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文字
乌托邦，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2006 年冬，英国捷克裔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乌托邦彼岸》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上演，场场爆满，历史数月不衰。描写了十九世纪激荡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上空的革命风云。全剧时间绵延，从1833年直到1868年；场景辽阔，莫斯科、巴黎、德累斯顿、尼斯、伦敦、日内瓦等名城相继展现；人物众多，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格、科苏科、琼斯，马克思最后出场，他对赫尔岑、屠洛涅夫不屑一顾，以独白的方式预言俄国的未来：“会出现最后的大搏斗，历史的车轮的将最后一次转动，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在俄国流行，几百万人被中断的生命和并不伟大的死亡将被理解是一个更高等级的现实、一种更优越的道德的一部分，想要阻挡它是没有理性的。我能看到涅瓦河被火光照亮，河水变红，从喀琅施塔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滨，到处是挂着尸体的大树。”赫尔岑抗议道：“这个对人类祭品欲壑难填的辩证主义怪物是谁？是历史没有目的！没有剧本。历史每一刻敲响上千扇门，看门人都是机会。除了艺术和个人幸福的夏日闪电，没有别的安慰可以指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有可能，就是这一点，给了我们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马克思已经兀自走开了，撇下赫尔岑，他的妻子纳塔莉最后以女性的直觉惊呼：暴风雨就要来了！对俄国向来漠不关心的美国公众四处抢购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
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500 年前，托马斯·莫尔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鼓吹乌托邦人三大法规：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对权力和财富的蔑视。1533年7月7日，莫尔被英王亨利八世定为判国罪，英国法律史和文明史最丑恶的判词。“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353年后，1886年，天主教会为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把他列入“殉道者”，追封为圣徒。
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内拉《太阳城》、培根《太西洋岛》，从大同世界到王道乐土到桃花源到太虚幻景到太平天国，古今中外乌托邦方案不胜枚举。乌托邦总与鲜血相连，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基督教耶酥十字架。
乌托邦是一种极为虚幻、巨大、无形，无数人参予的神秘秘存在，公开信（有时是书简、传单、演讲）则是一种十分具体，个人化的，可以触摸、展读、收藏的文字形式。两者之间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当一个社会终于出现历史破晓时分的黎明，或当一个国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热和浩劫时，当乌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时就是公开信应运而生的时刻。
当自由久久不能降临，正义迟迟不能伸张时，公开信成为社会良知和历史正义的特殊使者。
当自由还没有君临欧洲时，但丁、拜伦、弥尔顿、伏尔泰、雨果作为时代的良心和乌托邦理想的代言人，不断以公开信的方式抨击专制黑暗，呼唤理发和人道，斯辩左拉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1897年，左拉在法庭面对骄横的法国总参谋部和整个军界以及狂想的爱国主义者，为德雷福护。他的誓言早已成为法兰西世世代代引为骄傲的历史回响：
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及信誉作保证！面对代表人类正义和国家具体化身的裁判席，面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以我40年工作的经验和所换取来的信誉，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假如德雷福斯不是无辜的，愿世界万物化为乌有，愿我的作品腐朽。我现在仅有的只是崇尚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我相信我能克服这个难关，我决心不使我的国家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在这里，我可以被判罪，但是我相信法车感谢我曾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
当种族歧视折磨着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之邦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前对美国贡献了他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甚至现是不平等的密西西比，也能变为自由与平等的绿州。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仍然对黑人活动横加干涉的阿拉巴马州，就在其统治者拒不取消种族歧视政策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将能够与白人儿童如兄弟姊妹一般携起手来。
当世界各大国陷入核军备竞赛，人类在核阴云笼罩下面临集体毁灭的时候，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罗素向美、苏、英、法、中、加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中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
普希金在阅读《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一直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评论说，这是整个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俄罗斯在20世纪的叹息和祈祷。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是比988年基督教传入俄国更重大的事件，1492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都主教左西马致信伊凡三世称，莫斯科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东正教帝国的新首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宣布莫斯科是新的罗马，是罗马和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王公们从此被赋于一个崭新的使命，把俄罗斯建成新的基督教帝国，新的黄金时代从此属于俄罗斯，上帝的意志从此降落在莫斯科。伊凡三世征服喀山后正式自封为“沙皇”，即把罗马凯撒和蒙古大汗结合起来的世界新兴国家最高统治者称号。
但是，俄国的历史现实每天都在玷污这一使命。征服、战争、入侵、暴力一千年来一直主宰和塑着俄罗斯。
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十二月党人后，广施暴政，利用警察、宪兵、禁卫军和官僚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兵营，对外与波斯和土耳其交战，又出兵华沙，扼杀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俄国御用文人陶醉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祖国及其统治者，鼓吹俄国的盛世已经到来，连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也一度失察，认为俄国中兴有望，尼古拉幸臣本肯多夫把官方的观点概括为三句话：俄国的过去令人惊叹，它的现在无比辉煌，它的未来必将使最大胆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 年9月30日，《远望镜》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刊登《哲学通信》第一封。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封公开信，拉开了长达二十年的关于俄国历史性质、道路和命运的大辩论的序幕。这封信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对俄国历史、民族命运、宗教和现状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抨击，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来郁积在俄国精英内的苦痛和愤懑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泄。恰达耶夫的原则是：我宁愿鞭鞑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让她蒙羞，——只要不说假话。
