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秦城监狱是中国的缩影——袁凌《秦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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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

秦城监狱(网络图片)

《秦城国史》是一本险些被扼杀在抽屉中的著作。香港出版人鲍朴曾对媒体披露,他在出版此书的过程中,合作多年的香港某印刷厂拒絶印刷,发行方面亦表示有困难。印刷厂和书店都不跟他合作,他处于产业链中间,上面拒印、下面拒卖,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经崩坏。后来,鲍朴找到一家小型印刷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此书问世。那么,共产党当局为什么会害怕这本书呢?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出一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这是让中国知识人感到羞愧的事实。然而,即便不能修建一座当代中国的哭墙,也可以先冶炼出一块小小的马赛克。身在中国的作家、记者袁凌顶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完成了《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这是一部另类的、微缩版的当代中国政治史,倘若法国思想家福柯还在世,读到本书中的材料,其“监禁与规训”的理论或许会更加丰富与深邃。记者及报道文学作家钱钢评论说:“在对秦城监狱本身考察的翔实度和准确性上,现有的著述无出其右。”今天中国的读者,与其去读那些漏洞百出的盗墓和穿越题材的小说,不如读这本以口述史和文献研究的方式、耗时十年写成的《秦城国史》。

中共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秦城是一座苏联式的监狱。中共从国民党那里夺得天下,并非单单靠自身实力,而离不开苏联“老大哥”明里暗里的帮助。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斯大林,签署卖国条约,讨要经援和技术。苏联第一批援建中国一百五十七个大型工矿、军事、交通等项目,对外公布一百五十六项——双方有意掩盖的一项,就是秦城监狱。据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秘书邢俊生记载,秦城监狱从建筑图纸到管理制度,都由苏联人一手规划和传授,它是苏维埃体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混血产儿,是按照“社会主义模范监狱”理念来建造的特殊项目。果然,在以后的岁月中,秦城监狱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一座监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囚徒从中越狱。

秦城监狱的囚徒当中少有无名之辈,它关押过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从最初的国民党高级战俘杜聿明和沉醉等人,到作为该监狱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及前后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彭真与陈希同;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从左翼文人胡风,到藏人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到六四时拒绝执行开枪命令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从学运领袖王丹,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作为“正国级领导人”被关押于此的则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人作茧自缚、罪有应得,有人却光照黑暗、彪炳史册。经过漫长的秦城生涯,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大彻大悟,有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学”毕业生的名单,若一一罗列下来,比黄埔军校、北大清华还要多姿多彩。

请君入瓮:谁能脱离绞肉机?

秦城监狱是“中国的古拉格”的缩影,长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是秦城监狱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冯基平是罗瑞卿的得力助手,具体负责秦城监狱的修建项目。中共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冯基平是绞肉机上一颗忠诚的螺丝钉,但他的忠诚并未让他幸免于难。文革当中,冯基平未经审判便被关押在这所他主持修建的监狱中长达十年之久。同囚者因吃不饱,埋怨冯当初将伙食标淮定得太低。冯尴尬地解释说,当初没有想过犯人要吃饱这个问题,现在十分后悔,如果标淮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饱肚子。在狱中,长达四年半时间裡,冯基平被加上脚镣手铐,精神失常后,并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注射。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共给冯基平平反。地点就在当年宣布逮捕他的首都体育馆,而宣布平反的人竟然是当年在大会上宣布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此种戏剧性,恐怕连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也会为之瞠目结舌,难怪袁凌以“卡夫卡寓言”来命名这些“秦城故事”。

更让人不寒而慄的是,在遭受诸多惨无人道的虐待后,冯基平并未从自身经历中悟出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更没有致力于改变公安系统之苛政。相反,他疯狂报复那些迫害过自己以及其他翻身高干的监狱管理人员。一九七七年,冯基平奉彭真、罗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统“沾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和审讯员,对其中的十七人内部审讯后秘密枪决,并向他们的家属宣布为“因公殉职”。操作绞肉机者,最终被绞肉机粉身碎骨,并成为绞肉机的新动力,这就是中共体制最邪恶之处。

《秦城国史》中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学毕业生”的回忆录。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曾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这座活地狱中的亡魂。王洪文不曾写下回忆录,但林彪集团成员、原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了王洪文在狱中所受的种种虐待,这是其暴毙狱中的根本原因。王洪文亲口告诉邱会作,专案组对其施加各种酷刑,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王洪文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有一次,邱会作亲眼看到王洪文因身体衰弱摔倒在地,狱卒不许旁人前去搀扶。几分钟后,王洪文挣扎着站起来,已是血流满面。在“文革”后期火箭式窜升的王洪文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王洪文在狱中的惨状,仍然让常人生出测隐之心。一个制度不能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当然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权。

毛泽东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残酷斗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发动政变重新掌握权力的“老近卫军”代表邓小平则动用司法系统加倍报复王洪文等人。邓与毛的手段同样卑劣、同样下流。邓小平对监狱中的王洪文赶尽杀绝,当然也会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倘若《秦城国史》一书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出版,当时的大学生看到此细节,就不会对中共心存幻想,最终无辜丧生了。

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扛

一九八六年,在邓小平“垂帘听政”下,赵紫阳“不完全执政”,啓动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其中,作为司法改革重要部分的,就是将监狱系统由公安部划归司法部管辖,以改变原来的监胜合一体制,健全司法体系。但是,秦城监狱成为惟一的例外,就连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都不能改变秦城监狱隶属公安部的“特殊身份”。而赵紫阳更不会想到,三年后他最亲密的助手鲍彤会成为秦城监狱的囚徒,他自己也差点被送进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隶属公安部,决定了它是一处“法外之地”。周永康垮台之后,有人研究中共历任公安部部长的生平,发现绝大多数公安部长都曾身陷牢狱甚至死于非命。一九六五年,文革红人谢富治接替罗瑞卿掌管公安部,立即整肃公安部高官,八位副部长中有六位被关入秦城监狱。谢富治若不是在文革结束前期病亡,必定会被当作四人帮干将被关进秦城监狱。或许,《秦城国史》再版时可以补充两个章节:一是坐过秦城监狱的牢房的公安部长的故事,二是秦城监狱历届监狱长的生死荣辱。

