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谈起北岛、芒克、多多、江河、杨炼、顾城、舒婷、方含、万之、史铁生、阿城等人,或者谈起朦胧诗,生活在80年代中国的大学生们都很熟悉。这些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知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中有些人在国际上也得到好评。

人们在注意到他们个人的成就时,常常忽视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因素:即他们的成长过程。

如果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一过程,就会发现以下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随着他们的出现和被承认的过程,中国文学界已经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实际意义和文艺复兴对于西方文学的意义有相类似的地方。同时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使中国文学趋向现代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这次变革有以下两个特点:
(1) 创作意识和主题的转变。
(2) 现代语言、形式的确立

中国“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语言文字脱离文言体的一次重要的变革。这场变革之后,出现了三十年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像沈丛文、鲁迅、巴金、老舍、戴望舒、徐志摩等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优秀作家的出现,使得传统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文学趋于现代。但是上述作家的作品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社会仍然是他们主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语言形式极富当时的时代特点。

49年之后,中国文学基本上处于衰退期。一些曾经有过杰出作品的作家像巴金、老舍、曹寓、茅盾,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出现,其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时期,严格的说没有几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文学作品存在。文学—作家已经丧失了独立的立场和意识。文学成了从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作家变成了只能颂歌的歌手,在这里人消失了。这种情况到文化革命达到了顶点,不仅作家被扫地出门,所有的书籍被封禁,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再存在。社会上只允许八部戏和两本书(《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存在。这种高度转制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形态是相对应的。

1976年,文化革命以政变形式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是在废墟上重建,中国文学也像西方战后文学一样面临的是重建问题。重建的基础是确立价值观念,既我们中国人需要在一种什么状态下生存的问题。强调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否定个人的尊严、价值、意识存在的合理性,由此产生的后果已经为“文化革命”的灾难所证实。中国文学界面临的也同样是这样一个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的问题。76年之后,首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是“伤痕文学”,这是人们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种哭泣;这种哭泣是自然的,但哭泣之后还能做什么呢?

中国文学界的多数人是无所适重的。

直到1978年《今天》文学正式走上中国文坛为止,确立人的价值、个性、尊严这样一些涉及文学本质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天》文学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都是需求的结果。早在文化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今天》文学的作者就已经以地下文坛的形式开始把他们对大自然、生命、阳光的渴求,对现实的丑恶的憎恶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1978年底出现的民主运动提供了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来的机会;他们本身也就成了这次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要求实现的目标—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毫无疑问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自然也包括《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内。没有对人的基本权力和自由的保障,创造自由和表现自由则将受到很大限制。建国30年来通过各种运动对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内)的迫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文学的作者除了在文学命题上将目光转到了人身上之外,对于语言形式的注重使他们背离了传统文学,成为传统文学的反叛者。他们成功的表现主要在诗歌方面。《今天》诗歌被文学界的政客攻击为“朦胧诗”,他们企图借此发起一场新的围剿。他们向人们证明这是一些难以理解的诗,然而人们的智力水平显然在他们之上,《今天》诗歌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读者遍布二十几个省市;首先是大学生,然后是中学生和其他年青人。这场攻击不仅没有使“朦胧诗”衰亡,反而使它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并且受到文学界大多数同人的支持,并因此在文坛得以确立。《今天》被文学界接受和容纳,不仅是文学创作自由在文学界受到尊重的表现;也是对形式艺术的表现和探索的认可,在这之前是被认为离经叛道的。这种认可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一种转型。

《今天》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地下文学时期(1968-1978);2《今天》杂志时期(1978-1981);3与传统文学界溶汇时期(1981-)。这三段时期的背景大致如下:

一、地下文坛时期

《今天》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学生。北京的中学生是毛泽东把“文革”推广到全国去的主要力量。这批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随着“文革”的发展,这批人也成为被整肃的对象。随后被毛泽东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盲目的热情中清醒过来之后,这些人中比较有头脑和激进的人开始对毛泽东的权威和共产党的正统地位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体现在对西方文化的欢迎和接受。