恰达耶夫这封用法文写成、由别林斯基译成俄文的书信体文章指出，俄国的历史最初是残暴野蛮，然后是愚昧无知，接着是令人屈辱的异族统治，这种统治精神又由我们民族当局沿袭下来，这就是俄国青春期的辛酸史。
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一个精力充沛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我们来到世间好像一群私生子，没有家世，没有遗产，同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毫无关系。俄国文明最可悲的地方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国度、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不如我们的民族中间，早已成为老生常谈”。
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的存在仅仅为了给世界提供教训。“他提出了著名的俄国”不言症“，”俄罗斯在道德上出现了空白，人类的普遍法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除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
恰达耶夫盛赞西方，从某种程度上，天国已在西方世界成为现实，因为西方意味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凡是为最终建立人间天国所需要的一切，西方无不具备。
恰达耶夫这段雄辩却夸大的对俄国的控拆，是俄国漫长黑夜中放出的第一枪，恰达耶夫对俄国深深的失望痛苦和强烈的自我否定，获得了俄罗斯真实而宝贵的自我意识，是俄罗斯思想发展的独特辩证法，俄国的全部历史哲学都将回答恰达耶夫的问题，正是这种绝望和忧伤，孕育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罗蒙诺索夫的智慧和普希金的天才。
恰达耶夫被斯拉夫派定为俄罗斯祖国的叛徒，正是这名俄国叛徒不仅表达了一半俄国真理，而且刺激了斯拉夫派的灵感和意志。他在《狂人的辩护中》公然挑战俄国人的爱国主义：
“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不是经过祖国，而是经过真理走向天堂。
《哲学通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连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被遮蔽了。俄国上下不分贵贱、贫富、智愚、僧俗、老少，同声诅咒唾弃这个胆敢亵渎俄国的狂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官方组织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地暴力惩罚，俄国文坛和思想界的权威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纷纷撰文谴责恰达耶夫。1836 年10月21日，外国宗教事务司司长上书指控作者罪不容赦，尼古拉一世直接干预，《望远镜》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流刑，审查官被撤职，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监管，并且勒令他“永不写作”（以这种办法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开俄国和世界历史先河）。
对俄罗斯人的命运深怀忧虑、甚至预言俄国将在20世纪被魔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了大俄罗斯主义特别代表的角色。陀氏的公开信，是他的感动和震撼了无数俄国人的长篇小说。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请不要误会，陀氏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最卓越的表述者，同时他也借卡拉马佐夫之口，表达了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复杂关系：“一个俄罗斯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思想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活着，这事实就是：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是不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和世界。”“我想去一趟欧洲，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墓地，但却是最宝贵的墓地。有价值的死者躺在那里，墓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载明过去那炽烈的生活，载明他们对自己的功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科学的热情信念。我知道，我将吻那些石头，并在它面前流泪。”
无论西化派或斯拉夫派，都是俄国优秀、有教养的精英，他们对俄国的感情和拯救热忱，都充满着殉道者般的虔诚和彻底。两派都热爱自由，富有人道精神，热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派把俄国当成母亲，而西化派把俄国当成孩子。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虽然激烈，但并不带有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性质，双方也没有闹到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而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赫尔岑曾把他们比作是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然而，俄国统治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
俄国民粹派在“到民间去”失败后，走向个人牺牲和恐怖暗杀，同时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民竟报》宣言，他们对工人阶级、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农民、马克思，对俄国所有重大问题都以传单和公开信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原则。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致亚历山三大三世皇帝》公开信，原信印在羊皮纸上，投在涅瓦大街邮筒里，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公开信要求一，大赦政治犯，二，由全体人民重新审查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公开信“向祖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旦新沙皇独裁和镇压，民意党人就立即放弃暴力，绝对服从由自由选举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坚持对刺杀其父的民意党人执行绞刑。托尔斯泰夜不能寐，他立即致信沙皇，“在上帝和祖国面前，新沙皇站在十字路口，假如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处死他们，你只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却要永远失去这个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务之中。
宽恕！以善报恶，那么，一百个作恶的人当中，成打的人会从魔鬼那里转到上帝这边来，看见一个被谋杀的父亲的独生子在如此可怕的时刻，从宝座上表现出的善的榜样，千万颗心会因快乐和感动而颤动！
