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家马建(二) :八十年代我们真是白活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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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的油画:等待

马建的油画:等待(马建提供)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这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的还是旅居英国的著名作家马建先生。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作家马建聊聊中国的1980年代、聊聊他在北京南小街53号的日子。这个马建当年在北京居住的小院,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蒙地,一帮又一帮的画家、作家、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哥们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经常来到53号聚会,其中包括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先生、以及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说到那些过往的岁月、那间又破又旧的房子,即使隔着岁月、隔着电话,我都好像看到了马建当年作为这间小屋的主人,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的样子。

记者:我想和您聊聊中国的80年代。不过一开始可以先聊一下您自己。我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您——“这是一个完全凭个人的感觉偏执地生活,并进行反常规的人生抉择的人”,您认同这样的评价吗?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我很好奇哪些人、哪些经历造就了您之后特立独行的个性?

少年马建在青岛

少年马建在青岛(马建提供)

马建:欧洲有一句话就是,每个家里面都会有一只黑羊,就是羊群里总会冒出个不一样的。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忽然想到了我的美术老师,他叫刘祥云。因为他是一个右派,他曾经画了一张画,在一个知了上提了几句话,就是这个知了叫得很响,但是他的肚子空空如也。那么,这句话把他打成右派。你想 这么一个右派老师,他经常带着我去海边画画。他把美感给了我,这点非常重要。然后你会发现,共产党它是反审美的政权。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青岛的海边游完泳,非常无聊地往家走,有一个老头子推着一车他搜集的废品,堆满了书。我当时也无所谓过去抓了一本,马上就看入迷,那是苏联作家叫莱蒙托夫写的小说。 而且每隔几十页就是插图,那漂亮的白纱裙子,那桦树林,一男一女在树林里的那种美感,天呢,我忽然就被迷住了。我跟那个老头说这本书 我要了, 老头死死抓住,在街上大喊,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绝对不卖给你。最后我们两个就在街上抢那本书, 最后老头同意了,我说我只是把插图撕下来。从那以后,我发现那就是我写作的启蒙,我不是要把拆开的书再合起,也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从那天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失落,什么叫失败。你知道莱蒙托夫也说过,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也比 整个民族的历史重要。然后你知道了失败,你就会发现悲剧意识,就会发现在集权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悲剧,一步一步地把你引到了反常规的一个人。

记者:刚才听您谈得非常有意思,给我们谈谈您在北京的南小街53号吧,您把它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蒙地”,对吧?

马建:南小街算是北京的市中心,我住的房子其实是又破又旧的老房子,但是独门独院,当时就是一帮又一帮的画家、作家、诗人经常来玩,可以聚会,有好多梦想都是在那儿诞生的。 在80年代这种开放和大胆是大家的凝聚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注意到这个现象,其实只有爱好文学艺术的人,他们更容易和这个世界,打开国门之后的外国人有所接触,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观更接近,而普通生活的北京市民是有排斥的。我们也经常从大使馆偷一些外国人过来,给他们带上口罩,带上中国棉帽子把他们给变进来。还有个美国大使馆的记得还买了一张我的画,给了30美金呢。当时到我这里来过各种各样的朋友,象史铁生、高行健、谭甫成 、石涛、贝岭、李陀、 郑万隆、刘晓波、徐星、付惟慈、周舵、岛子等,还有我们一批画画的,写小说的还有云南的姚非……太多了。我的屋子很多人都有钥匙,我自己都不知道。

刘晓波、周舵、马建

刘晓波、周舵、马建(马建提供)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高行健,那我知道高行健先生比您年长一些。他对您的写作还有人生观有影响吗?

马建:高行健这个人吧,胆比较小,不太爱说政治方面的事,但是一说到文学他的眼睛就非常亮,我也经常去他的宿舍。跟老高谈的当然很多,关于外国作家,现代派的写作手法,然后他经常透露文化界的各种变化,因为他本人也是文化界的。高行健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个人的现代意识,他用小人物的方式去冲击国家的这种大我。对我们写作有影响的还有象付惟慈老教授,他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1984》、《动物庄园》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除了文学艺术之外,当年还有哪些思潮对您影响特别大呢?

