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全人类终点——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消灭贫富差距，消灭所有的阶级，追求人人平等，追求按需分配。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的人，我相信，对于上面的政治观点，一点都不会陌生。不仅不陌生，可能还非常的熟悉。因为无论政治课还是历史课，老师都会反复强调以上观点。
也就是说，不管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怎样一个情况，至少在中国，赞成或反对这个观点直接关乎政治的正确性与否，更进一步地说，要想在中国做到政治的正确性，你必须选择赞成。
正因为如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地主作为所谓的剥削阶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观点，必须就地消灭。消灭的方式是什么？没错，就是土改。
这也就是说，否定土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的执政根源，执政灵魂。显然，在现阶段，现今这个时代，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必然会导致官方的封杀。
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地主到底是不是剥削阶层？对此，国内已经有多名学者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得出了相对客观的结论，现总结如下：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显然，这样一种关系，和封建剥削毫无瓜葛，纯属租赁或者合同关系。
第二，地主也并非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假如地主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那么，农村的主要矛盾就应该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然而，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事实上，大部分的地主和当地的农民关系都非常融洽，有些甚至还很亲密。当然，不能否定有少数地主是黑心肠，类似“周扒皮”，但大多数时候，地主是中国基层政权稳定的基石，是皇权达不到的地方宝贵的自治力量。
第三，农村有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并非依靠相互剥削而形成。对此，著名学者杨奎松从以下三位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家族“发家史”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剖析。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
从以上三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家庭的发家史来看，他们之所以成为小地主，根本不是靠什么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或者奴役普通农民，而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来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说，天上根本不会掉什么馅饼。
所以，著名作家方方推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软埋》，对中国上个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提出质疑，也就一点儿都不稀奇了。这当然不是说，土改就一定错误，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地主阶层进行了妖魔化。而“一刀切”的土改政策和举措，导致上千万所谓的“地、富、反、坏”被错杀，带给当时中国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确需要认真反省。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软埋》一经发表，便立刻受到来自左派阵营的接二连三的诘难。在他们看来，《软埋》就是政治的不正确。甚至，还有所谓的哲学博士，将之上升到“颜色革命”的地步，恨不得一脚把方方踢进万丈深渊。恨不得把《软埋》这部小说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说来说去，对《软埋》到底持一个什么样的批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中国对历史污点持什么样的态度。假如，我们一定要强词夺理，把土改说成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场政治运动，那么，《软埋》的发表也就毫无意义。假如，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正确的认识，科学的态度，认为土改运动并非以往教科书所宣传的那般完美，或者说，认为土改运动对后来整个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那么，《软埋》的反思，才有可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进步。
也就在前不久，我观看了一部韩国电影，片名叫《辩护人》。据新闻报道，这部电影2014年在韩国，有超过一千万人次观看，可以说是举国轰动。而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由于专制独裁，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政治冤案。在这个政治冤案里，无论警察系统，还是检察系统，又或者是法院系统，无一不表现得荒唐而又滑稽。这个政治冤案，可以说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
本来，这个事情发生在30年前，距离现在的韩国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面，都已经没有太大关系，甚至很多人都渐渐淡忘。然而，韩国的电影人偏偏选择把这个冤案拍出来，结果也居然得到大多数韩国人的赞许。这就是说，韩国人时刻都在牢记和反思整个民族犯下的错误，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提醒，目的当然不是给政府添乱子，最终目的就是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新上演。
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不管土改也好，“文革”也罢，基本上都是写作的禁区。许多作家在提笔写作之前，首先就建立了一套自我审查机制，首先就告诉自己，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碰。方方如果不是拥有一个湖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软埋》这种对土改进行直接批评和质疑的文学作品，可能根本无法和世人见面。而事实也证明，在经过左派阵营密集式的“大批判”后，刚刚出版不久的单行本便被迫从书店下架。从此可以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二十一世纪都过去近二十年了，对于某些历史污点，我们仍然不能用平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相反，宁愿千方百计去隐瞒，去辩解，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乔装打扮。又或者以一句，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来进行推脱责任。
反思历史，就是为了推动历史进步。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历史经过官方数十年的反复宣传，有些出于早期政治的需要，已经距离真相非常遥远。如何一步一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软埋》为当代所有的作家树立了一个优秀榜样。还是那句话，一个阶层都消亡了，难道还不允许其保留自己的记忆吗？
2017年5月29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