皇上！假如你愿意这样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钱，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然后用“只是我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几个字作标题写一篇宣言，假如你这样做，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可是我，可怜的臣民，愿意做你的狗和你的奴隶！每次听见的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动得哭泣，像我现在正在哭泣一样。可是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知道一听见那几个字，慈悲和爱将像洪水一样涌出，流遍俄罗斯。
亚历山大三世对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置若罔闻，五名刺客被判绞刑，不难推测，作为弟弟的列宁在1918年捕获尼古拉二世后，为何要把沙皇全家处死。
后来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参予刺杀亚历山大三世，与1887年3月1号被捕，5月8号被绞死。
俄罗斯弥赛亚救世精神在20世纪初被彻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乌托邦永远成为历史，同时，一种新的，据称是真正神圣的弥赛亚主义、真正伟大的乌托邦，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在我的历史视野中，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是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上在俄罗斯进行的，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一半人类都深深地卷了进去，其中包括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并且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了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人们料想不到，到了20世纪末，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新俄国的新弥赛亚主义与旧俄国一样，更是一场血腥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内战、饥荒和西方国家武装干涉，同时面临来自共产主义者内部的置疑。
1918 年，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发表《论俄国革命》指出，“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怖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干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列宁对卢森堡的回答是，所有欧洲革命家在俄国革命面前都还是小学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9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9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9日已不远了。
列宁的回答众所周知，考茨基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在苏联创建“第三国际”。
列宁最恼怒的，是被孟什维克抨击为“乌托邦”，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与老战友索罗蒙发生过一次经典的“乌托邦辩论”。索罗蒙对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给俄国造成的和将要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列宁以他特有的“雄辩”回答：
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而是正在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俄罗斯将是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啊，你在耸肩膀！不过你会更加吃惊的！问题还不在于俄罗斯，对俄罗斯我并不在乎，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我们正在通过这个阶段走向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以公开信方式对俄罗斯未来表示担忧的，正是列宁本人。1922年12月23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系列信件，提出，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列宁是先知），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为什么没有办到？），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岂止于此！），“又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莫名其妙！），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对于整个国家呢？）。列宁认为，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岂止于此！）。第二年3月5日，列宁还给斯大林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就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进行歉，否则断绝个人关系。
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无法推论，如果不是斯大林，而是一个如列宁所愿，一个“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布哈林，俄国革命的前途会是什么样。
列宁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他肯定想不到，斯大林的统治，把俄国带进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苏共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写下《让历史来审判》，副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83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启蒙书之一。
我是一个十分健忘的人，但《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关于俄国苦难和罪恶、尤其关于天文数字般死亡的数字，使我难以忘怀。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连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 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从1919年到1934年全部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多人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俄罗斯各州执行委员会90％遭到破坏；1934年乌克兰45万党员到1938年减少到28万；格鲁吉亚共产党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644名代表中有245人被捕；白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决。
