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费正清眼中的”文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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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6

批林批孔

2016年5月,朝鲜在时隔36年之后召开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来自10个国家的120多位记者在缴纳了价格不菲的报道权费用,支付高于平时两倍的北京至平壤机票价格(约1,200美元)和极其高昂的酒店住宿费用之后,还是高高兴兴前往这个平日对外国人大门紧闭且十分神秘的国家首都——平壤。没有想到的是,包括BBC记者鲁珀特·温菲尔德·海斯在内的记者们一下飞机就被带到一片环境幽雅的小洋房内住下。海斯说这里的风景有点像美国南部,与不远处的平壤街道风景迥异,而且不能随便活动。朝方人员每天都紧跟着他们,甚至会直接进入他们的房间。

最糟糕的是记者们不能直接采访劳动党“七大”的新闻。有关方面不许外媒记者进入会场或采访代表,只能在距劳动党“七大”主会场“4.25文化会馆”200米外短暂停留,却安排他们去参观采访与党代会毫无关联的、金日成和金正日曾进行现场指导过的“3.26电线工场”以及妇产医院、地铁等地方。记者们想要获得“七大”新闻,只能从一个房子里的4个电视机屏幕上获得。

外媒记者们在一个房间里对着四个电视机拍摄

*外媒记者们在一个房间里对着四个电视机拍摄

面对这场《华盛顿邮报》东京分社社长Anna Fifield形容为“我只能报道我看见的,而我只看见他们想让我看见的”“新闻秀”,新华社记者陆睿、郭一娜、朱龙川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走访位于平壤大同江区的平壤产院见闻:这座根据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指示于1980年建成运营,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的医院于2012年在金正恩的指示下完成改扩建工程,引进先进医疗设备。目前产院共有1900多个床位,医护工作人员共有1700名。这里为朝鲜妇女儿童提供包括妇科检查、孕妇临床观察、妇科手术、新生儿治疗护理等多项医疗服务,还设置了可视电话让产妇与家属面对面的交谈,所有治疗费用都由国家承担。

相比较而言,西方媒体记者显得有些桀骜不驯。负责报道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的英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特博士、以色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教授和挪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以及列支敦士登王子阿尔弗雷德平壤之行的海斯谈到其走访平壤儿童医院的情形时说,“朝鲜向导正在讲述伟大领袖金正恩亲自为该医院订购了一台CT扫描仪的故事,这座医院崭新、现代。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小孩儿都很健康。”海斯还提到“连列支敦士登王子阿尔弗雷德都开始产生怀疑。他说,我觉得刚才那些人都不是医生。他问向导,是否可以让一些真正的医生来和诺贝尔奖得主对话?”海斯又企图跟医院里的群众搭讪,但一看到他走过来,站在走廊上的人就四下跑开了。对于海斯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朝方显然不满意。海斯的同事苏达沃斯向《洛杉矶时报》透露,“朝鲜官员明确表示,他们的领袖不喜欢BBC记者撰写的报道内容。”朝鲜全国和平委员会秘书长O Ryong Il告诉美联社,“海斯的报道谈了朝鲜社会制度和领导者的病态。”其中也包括他对平壤儿童医院的报道。报应降临了。5月6日,海斯一行在平壤首都机场登机返回英国时,遭到逮捕并关押。海斯被隔离审讯8个小时并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后,与另外两位同事一起,被看守者带往机场,获准登机离开朝鲜(参见新华社平壤5月8日专电,陆睿、郭一娜、朱龙川《通讯:朝鲜平壤产院走访记》;周佩雅《BBC记者遭逮捕驱逐:报道朝鲜七大有多难》)。

从这次又搞砸了的“新闻秀”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闭关锁国”的政权领导人都摆脱不了一个矛盾心态:一方面害怕民众对外界的真实情况、外界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又希望少数允许来访的外国人能够成为他的传声筒,以其特殊身份为自己制造舆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通常的办法是:全面操控来访者的见闻,有针对性地导演让来访者误以为真的戏剧性场面。

