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漏”了99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在2000年落到使用世界上最大语种的华人手中，这无疑可以评为当年华人文化圈的最大新闻。
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先生的获奖，已使所有的媒体和专家都大跌眼镜。高行健的经历和作品，在华人社会尤其是中国大陆也引起对诺贝尔奖的更大争议。2012年，莫言成为文学奖的首位中国籍华人得主，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至今是第117个年度。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某些年度停颁，文学奖共空了7年，空缺数仅次于和平奖(16年)。由于其中有4年是两人分享，因此至今共有113人获奖，第100年获奖的高行健实际上是文学奖的第97名得主，而莫言则是第109名。
诺贝尔奖设立时的非议
自诺贝尔遗嘱中有关设奖的部分公布起，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就不曾中断。十九世纪末年的欧洲，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被社会视为异端，反战运动甚至被视为叛国。因此，遗嘱中提出“颁奖不考虑候选人之国籍”，设立“和平卫士奖”，甚至奖励“取消和削减常备军”等，在爱国主义者看来，都属于“不爱国”的偏激观点。
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因旅行在外而无法参加1901年的首届诺贝尔授奖大典，很难说不是有意表示冷淡，尤其是联系到他在此之前一直极力阻止遗嘱的执行。
另一方面，诺贝尔的设想也遭到一些同样主张国际和平的左倾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著名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党领袖卡尔·布兰廷（Karl Branting）就曾认为，诺贝尔以金钱授奖的主意是“资本主义骗局”。有趣的是，这位社会主义者后来出任瑞典首相，与担任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的挪威人克里斯琴·兰格分享了1921年和平奖。
此外，在被委托的颁奖机构内，最初也发出过拒绝接受这项额外任务的强烈反对意见。瑞典文学院的两位院士曾发表声明说，接受此项任务将可能冲淡人们对固有职能的重视，使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实际上，这也是后人不断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
诺贝尔奖的颁奖结果更是各方非议的中心，围绕和平奖得主的争议最大，其次则是文学奖，各项科学奖相对平静得多，但也远不是无可非议。这里就以文学奖为例加以简要归纳。
文学奖“疏露大”
对文学奖的非议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疏漏大”，二是“政治化”。
关于“疏漏”批评也有两类：一是具体提出“被疏漏者”，二是泛指“被疏露地区”及其语种。
在不同时期，国际上的批评者都提出了一些“被疏漏者”名单，其中有许多公认的世界文学大师，华人读者比较熟悉的主要有：托尔斯泰、哈代、左拉、易卜生、斯特林堡、高尔基、卡夫卡、弗洛伊德、詹姆斯、斯宾塞、瓦莱里、乔伊斯、布莱希特、马尔罗、格林、庞德，等等。
在今年以前的113位得主中，83位是欧洲人或流亡的欧洲人──其中瑞典8人，其它北欧国家共8人，前苏联3人（得到官方作家协会认同的仅1人）；23位出自于使用欧洲语言的其他地区──美国（9，不包括3位美籍流亡人士）、智利（2）、南非（2）、危地马拉（1）、哥伦比亚（1）、墨西哥（1）、圣卢西亚（1）、澳大利亚（1）、尼日利亚（1）、以色列（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秘鲁（1）、加拿大（1），非欧洲语言的仅7人──印度人泰戈尔（1913年）、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和大江健三郎（1994年）、埃及人马哈福兹（1988年）、华人高行健（2000）和莫言（2012）、土耳其人帕穆克（2006）。因此，文学奖的国际性受到广泛质疑，亚非人称之为“欧美文学奖”，苏联人称之为“西方文学奖”，美国人称之为“欧洲文学奖”，其他欧洲人则对北欧得主过多颇有微词。
“被疏露地区”的较大语种有：中文（汉语）、印地语、波斯语、印尼语等。中文为世界最大语种，使用者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中国人在2000年前榜上无名达99年之久，这至少被国人看做是最大的“疏露”。
文学奖“政治化”