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众多在莫斯科避难、受训、工作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是：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贝拉·库恩、波兰共产党总书记万里昂·列申斯基、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贝格利曼·安维尔特、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别尔津·伦茨马尼斯、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阿·苏尔坦、墨西哥共产党领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穆克尔德日、恰托帕德赫亚，大批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荷兰、美国、巴西等国的共产党干部都被镇压身亡。1939年9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条约之后，斯大林把被盖世太保追捕逃到苏联避难的约六百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交给了希特勒。（其中一部分竟幸存到战后，而留在莫斯科的近二百名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却全部被处决。）
1917年曾在拉兹里夫的草棚中掩护过列宁的彼得堡工人叶梅利扬诺夫、同年护送列宁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并为掩护列宁生命负伤的瑞典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普拉廷也未能逃脱逮捕，后者坐过沙皇俄国和贵族罗马尼亚的监狱，在佩特甾拉的刑讯室受过刑，关过科夫诺的苦役要塞，还被关押在柏林的矛比特和瑞士的牢房。但是，这位有大功于俄国革命、久经考验的欧洲革命家却死于苏联卡尔戈波尔集中营，他在这里锯板条和编筐子，并忍受严刑拷打，直至咽气。
请允许我把作者在1989年再版前言的话引用如下：
伊·爱伦堡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伤害的是思想还是人？不，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是我这一代的人。”
这个说法不对。斯大林时代的违法行为既对人也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给以沉重的打击。凡是珍惜这一思想的人，凡是不愿意看到牺牲于残暴专横下的千百万人的死亡在我国历史上仍只是一场无谓的悲剧的人，都应当克服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害怕说出真相。麦德维杰夫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斯大林暴政对俄国一个世纪的理想和欧洲几百年的乌托邦的理想的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遭到沉重打击。
在斯大林主义最残暴的1937年，不断有党内高层人士以公开信方式与斯大林绝裂，虽然不能阻挡俄国悲剧，但仍有特别的历史文献价值和道义价值。
1919年入党、红军最高军事指挥中枢负责人之一──军事工业研究所所长、1937年在欧洲负责办理苏联军事订货的克利维茨基将军在巴黎发表《公开信》，声明：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秀代表被作为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暗探”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和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像对付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的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巴尔明致信给《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声明：
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为了那些至少至今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对那些假造出来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议。现在我在想，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天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
1937年7月，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海军副人民委员、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苏共著名政论家、外交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获知他已被宣布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后，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声明：
斯大林，你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转木马上转圈……
乌托邦的降临总伴随着无尽的期待，欢呼，激情，勇气，牺牲，乌托邦的消失则留给世界长久的沉默、衰恸和失望。
列宾的《不期而至》曾经让无数俄国人热泪盈眶，但是当几百万斯大林的牺牲品从监狱释放回来时，前苏联竟然再也画不出一幅可以接近列宾的作品。
请以列宁在其遗嘱中称誉过的俄国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布哈林为例。
布哈林，这位苏联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首席发言人，苏联党、政府主要决议和正式声明的权威起草者，《真理报》、《消息报》主编，苏联科学院创始人，苏联宪法主要撰稿人，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经济家，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颇有建树的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派的领袖，能研读康德和歌德的德文原着、能用法文朗诵莫里哀和孟德斯鸠、能以拉丁语解读荷马和凯撒、还能借助古希腊语欣赏埃斯库罗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这位曾多次坐过沙俄监狱、在欧美各国流亡多年的革命家，这位亲近自然、热爱生活，在博物学、昆虫学和绘画艺术上造诣颇深，在早期革命家中，具有人文修养、有人情味、富人道精神的“全党所喜欢的人”，竟然惨死在鞋匠酒鬼出生、只读过几年神学院、犯有刑事前科、只短暂地出过一次国门、不懂一门外语、对欧洲文明和人类社会几乎惘然无知的斯大林手里。
1938年3月15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布哈林与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内务部地下室被枪杀。临刑前的布哈林早已对年轻的妻子口授了他的最后遗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呼吁，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中还应包括这一项义务：驱散滔天罪恶的乌云，它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越来越嚣张，象火焰一样越烧越旺，以致窒息着党的生命。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消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我的党籍。
布哈林死后，他的遗孀安娜·拉林娜在水牢里被关押了六个月，然后在劳改营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惨遭杀害、被毁尸灭迹23年后，拉林娜和离散多年的儿子尤里才首次向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申请，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赫鲁晓夫屈服于国内外压力，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位良知未泯的苏共总书记晚年曾为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过后，1977年，他们再次向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请，再次被拒绝（1965年，列宁的战友和秘书斯塔索娃和另外几名老布尔什维克曾致信苏共中央，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们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复）。
