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这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的还是旅居英国的著名作家马建先生。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作家马建聊聊中国的1980年代、聊聊他在北京南小街53号的日子。这个马建当年在北京居住的小院，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蒙地，一帮又一帮的画家、作家、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哥们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经常来到53号聚会，其中包括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先生、以及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说到那些过往的岁月、那间又破又旧的房子，即使隔着岁月、隔着电话，我都好像看到了马建当年作为这间小屋的主人，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的样子。
记者：我想和您聊聊中国的80年代。不过一开始可以先聊一下您自己。我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您——“这是一个完全凭个人的感觉偏执地生活，并进行反常规的人生抉择的人”，您认同这样的评价吗？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我很好奇哪些人、哪些经历造就了您之后特立独行的个性？
马建：欧洲有一句话就是，每个家里面都会有一只黑羊，就是羊群里总会冒出个不一样的。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忽然想到了我的美术老师，他叫刘祥云。因为他是一个右派，他曾经画了一张画，在一个知了上提了几句话，就是这个知了叫得很响，但是他的肚子空空如也。那么，这句话把他打成右派。你想 这么一个右派老师，他经常带着我去海边画画。他把美感给了我，这点非常重要。然后你会发现，共产党它是反审美的政权。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青岛的海边游完泳，非常无聊地往家走，有一个老头子推着一车他搜集的废品，堆满了书。我当时也无所谓过去抓了一本，马上就看入迷，那是苏联作家叫莱蒙托夫写的小说。 而且每隔几十页就是插图，那漂亮的白纱裙子，那桦树林，一男一女在树林里的那种美感，天呢，我忽然就被迷住了。我跟那个老头说这本书 我要了， 老头死死抓住，在街上大喊，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绝对不卖给你。最后我们两个就在街上抢那本书， 最后老头同意了，我说我只是把插图撕下来。从那以后，我发现那就是我写作的启蒙，我不是要把拆开的书再合起，也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从那天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失落，什么叫失败。你知道莱蒙托夫也说过，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也比 整个民族的历史重要。然后你知道了失败，你就会发现悲剧意识，就会发现在集权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悲剧，一步一步地把你引到了反常规的一个人。
记者：刚才听您谈得非常有意思，给我们谈谈您在北京的南小街53号吧，您把它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蒙地”，对吧？
马建：南小街算是北京的市中心，我住的房子其实是又破又旧的老房子，但是独门独院，当时就是一帮又一帮的画家、作家、诗人经常来玩，可以聚会，有好多梦想都是在那儿诞生的。 在80年代这种开放和大胆是大家的凝聚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注意到这个现象，其实只有爱好文学艺术的人，他们更容易和这个世界，打开国门之后的外国人有所接触，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观更接近，而普通生活的北京市民是有排斥的。我们也经常从大使馆偷一些外国人过来，给他们带上口罩，带上中国棉帽子把他们给变进来。还有个美国大使馆的记得还买了一张我的画，给了30美金呢。当时到我这里来过各种各样的朋友，象史铁生、高行健、谭甫成 、石涛、贝岭、李陀、 郑万隆、刘晓波、徐星、付惟慈、周舵、岛子等，还有我们一批画画的，写小说的还有云南的姚非……太多了。我的屋子很多人都有钥匙，我自己都不知道。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高行健，那我知道高行健先生比您年长一些。他对您的写作还有人生观有影响吗？
马建：高行健这个人吧，胆比较小，不太爱说政治方面的事，但是一说到文学他的眼睛就非常亮，我也经常去他的宿舍。跟老高谈的当然很多，关于外国作家，现代派的写作手法，然后他经常透露文化界的各种变化，因为他本人也是文化界的。高行健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个人的现代意识，他用小人物的方式去冲击国家的这种大我。对我们写作有影响的还有象付惟慈老教授，他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1984》、《动物庄园》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除了文学艺术之外，当年还有哪些思潮对您影响特别大呢？