这个办法管用不管用?有时真管用。

以上个世纪1960年代初二战英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为例。当时中国遭遇大饥荒,全国人民普遍吃不饱饭,成千上万的农民因饥饿而死亡,消息已传到世界各国。为了消除影响,蒙哥马利接连两次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社会一向陌生,却又想出来一个办法,访问延安时,特意跑到当地公共澡堂里去观察,认为人人体格健壮,不像是挨饿的样子(参见史诚《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毛泽东用英语问好》,《环球时报》2008年11月21日)。毛泽东欢迎蒙哥马利的到访,特意在武汉宴请这位二次大战的英雄,席间上了6道凉菜——花篮红鱼籽(由鸽蛋和鱼籽做成)、酿鸽子(鸽子去骨,放肉馅、虾泥、蟹泥等)、奶酪虾卷(生菜垫底,虾煮后去皮、籽,浇上汁)、烤猪排、麻辣牛肉、什锦色拉;4道热菜——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炒豆苗(《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第二天,毛泽东又一改平日上午睡觉的老习惯,专程赶到蒙哥马利下塌之处,赠送自己的诗词手迹。

蒙哥马利说在中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已被历史证明是个大笑话。但类似的“把戏”依然不断上演。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等人到中国访问,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也数量猛增。但那时正在“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为此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是,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到柜台将商品退还。传达中还表扬某菜场一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2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卖肉师傅当即决定不要肉票,切了2斤肉递给顾客。不过也告诫说,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结果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雷颐《外宾在不用凭票买,一走全得退货》,《快乐老人报》2012年1月12日)。在上海,市中心不少沿街大楼都粉刷整容。而在一份关于巨鹿路菜场的简介中,不仅鸡肉禽蛋名目繁富,供应丰赡,甚至连鲍翅熊掌都可以买到(参见《尼克松访华奇闻:菜市场简介里竟有鱼翅熊掌》)。

可见今天发生在朝鲜的那些事,无论方式还是手段都是当年中国玩剩下的。只是不像当年的中国那样“有客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也缺少靠枪杆子打下江山的毛泽东那份威望和善于交友的周恩来那份人缘,因此招致外媒记者的普遍抱怨。

但即使像当年的中国那样做,也依然有人不买账。他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费正清

*费正清先生

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美国的南科达州,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深受摩尔斯、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二战时期曾在美国的华盛顿和中国的重庆担任过美国政府的职务,几度在中国生活并开创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方向,著作颇丰。不过,在1972年5月,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第一批被邀请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大陆,按他自己的猜想,多半还在于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对独裁腐败的蒋介石政府没有什么好感,又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因其政治倾向受到审查的缘故。费氏夫妇一入境,就被“视为政府要人受到特殊款待”,不仅分文不花,连4位陪同一起,“一行6人每到一地。均可得到联络官员和当地负责人的热情款待,并前呼后拥去到为中国人争面子的参观场所”(《费正清自传——五十年的回顾》,第524、第5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领导人对费氏夫妇的关切可谓细致周到。周恩来专门设宴招待,并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又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基辛格邀请他到其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去一起散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还建议费正清的老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去其所住的宾馆探望。这在与外国人(特别是来自帝国主义“心脏”的美国人)的任何接触都有特务之嫌的“文革”年代,堪称异数。

自认为对中国了解颇深的“帝国主义分子”(同上书,第524页),费氏在感受有关方面热情好客的同时,也念念不忘以批评的目光打量着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根据歌颂和展示自身成就的迫切需要,选择性地安排外国客人参观,几乎是当时不容异议的原则。但费氏以学术上的理由拒绝了。他提出不去参观各种纺织企业和工厂,而“希望参观一下30年代我们曾经访问过的华北农村的请求,缺乏对前后和中外情况的对比条件背景,参观工厂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有意义的印象,何况所谓参观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同上书,第525页)。好在接待方很灵活,费氏的要求很快被答应了。

5月30日,费氏一行乘坐吉姆牌轿车来到北京北郊的北京西城区“五七”干校。它坐落在一片群山环绕的光秃秃的平原上,著名的万里长城即建筑在平原的北端。费氏所看到的情景是:路边栽上了新树,建起了平房,一群学员排队站在路边,高兴着旗帜,上面写着“欢迎美国朋友”。据介绍,在这里培训的主要是教师和行政干部,前者需培训6个月,后者需要3个月,课程内容主要是各种农活,包括养猪和积蓄猪粪的重要意义,等等。美国朋友在这里不仅亲眼看到学员们在田间是怎么劳动的,还得知午饭后学员们要召开一次学习小组会议,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费氏没有忘记对干校之行的见闻进行对比:当得知每个学员初进干校的第一个月都必须亲自体验一下农民家庭里生活之后,他对干校招待的丰盛午餐和美味佳肴感到不解,说干校的“目标在于毫无保留地坦白与揭露自己,逐渐消灭阶级差别。但对于我们这些外国观察家却供给轿车并用宴会表示欢迎,仍然让我们享受过去统治阶级的特权。”因此深深感到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他还特意提到三位粗壮的干校负责人借欢迎宴会之机“贪婪地饱餐了一顿”。当天傍晚,费氏等人在干校简陋的礼堂里观看文艺小分队的演出,竟苛刻地评论说,“他们穿着鲜艳的舞台服,扯着嗓门,配以鼓乐,表演了8个小节目——收获归仓、为猪治病,等等。那爽朗的笑声,挑战式的目光。挥舞的拳头,这一切不过是对新型样板戏的表演形式的模仿。”(同上书,第532页、533页)