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究之作,而如同一部兼具魔幻、悬疑、侦探等特质的小说。最为难得的是,袁凌采访了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数十名不同身份背景的囚徒,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甚至采访到长期在秦城监狱担任管教干部的何殿奎。何殿奎是惟一愿意接受访问的秦城监狱管理人员,儘管他讲述的几乎全部是“正面信息”,但毕竟在铁幕上撕开了一道小口子。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秦城监狱的建筑风格与整体规划。它的主体是监狱,还设有形形色色的附属机构,自成一个“小世界”。《秦城国史》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其中若干人物的命运如过山车般起伏变化,挑战读者的想象力。即便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亦难以写出如此荒谬而残暴的情节。袁凌仔细梳理了被关入秦城监狱的数百名共产党高级干部及社会贤达,分出若干群体:夫人族当中包括两名“第一夫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先后成为秦城监狱的房客。王光美刚刚被释放,江青就被关进来,王光美后来专程到秦城监狱观看江青的监控录像,不知是否可以一解其家破人亡的恨意?秘书族更是阵容强大,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历任秘书班子和江青的秘书,如李锐、师哲、陈伯达、阎长贵等人。将军族则有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海陆空三军齐备。作家教授族有丁玲、田汉、吴晗、叶浅予等人。其中,有一些人坐过军阀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最后发现共产党的监狱最难坐。

在习近平、王岐山展开反腐大戏之前,秦城监狱一度“门前冷落鞍马稀”。自薄熙来以后,这裡逐渐变得人声鼎沸,迎来作为落马高官“集体宿舍”的黄金时代:政治局常委、正国级领导人周永康,副国级领导人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省部级干部则数不胜数,还有央企掌舵人、军队将军等曾经“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流人物。过去,人们常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如今,这句话不妨改成,“到了秦城才知道自己官小”。虽然大部分落马贪官在法庭上认罪,但很少“心服口服”,心态跟被江泽民搞掉的陈希同一样:我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是“国事犯”——而中国的法律辞典中从无“国事犯”这一说法。

访旧半为囚,叹息热衷肠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监狱在中国极权体制中是一个发挥着世纪作用的独特机构。最确当地说,它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却隐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个重大的关键,可以引导我们去真正认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秦城监狱,就如同拿到一把打开中共政治谜团的钥匙。

秦城监狱之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宛如巴士底狱之于路易十六的法国。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几经嬗变,逐步放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改以光鲜的“权贵资本主义”。然而,秦城监狱还在,且人满为患,足以说明中共的列宁式独裁政党的本质并未改变。正如西方记者马德利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北京仍然维持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政权许多该有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铲除或阉割了政治对手,废止了司法和新闻自主权,限制宗教和民间社团活动,抹黑不同调的国家定位说法,中央集权,建立无孔不入的安全检查网,将反动分子打入劳改营。”

秦城监狱中的囚徒,除了失势的中共高官之外,还有一群真正的“政治犯”。袁凌采访到的“秦城大学毕业生”,大部分是这群与中共彻底分道扬镳的“异议分子”。六四屠杀之后,大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被关押于此,由此催生了当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异见运动”。此前,在八十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当中,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被最高领导人点名批判。虽然方励之第一个提出“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自我命名,但他们仍拥有体制内身份,思想上也未与中共决裂。直到“八九六四”之后,共产党的屠杀与秦城的磨砺才炼成了一批全身心的反对者。

秦城监狱并不比其他监狱更糟糕。总体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监狱尚能获得某种程度的优待。比如,刘晓波在“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很少谈及那段经历。他说,比起许多在地方监狱中关押的、饱受折磨的囚犯来,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在其第四次入狱之后,中共官方为掩人耳目,不让其再度入住秦城监狱,将其送到关外人迹罕至的锦州监狱关押。

也是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的著名记者、叶剑英之养女戴晴,在狱中除了坚持抗争之外,想到了五十年代即被关押在此的著名学者张东荪。张东荪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推手之一,是民盟高层人士,却因为反对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试图促成中国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且未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投毛一票,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折磨致死。日后,戴晴写出了张东荪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习近平掌权之后,除了党内清洗之外,对民间社会尤其是异议运动阵营的打压变本加厉。一个关于苏联的段子也可套用在当今中国:“如果你既聪明,又正直,还勇敢,那么,你不是坐过监狱,就是正在监狱,或者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如果你三种情况都不是,那么那三种品质你肯定缺一样。”当然,大部分人权斗士“没有资格”进秦城监狱,甚至没有经过正式的逮捕和审判程序,被秘密绑架、关押在“黑监狱”,中国法治的崩坏,离无法无天的文革不远了。

几年前,中共当局修建了司法部直属的燕城监狱。燕城监狱与秦城监狱仅一字之差,试图取代秦城监狱的功能。若秦城监狱退出历史舞台,会不会被拆毁、被毁尸灭迹呢?台湾民主化之后,爲实现转型正义,将昔日的政治犯监狱绿岛山庄和景美监狱等改建成人权园区,开放给社会各界参观,让其发挥人权教育的新功能。那么,在未来民主化的中国,若秦城监狱保留下来,它能完成类似的转型吗?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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