马建：8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用自我意识去反叛文艺领域，然后进入到政治领域， 这种人文精神与一党专制就不断地展开拉锯战。然后世俗化的热潮真正席卷了中国。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生活品味，小到鞋子、墨镜，可以留长发、留胡子。这种世俗化的热潮慢慢地推动社会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画家们追求艺术自由、作家开始反思文革、农民开始自我致富、工人开始调到深圳或者自办工厂，大学开始回归渴求知识、党管天下开始变化了。我自己就感觉80年代其实是一场成人洗礼。我不但加入了“无名画会 ”、“四月影会”、参加画展、影展，我们去画女裸体、办家庭舞会、偷听邓丽君的歌曲。什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总是被抓进去审查。其实我发现这种冲撞恰恰让你的思想在成长。我记得在西城区公安局被从后门放出来，刚走到街上，警察就叫住我，说：“马建，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随时可以让你悄悄消失。”那句话一下子把我钉在街上，我忽然发现背后是凉的。虽然我可以自由地往家走，因为被放出来了，但是，你的精神并不自由，你感觉到后面有一支枪，还可以追你。我记得我当时走不多远吧，马路上停着辆解放牌卡车。因为冬天太冷，我冻得没地躲， 就把那个车撬开，躺在驾驶室睡觉，在想，要不要回家。你感觉得到那种自由后面还是需要努力，才能获得，非常奇妙。
记者：那我知道80年代您肯定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那您这么多年在回望80年代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值得您自己反省反思的地方呢？
马建：80年代最好的感觉让我怀念就是看书， 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到别人家里去你不看书就没法谈话，手里不拿着本书你就不是个人！ 我记得在南小街，我们几个人连夜，四五个脑袋，一起看一本书 ，谁看快了，谁看慢了，谁在那儿睡了，然后就把那个头给按下去了 。
记者：说到这儿我就忽然想到，您刚才说的李陀也经常去南小街53号，他在谈80年代的一个访谈中谈到半夜12点多他和太太都睡了，然后张承志就来敲门，说要借一本书。
马建：李陀也在南小街住过。那可以说是求知欲如同到了沙漠一样。记得我当时在木樨地地全国总工会上班，是国际部的记者。每天上下班我专门用一个铁丝做了个头套，下班就带在头上，铁丝头套有个圆圈，就可以把手电筒放进去，手电筒就挂在脑袋上，垂下来，我就边走路边可以看书。然后上了公共汽车，汽车晃着我也可以看书，手电筒一直照着书。你现在在街上不会看到这样离经叛道的人了。但是在那个年代 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手电筒垂在头上走路你还觉得特舒服。
记者：我觉得听您说话和看您的小说一样特别有画面感。当年您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在 《人民文学》刊登后引起了轰动，但不久就被禁了，而且成为一大政治事件。而与此同时您也离开了中国大陆，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离开大陆？跟您刚才提到的您被放出来之后虽然获得自由了，但是背后还一直有凉飕飕的感觉有关吗？还有，您觉得这部小说在哪些地方影响您的创作与人生呢？
马建：对，当然受影响。怎么说呢，因为从1987年一月或者二月，我和这部小说一样，从中国的版图就给擦去了。我在1987年其实已经终结了，只剩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影子在活着，证明我曾经存在过。它也改变我以后必须要真实地展示人生，或者大胆地揭露谎言，就是那种揭露感，在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变得非常重要。我变成像西西弗斯那样的工作狂，必须不断地用文笔证明我还活着。这就是《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查封、被宵禁对我的影响。而且你也知道，从此以后，我也只能变成流亡作家了。
记者：说到80年代，您觉得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呢？
马建：80年代要说到反省，就是面对一个百病缠身、罪行累累的政府，你居然以热情或者信念认为它会有改革开放的明天，我认为这太天真了。集权制度其实很容易赶走那些反叛者，建个防火墙，然后再引进港台式的娱乐文化，就把追求真理的思想都给麻痹了。我的反省就是：今天，80年代的激情、信念已荡然无存，我们这一代人甚至连马列主义邪教都没有冲垮。你想，象80年代之前的卡夫卡式的群众人意识，使大家又变成了统治者最顺手的工具。 特别是89年之后，集体麻木意识重返社会， 个人思想者变成了群众的敌人。可以说，文革随时重演，80年代，真是白活了一场。
唐琪薇：马建先生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走回南小街”的文章。北京南小街变化之大，让马建发现他在自己家门口成了陌生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马建这样写道：“在表面的变化之内，中国人被专制控制着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并没有真的变化。而这才是中国人的悲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马建访谈录的第二期。在下期节目中呢，马建先生将和我们聊聊他对中国未来时局的观察，以及他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思，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另外，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