马建:8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用自我意识去反叛文艺领域,然后进入到政治领域, 这种人文精神与一党专制就不断地展开拉锯战。然后世俗化的热潮真正席卷了中国。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生活品味,小到鞋子、墨镜,可以留长发、留胡子。这种世俗化的热潮慢慢地推动社会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画家们追求艺术自由、作家开始反思文革、农民开始自我致富、工人开始调到深圳或者自办工厂,大学开始回归渴求知识、党管天下开始变化了。我自己就感觉80年代其实是一场成人洗礼。我不但加入了“无名画会 ”、“四月影会”、参加画展、影展,我们去画女裸体、办家庭舞会、偷听邓丽君的歌曲。什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总是被抓进去审查。其实我发现这种冲撞恰恰让你的思想在成长。我记得在西城区公安局被从后门放出来,刚走到街上,警察就叫住我,说:“马建,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随时可以让你悄悄消失。”那句话一下子把我钉在街上,我忽然发现背后是凉的。虽然我可以自由地往家走,因为被放出来了,但是,你的精神并不自由,你感觉到后面有一支枪,还可以追你。我记得我当时走不多远吧,马路上停着辆解放牌卡车。因为冬天太冷,我冻得没地躲, 就把那个车撬开,躺在驾驶室睡觉,在想,要不要回家。你感觉得到那种自由后面还是需要努力,才能获得,非常奇妙。

记者:那我知道80年代您肯定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那您这么多年在回望80年代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值得您自己反省反思的地方呢?

马建:80年代最好的感觉让我怀念就是看书, 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到别人家里去你不看书就没法谈话,手里不拿着本书你就不是个人! 我记得在南小街,我们几个人连夜,四五个脑袋,一起看一本书 ,谁看快了,谁看慢了,谁在那儿睡了,然后就把那个头给按下去了 。

记者:说到这儿我就忽然想到,您刚才说的李陀也经常去南小街53号,他在谈80年代的一个访谈中谈到半夜12点多他和太太都睡了,然后张承志就来敲门,说要借一本书。

马建:李陀也在南小街住过。那可以说是求知欲如同到了沙漠一样。记得我当时在木樨地地全国总工会上班,是国际部的记者。每天上下班我专门用一个铁丝做了个头套,下班就带在头上,铁丝头套有个圆圈,就可以把手电筒放进去,手电筒就挂在脑袋上,垂下来,我就边走路边可以看书。然后上了公共汽车,汽车晃着我也可以看书,手电筒一直照着书。你现在在街上不会看到这样离经叛道的人了。但是在那个年代 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手电筒垂在头上走路你还觉得特舒服。

记者:我觉得听您说话和看您的小说一样特别有画面感。当年您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在 《人民文学》刊登后引起了轰动,但不久就被禁了,而且成为一大政治事件。而与此同时您也离开了中国大陆,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离开大陆?跟您刚才提到的您被放出来之后虽然获得自由了,但是背后还一直有凉飕飕的感觉有关吗?还有,您觉得这部小说在哪些地方影响您的创作与人生呢?

马建:对,当然受影响。怎么说呢,因为从1987年一月或者二月,我和这部小说一样,从中国的版图就给擦去了。我在1987年其实已经终结了,只剩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影子在活着,证明我曾经存在过。它也改变我以后必须要真实地展示人生,或者大胆地揭露谎言,就是那种揭露感,在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变得非常重要。我变成像西西弗斯那样的工作狂,必须不断地用文笔证明我还活着。这就是《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查封、被宵禁对我的影响。而且你也知道,从此以后,我也只能变成流亡作家了。

记者:说到80年代,您觉得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呢?

马建:80年代要说到反省,就是面对一个百病缠身、罪行累累的政府,你居然以热情或者信念认为它会有改革开放的明天,我认为这太天真了。集权制度其实很容易赶走那些反叛者,建个防火墙,然后再引进港台式的娱乐文化,就把追求真理的思想都给麻痹了。我的反省就是:今天,80年代的激情、信念已荡然无存,我们这一代人甚至连马列主义邪教都没有冲垮。你想,象80年代之前的卡夫卡式的群众人意识,使大家又变成了统治者最顺手的工具。 特别是89年之后,集体麻木意识重返社会, 个人思想者变成了群众的敌人。可以说,文革随时重演,80年代,真是白活了一场。

唐琪薇:马建先生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走回南小街”的文章。北京南小街变化之大,让马建发现他在自己家门口成了陌生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马建这样写道:“在表面的变化之内,中国人被专制控制着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并没有真的变化。而这才是中国人的悲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马建访谈录的第二期。在下期节目中呢,马建先生将和我们聊聊他对中国未来时局的观察,以及他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思,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另外,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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