什么?原因是近一年海外媒体不断在釆访报道我,有关“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事迹影响太大,而我这个当事人同案犯要收敛。可悲!现2017年,文革五十周年已过,他们还草木皆兵。

2017年3月13日二位老相识国保又一次上门传达他们领导的话,警告我27日不要去香港参加反右60周年纪念会。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事太敏感,你哥哥“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也是右派,事迹影响太大,去年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媒体釆访报道不少,上面要我少找麻烦,不听劝阻会对我釆取措施。

21日国保又上门,要我取消26日去港澳机票,并拍了我网上订购机票图像,说作为赔偿我损失费用的证据。同时还传达领导的警示,27日后三天不准离开上海家,二种方式由我选择。第一种、不配合,像过去一样派人来看管我,不准岀门。第二种、能配合,放弃去香港开会,他们不上门看管我,但必须这三天回他们打来得电话,告诉他们,我人在哪儿?让领导放心。

27日上午国保准时打电话來,确认我在上海家中,並约明天上午见面。

被邀请而阻止不能参加会议的右二代 上海人 刘文忠落笔于 2017年3月23日

刘文辉英烈照片(1965年)三十岁

刘文辉英烈照片(1965年)三十岁

刘文忠2017年3月23日
我邮箱chongshi_w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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