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每年4月15日开始，都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纪念活动的开始。今年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当年的那场学运，引来了很多网友，其中不少还是翻牆出来寻找真相的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关切。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釐清事实，见证历史，是我这个当事人最基本的职责，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将在这裡逐一予以回应。有相关问题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王丹热邮信箱，向我提出。）
1.请问老师 ，当时的事件是有受到国外力量以任何形式在后帮助与操作吗？
答：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没有任何国外力量在背后帮助和操作。为甚麽我这麽肯定呢？因为，“六四”之后，大批的学运组织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捕入狱，接受调查。以我个人为例，在整个运动时期，几乎每天的行踪，当局都有完整的记录，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预审官员都很清楚，可见当局对我和其他组织者，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清查。
我们都知道，中共最擅长抓住一点小事情，就把中国的反抗运动抹黑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如果他们在如此全面彻底的清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一丁点的证据，说明我们和所谓国外力量有所联繫，你不难想像，当局一定会大作文章，广泛宣传，并列为罪证。可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看1991年大审判的时候，当局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可见我写的《王丹狱中回忆录》），裡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国外力量”的问题。显然，当局投入那麽大的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我们的行为与“国外力量”有关。这等于从反面回答了你的问题。
2.纪录片说您是支持学生先复课的，可是最后运动还是被激进的领袖领导了。当时你们对如何退场是怎样思考的呢？有没有考虑过配合一下赵紫阳呢？或许可以和共产党博弈出一个好点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学生合作也会冒着很大的秋后算账风险。通常越激进越容易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导致最后被最激进的劫持了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对手，想一下击倒对方不切实际，最后就是悲剧发生。
答：我完全同意你后半段话提出的判断，就是说，就算是学生在当年真的撤出了广场，真的作出了妥协，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事态就会完全平息下去，中国的局势就会稳定。认为学生撤离就天下太平，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的臆测。
然后我来回答你前半段的问题：在学运发生以后，尤其是运动的后半期，一些主要的运动协调机构，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退场机制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党内的改革力量，但是配合也需要对方能协同行动，遗憾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解决学运问题的中共党内力量，不可能跟我们协同行动。因为当时的中共，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独裁的人治体制，赵紫阳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副主席，但是邓小平一句话，就剥夺了他的决策的权力。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儘管经过一再的努力，也无法推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答应学生的任何一条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当时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即使我们这些组织者希望转换运动方式，但是如果学运的基本诉求完全得不到当局的任何一点善意的回应，我们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结论就是，妥协是双方的行为，中共强硬拒绝抗议民众的所有诉求，不给妥协的可能留下任何一点空间，这才是导致学生无法退场的根本原因。
来源：RFA
分辨真偽以後，共匪所謂“兩彈一星”功勛只是為虎作倀的妖孽，不知所為的豬狗。公有制經濟層面上，被剝奪了一切自由權利，生養幾個孩子的生育決策權都被剝奪，仍舊勤勤懇懇勞動改造，只是拉磨的蠢驢。躺在狗屁社會主義“國家”，作出零成績，乃至破壞生產負貢獻，拒絕給惡魔磨刀，才是智慧表現。“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哪些貪婪之輩，從來不看狗屁“人冥幣‘法’”相關條文，絕不會思考，提出問題，“溫的強刺激，強的溫刺激”，沒有民眾授權的四萬億投資拉動，是真幣還是假幣；沒有民眾授權，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謂人冥幣，是貨幣，還是有價印刷品。如此愚昧無知，不學無術，為了仨瓜果倆棗，蠅頭小利，起早貪黑，奔忙勞役，乃至賠得傾家蕩產，揹負一輩子還不起的債務，當然是咎由自取，不值同情。
共匪雄縣轉移也有防備作用，條件成熟後，設想應對，“鉛刃貴一割”，要麽不動，一旦發動，別說匪酋跑到雄縣，就是連夜脫逃，逃竄西安，也得被中國民眾抓獲審判，承擔指揮有組織罪犯暴力攻擊民眾罪責。
補充：民眾覺悟比共匪偽政權經濟徹底崩潰還要重要。民眾覺悟是果，是必要條件，如同一塊兒燒紅了的鐵，共匪膽敢伸左手，就廢左手；膽敢伸右手，就廢右手；兩隻骯髒的狗爪子一起伸出來，那就把毛糞鄧奴一起廢掉，即便它們伸出第三只手吧，照廢不誤。
共匪經濟總崩潰也罷，民眾爲求活路站起革命也罷，只是因，是充分條件，如同燒紅鐵塊兒的焦煤，空氣。
只有拒絕承認沒有民眾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偽政權，蔑視禁止民眾選擇的共匪偽政府，而後才能唾棄，以種種有形無形的方式方法長久抗爭，爭取固有自由与權利，覺悟民眾，燒紅鐵塊兒，等待時機成熟，摧枯拉朽，乾坤一擊，徹底埋葬奴役壓迫共匪偽政權。
對於沒有民眾授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偽政權，禁止民眾選擇的共匪非法偽政府，首先是不承認，而後才是嘲弄，唾棄，抗爭，之至暴力革命。學生運動只是民眾政治抗爭的組成部分，街頭政治抗爭不是“大課堂”，而是隨時可能演變成中世紀戰爭的“大考場”。一知半解能做到慷慨赴死就是好士兵，深明大義能夠從容就義才是好將帥。倘若稀裡糊塗，還以馬列偽政權爲中國，以共匪犯罪團伙爲政府……不才只能嘆氣了。
當然，不才並非認為當年退卻不對，而是倘若民眾認知稍稍能夠區別真偽，懂得“不自由，毋寧死！”的真切內涵，倘有一二將帥之才，早就革命成功了，當然也就無需退卻。
未來兩個必要條件：民眾覺悟，共匪經濟崩潰。即便革命戰爭也是必須在戰火紛飛中覺悟民主，如此才能光複中華，民族復興，步入民主法治正軌。共匪經濟崩潰之後，民眾入不敷出才會困而思考學習，朝不保夕才會被迫求生革命。倘若共匪經濟尚未崩潰，貿然而動非但對自由民主無益，一旦民眾生活品質下降，反而有礙徹底鏟除共匪，清除馬列。眼光放長遠，越是時機即將成熟，越要穩住，否則功虧一簣。
馬克思不是中國人，列寧不是中國人，馬列主義不是中華文化；
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馬列主義爲政治基礎，沒有民眾授權的非法偽政權，根本不配自詡中國。
主權在民，民眾政治抗爭，乃至於武裝暴力顛覆非法偽政權，推翻共匪偽政府，生擒匪酋公開審判，就地殲滅抗拒民眾的共匪走狗，當然不是“反華”，更不是“反華勢力”，而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以及革命力量。
如果89年民眾普遍有此認知，共匪膽敢調黨衛隊進入北平城，那就沒有“六四”，而是光複中華民國，第二次共和的北平起義。
首先是認知，而後是行動，請王丹先生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部分多下功夫，幫助更多民眾循名責實，分辨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