费氏接下来参观的项目有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山西大寨和陕北延安。他对红旗渠到是颇加赞叹:“在贫瘠的太行山区,沿着林县著名的红旗渠,我们乘坐着天津生产的旅游车,穿过一段又一段人们用手工开采的石头筑起的墙壁。河南平原属于两种作物种植区,可以套种棉花、大白菜、玉米和蚕豆。这种大田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必须依靠大量的人力。在山西易受雨水侵蚀的峡谷平原,建有十英尺高的由石砌创成的渠道,渠道延伸数英里,一直到峡谷的底部。这样,一年几次的过多雨水可以顺利地下泄到谷底,从而可以使高处的田地免受雨水的侵蚀。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曲依靠大量的人力劳动所创造的英雄颂歌。”(同上书,第533页)不过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费氏又认为,尽管人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但毕竟未能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国尚远没有真正跨入20世纪。

对于有关方面特意安排参观的农业典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费氏竟然吝啬的没一句好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隐藏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背后的问题:“我们来到大寨之前这里忆经聚集了很多人。据说每天有几百名全国各地的代表前来参观,那军营般的住宅和传奇般的生产业绩无疑是在宣传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的讯息。大寨这个由英雄组成的大队,是供人们仿效的中国式的典型。然而,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让人与这些英雄们直接交谈。现在,这个如圣地一般供人参观、崇拜的全国典型已经现出了真面目,那些虚假的产量,自给自足的吹嘘已经无可掩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谓的典型不过是以欺骗的方式给人民鼓劲打气罢了”。

另外一处圣地延安,也是有关方面安排的参观项目。费氏也大摇其头。事情起因是参观当地的纪念馆和展厅。他看到“被修饰一新的摇篮现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毛泽东及其侍卫长(康生)等少数几位的纪念馆及展厅,至于后来在毛泽东统帅下受到迫害打击的牺牲者刘少奇等人则统统被从这里清除出去。梳着小辫子、十八岁左右的小姑娘们,还有来自北京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资料员,他们除了把解说词死记硬背下来以外,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就1945年夏季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问题向他们提出谘询,他们竟哑口无言”(同上书,第534页)。

费氏能够自主参观的是他们夫妇1930年代曾居住数年并在此结婚的北京东城区的一处住宅。在他的回忆中:当年它有“两扇红漆大门,门上黄铜门环闪闪的发亮”。一进门“即可见到一方供仆役们居住的宅院。通往主院的门前有一方砖砌的照壁,用以遮挡闲杂人等好奇的目光。主院中央设有花坛,通过变换花盆可使花坛时常得以更新,根本不用等待花儿成长、开放,花坛上始终鲜花盛开。客厅(起居室)后面还有一个鲜花盛开的宅院,院子两边是书房、卧室、浴室和储藏室,房间真不少,且都由灰色屋瓦顶下的各椽之间分割的清清楚楚”(同上书,第52页)。更令费氏难以忘怀的是,1932年7月的一天夜晚,他领着从美国不远万里前来的未婚妻威尔玛进入宅院时,看到“庭院内摆满了鲜花,庭院的尽头即是客厅,透过它中国式的窗户和对折式大门射出朦胧而柔和的光”那一瞬间(同上书,第61页)。但此次重返故居,他们所看到的却是“庭院已显得破败不堪,几乎与贫民窟一般无二,里面杂居着老少三十几口人,没有鲜花,也没有菜畦,我几乎认不出它了”(同上书,第526页)。