1978年3月，布哈林惨死40周年前夕，绝望中的拉林娜让儿子转向意大林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请求这位欧洲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英国“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很快收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一场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开始了。欧、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为他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苏联当局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又过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后一次向苏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最后一任总书记）致信：“…我提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1937年2－3月中央全会时，他已预感到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知’。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的力量，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
1988年6月，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之，该学期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出版的《消息报》热烈赞扬该项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謦竹难书。”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诞辰100周年、蒙难50周年之际，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党籍。
1987 年11月7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1989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宣布：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试验已告失败。
在无尽的惊愕、茫然、惆怅、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遗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两幅油画，克里米亚的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积雪的群峰。将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难、期待，将近一百年的奋斗、牺牲、悲剧，到来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再请以一桩与末代沙皇和列宁本人有关的历史为例。
1918 年7月16日，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乌拉尔叶卡捷琳堡苏维埃和赤卫队下令，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们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长女奥丽加、二女达吉亚娜、三女玛利亚、小女阿纳斯塔西娅、幼子阿列克赛以及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诺夫。
1998年7月16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在斯大林死后，到苏联解体的38年中，俄国最有良知、勇气和智慧的人士，一再以公开信方式，对苏联最高当局和整个国家，提出告诫，发出预言。
1971 年3月5日，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致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客观精神，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原则性意见，最后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整个世界危机的一些方面密切相关，这些危机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不久以前的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等等。基于我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1973 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公开信，这位从古拉格群岛奇迹般生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与中国的战争、文明的绝境、俄国的东北部、意识形态、出路等重大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从十九世纪传入俄国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让它继续向东方吹吧（他不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俄国人为此付出了6，600万人的生命！他告诫说，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要遭殃，大帝国的自己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他最后说，“我今年55岁了，我所走过的许多道路证明：我不重视物质享受，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生活感受对你们来说是不寻常的，你们可以观察。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更大了。
从历史的进程看，苏联解体后的危机比1917年的危机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九十年前的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还能够维系，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特性、宗教和社会生活、信仰、伦理和传统还存在，东正教还有力地寄托着亿万俄国人民的灵魂，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正从专制主义的枷锁下挣脱，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和道德上还非常纯洁、高尚，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农民、市民、商人和工业家还保持着纯朴、同情心和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俄国的军人还准备为祖国和上帝而战。74年的血腥乌托邦，把曾为世界贡献了无数天才和大师，为弥赛亚救世主义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连根拔除了。
像苏联这样一个拥有毁灭世界的核武库的专制国家，它的崩溃，竟然没有带来世界性的震荡和末日般的大战，我只能认为，几百年间俄罗斯对真理、正义、善和救赎的精神追求，俄国的先知、圣徒们共同书写的公开信，无论是丢在邮筒里的羊皮纸，是地下状态的手抄本，还是在外国发表的印刷体，无论是传单、通信、口授、心口相传还是那些被查抄，被焚烧，甚至只在喃喃私语和半夜梦话中对俄国的忧伤、失望、期盼、祈祷、祝福，无形而有力地支撑着俄国，孕育着新的俄罗斯。
乌托邦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不会因为蒙受血污而殒灭，杰出的思想家蒂里希有句名言，拯救乌托邦的仍然是乌托邦。只要良知、性灵、勇气和智慧尚存，公开信就永远会出现。
1989年，萨哈罗夫去世，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久别二十年的祖国，他们的警告和预言一一应验了。索尔仁尼琴最后公开提出的希望是：
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然而，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闪耀着真正的光辉，千万别让它消失……
2007年4月15日
《纵览中国》April 2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