被作为“政治化”典型的，以前主要是几位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形势有关的文学奖得主：无国籍的前俄国流亡作家布宁（1933年）、芬兰作家西兰帕（1939年）、冰岛共产党作家拉克斯内斯（1955年）、被看做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的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和索尔仁尼琴（1970年）、亲共的法国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剧作家兼小说家让－保尔·萨特（1964年），被看做苏联御用作家的萧洛霍夫（1965年）、智利共产党诗人聂鲁达（1971）、美籍波兰流亡作家米沃什（1980年）、捷克流亡诗人塞费尔特（1984年）、美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1987年），法籍华人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和被看作中国官方作家的莫言（2012年）。
证明当年“政治偏见”的最雄辩的论点，莫过于将默默无闻的布宁获奖与赫赫有名的高尔基落选相对照。而西兰帕获奖的当年，正好苏芬战争爆发，世人很难不怀疑这其中有支持或至少同情芬兰的取向。此后，从拉克斯内斯到米沃什等，到高行健和莫言，左、右两派作家轮流获奖，从而也轮流受到对立两方的强烈批评。右派舆论对于颁奖给左派作家的主要指责是：放弃文学原则玩弄“政治平衡”，或是鼓励苏、中当局继续“缓和政策”的一场外交游戏；而左派尤其是官方舆论则断言：颁奖给右派作家是屈服于西方新闻界压力的结果，是一场“反共”、“反苏”、“反华”的政治闹剧。
以往最严厉的批评者认为：在东、西方对抗和冷战中，文学奖的颁发一直是为西方集团战略服务的文化工具。
因此，以《日瓦戈医生》闻名于世的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最初虽表示接受获奖，但后来却因官方压力而谢绝，不久即郁郁而终。萨特则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谢绝了获奖。
诺贝尔奖偏差之我见
诺贝尔遗嘱所指定的评奖机构都并非国际性权威组织，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评选结果无非是一家之言，偏差以至偏见都在所难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祗有五人，瑞典文学院院士也不过十八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最多也不足百人。人数越少，评判结果当然就越容易受极少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和平奖祗要有三个评委形成多数就能决定取舍，难免不偏差最大，或者说更易偏离世所公认的看法。
从客观上说，诺贝尔遗嘱本身就是一人之见，且有些定义又太过粗略。尤其文学奖颁奖标准祗有“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一句，且不说文学上的“最优秀”从来都是“萝卜白菜，各人所爱”，并无统一标准，这“理想倾向”更是可以任人各取所需。“救世济民”的宗教情怀是理想，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也是理想，维护现存秩序万世不变固然是理想，反叛现行制度标新立异又未尝不是理想。文学奖有史以来的争议主要就是由此而起。“理想倾向”最初被瑞典文学院的主流派诠释为正面歌颂“忠于王权、祭坛和现存秩序”的“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因此，象托尔斯泰、易卜生一类“宗教怀疑论”或愤世嫉俗的文学大师，理所当然不够资格。此后，有研究者指出，诺贝尔自己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于是强调“独立”和“个性”的倾向又占上风。
此外，信息传播和交流的不便，也对早期评选对象的广泛性和适时性带来极大的限制。更何况社会、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除的障碍。诺贝尔奖评委也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个人，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好恶和社会的偏见。
无论如何，诺贝尔评奖机构从来都祗是独立的学术性组织，历代诺贝尔评委基本上还是本着个人良知来进行评奖工作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服务于任何利益集团。而且，他们的评奖结果也在不断进步。
例如，和平奖的前六十年得主中，祗有一位非西欧北美人，而且还是担任国际联盟主席的阿根廷外交部长拉马斯（1936年），以及三位长寿的妇女；而后三十六年中非西欧北美人已达二十三位，女得主也有六位。
针对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国际上也有些人对数百名各国文学家和比较文学家进行过多次问卷调查，调查结论大同小异，即三分之二的得主被认为够格。瑞典文学院负责人表示满意，认为是“相当合理的打分”。公正地看，多数人也会满意这个分数。
总而言之，诺贝尔奖的公正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这也就是诺贝尔奖越来越被全世界所重视、所认同的主要原因。
（历史资料部分原载《生活周刊》1996年第23期，2000年10月12日后N次补充修改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