认不出的不仅有旧居,还有旧友。在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举行的首次晚宴上,费氏见到了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孝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他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在那里学会了种棉花,还展示了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扔砖时锻炼出来的结实手臂。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举行的宴会上,费氏还见到了他在美国认识的老友,后来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宴会结束后,钱按照乔的提议,与金岳霖一起到旅馆去看费氏,“促膝交谈,叙旧话新”。可费氏发现,“他俩对他们的个人经历却只字未提。在谈到我因与钱的联系而遭起诉的时候,我把我个人与麦卡锡主义做斗争的经历一古脑儿地倾诉出来,可当提到他因与我通信而遭指控的时候,钱端升对他此后的遭遇却闭口不谈”(同上书,第530页)。

左起:乔冠华、费正清、周恩来、费慰梅

*1972年,北京,费正清(左二)、费慰梅(右一)和周恩来、乔冠华副外长(左一)在一起。

费氏在“文革”中被邀访华并受到格外礼遇,其中不乏误解的成份。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深信所谓他在麦卡锡时代被逮进监狱和担任了尼克松总统顾问的来自一些中国新闻界人士的不实传闻,所以,“当1971年获知尼克松总统正参照其著作《美国与中国》制定对华政策后,《美国与中国》第一版的中译本立即被找到送交毛泽东和周恩来阅读”(同上书,第491页)。显然,破格招待费氏是希望他能发挥更多的有利于中国的影响。

可惜,费氏并不太领情。他认为:“1972年,我们在一个政治庞然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慷慨资助下,在那里足足享受了六个星期。他们未提出任何附加的条件。我宁愿把这种礼遇记在政府补贴的帐上,视之为称职的权力机关对我的一种奖赏,而绝不把它当成什么需要我回报的恩赐,如此而已。”(同上书,第538页)若果真如此,此举到多少有些“谬托知己”的意味了。

费氏对“文革”中国的看法,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见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对“五七”干校的反感,对大寨等典型弄虚做假的不屑,对老友悲惨遭遇的不平,对旧居变成大杂院而引起的北京人口激增的担忧,等等。但他却没有因此把自己的点滴观感衍变成系统研究“文革”的动力,其后学术研究重点一直没有向该领域拓展。这从他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文革”研究权威麦克法夸尔合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事可以得到证实。

1989年1月,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已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李锐应邀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时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麦克法夸尔举行家宴招待,年事已高的费正清夫妇也前来出席。李锐描述说:“饭桌上费正清靠我坐着,中国话断断续续,能听懂。因中过一次风,听力不好,眼睛似混浊,老态龙钟,现住波士顿北面山中,冬天下山进城即去南方。”(《李锐日记》,第218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1990年代末美国研究“文革”的权威学者是麦克法夸尔。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费氏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有中文译本在大陆出版,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对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的主流见解。

其实,上述故事应引起人们深思的是一个较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一个环境相对封闭的社会如何借助媒体力量宣传自己?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真实。

让外来媒体看到最真实的情况,是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有说服力的、发自内心的宣传最基本的准则。当年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都可以随时接触上至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下至普通战士或百姓的各层次之人,与其任意交谈。史沫特莱回忆说,有许多晚上,毛泽东手提一袋花生来到她住的窑洞里,与众人高谈阔论,毫无忌讳。延安时代较为平等的社会关系使中共内部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感召许多外国友人向世界传播更多的良好信息。相反,费氏在中国担任美国新闻处官员时亲眼目睹了仰仗着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政府向北方各大城市扩张,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腰缠万贯的政府官员对华东光复地区的压榨和掠夺,从而对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怀疑。

企图通过控制外来媒体,靠有选择地让其接触观察采访对象来提高对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就以费氏十分反感的参观大寨时不许与普通社员接触,一味宣传粮食高产现象来说,足以证明这种做法的愚蠢。笔者在长白山下乡时,一度被抽调到公社当个不正式在编的干部,与由坦克兵复员的公社二把手艾副书记关系很好。他告诉我说,几个月前,他们去大寨参观学习。当地干部不让参观者进村,看社员的窑洞,只能直接去参观虎头山、狼窝掌的梯田,还派人在进村的路口把守。他趁人不注意溜进村,想看看社员家究竟生活的怎么样。结果进了一家窑洞,地上除了两口装粮食和腌菜的大缸,几乎一无所有。陈永贵虚报粮食产量的事儿,“文革”结束后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也有详细披露。这说明费氏当年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开放的、透明的姿态向外界媒体展示自己,在战争年代的延安可以做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几十年后的“文革”时期却做不到,给来宾适得其反的印象。精心安排的盛馔宴席抵不过毛泽东带到窑洞里聊天用的一小袋花生,这种现象委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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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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