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自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张耀杰按语：本文是笔名王思睿的陈子明先生于2007年为《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台湾版写作的序言，经赴美国养病的子明先生重新修改后，移用为新版《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的序言。该书2014年6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时，经过我反复争取依然没有署上子明先生的姓名。子明先生于2014年10月21日下午14时50分因病去世。在此表示真诚的感恩与悼念。】
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将要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作为比他年长的学友读者，我谈一点自己的一些看法。
张耀杰多年来围绕政学两界尤其是民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胡适当年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主体个人自由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民社会民主授权、公共权力宪政限权、国际社会博爱大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文明价值谱系。
张耀杰的民国史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向型的辨别异同、清理门户，就是说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作派、腔调，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有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思想界前辈，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上还带有严重的专断专制倾向，张耀杰查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较为清晰地呈现还原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那一代知识精英，事实上难以自我克制专断思维和专制习性的盲点误区、历史局限。
辨别异同、清理门户是外向型的据实甄别。与此同时还需要内向型的凝聚共识、积聚精粹。如果把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看成是纯而又纯的价值标杆，就连率先提倡这种价值观念的胡适本人也不能够达标合格，这就削弱了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积累沉淀的本土资源。只有充分挖掘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一种波澜壮观的社会力量，才能增强与人类共同体全面接轨并且最大限度地推动历史前进的自信心。有些人从整体上看并不是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时段或一些侧面却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正能量，我们就应当把它提炼升华出来，并且汇集到中国社会的本土化资源之中。有的人做过不少错事，最终却有所反思和补救，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就不应当被否定抹杀，譬如说晚年有所反思的陈独秀和最终放弃专制独裁的蒋经国。
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当时我就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中国社会过去二三十年间比较浓厚的追踪世界主流文明的步伐给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胡适在三十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六十年里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径罪错。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逆转；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持批判态度，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胡适和《新青年》同人基于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所鼓吹倡导的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劳工神圣、民主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总体上是正确和进步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北京《晨报》上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有所走偏；也就是跟着国际社会最为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价值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
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19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
胡适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的灵魂人物，他的所作所为过度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
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适从来没有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尽管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有部分契合之处。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民主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开明专制的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
应该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学两界的主流，是公然抵制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存在着。如何让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前就率先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普及推广为大多数中国人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还需要有更加年轻新锐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入探索，以便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合力。张耀杰的这本新书，只能算是小小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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