中国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在内部出版过一批西方当代政治和文学书籍,共有一百多种。这些书只允许政府副部长级以上的人士可以购买阅读。其中有南斯拉夫反叛的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等政治方面书籍,另外还有一些军事书籍。文学方面有战后愤怒文学的代表《愤怒的回顾》,和垮掉的一代《在路上》、《麦田的守望者》,苏联解冻文学《带星星的火车票》、《娘子谷及其他》、《人岁月生活》,法国存在主义萨特、加缪等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充满了反叛精神;被人称做《黄皮书》《灰皮书》(黄皮书是文学书籍,灰皮书是政治书籍)。这批书籍起了某种启蒙作用,深受人们欢迎。

人们对现实的怀疑逐渐转为批判,象德热拉斯先生在《新阶级》所表述的:“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必将退化和社会相对立的特权阶层”的观点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1967年在北京曾召开过两次小型的政治研讨会,参加者都是当时北京市中学生各派的领导人和活跃分子。(文革中北京中学生基本分为三部分,1老红卫兵,2四三派,3四四派。老红卫兵是早期红卫兵;“四三”派是文革初期被压制的平民出身不好的子弟,“四四”派是中间派受政府支持,其领导人李冬民成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讨论基本是维绕德热拉斯观点,有人提出中国应走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准民主道路。关于政治方面的研究在1968年8月后,仍在继续,当时“四四”派领导人李冬民,因组织研究南斯拉夫道路而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入狱。另外人大附中“四三”派领导人查建国在下乡后出版了一份刊物,重新分析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并提出农村应实行“三自一包”的问题,并在他在的生产大队实行这一制度(在六十年代末期,他已担任生产队长),因此事他被县里以“办学习班”的名义,非法枸禁了两年。
六十年代的文学界也如此。社会上只有两部小说在发行[金光大道和欧阳海之歌],所有其它书籍都被封存。这为地下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1968年有一篇毕汝谐写的《九级浪》的小说开始在北京中学流行,以后又出现了《第二次握手》,诗歌则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是早期的“地下文学”。在形式上还是现实主义的风格。

1968年底,中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场运动可能是为结束文革 采取的一个步骤;对一代年青人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国未来埋下了一道伏笔。《今天》]的诗人是其中的一个群体,芒克、多多、方含(孙康)、江河等人来到了离北京不远的白洋淀落户,这是一片长 满了芦苇的大湖,村落星星点点座落在湖的周围,在这一片自然的景色中,他们写出了诗,后来被人们称为“白洋淀”诗派。

芒克在诗中提到白洋淀时说:
“伟大的土地,你引起了我的激情
别忘了,欢乐的时候
让所有的渔船碰杯。。。”

多多在《无题》中写道:
“醉熏熏的土地上
人民那粗燥的脸和呻吟的手
人民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苦难
马灯在风中摇熠
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郡王那有力的酣声”

北岛在《冷酷的希望》写到:
“一只被打碎的花瓶
嵌满了褐色的泥沙
脆弱的芦苇在呼吁:
我们怎么来制止
这场疯狂的大屠杀?”

1972年时,我从一个小女孩那得到芒克的诗,她说芒克将来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那象征和印象的诗使我深受震动。每一首优秀的诗都会为心地善良的人们提供一块晴朗的天空。另外当时我和诗人孙康一起工作,他那时已写了10本诗,孙康也是从白洋淀插队回来的,他又给了我一些根子等人的诗。通过他我又见到了多多,78年时又见到了北岛、芒克等人。

这些诗都是以传抄的形式流传,很多诗因此也就失传了。芒克说他当时写了一本名为《绿色中的绿》的诗集,后来也失传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保存了大量文稿的赵一凡,当时地下文坛的大量文搞都保存在他那里,现在流传的很多文稿都是经过他的手保存下来的。他去世之后,这些文稿也都失散了。

在78年之前,地下文坛就成了这些诗人互相联系和交流的一种形式。

二、《今天》文学杂志的出版

1978年底,在中国北京出现一场引人注目的民主运动或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动因在于人们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文革”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方面也达到了高度垄断的状态;所有的人几乎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当时的官僚阶层。本来人们以为重新上台的“元老集团”会把国家引上一条新的道路,抱着这种期望,以及“文革”结束后相对权利空间的状态,出现了这种暂时的文化复兴运动。因为这场运动不仅涉及了政治方面也涉及了社会各个方面,这是有别于其它运动的地方。在政治领域出现了要求人权民主自由人文的多种刊物,在艺术领域出现了追求前卫艺术的“星星画会”、“四月影会”;文学方面出现了追求现代表达方式而被冠以“朦胧”的《今天》文学。这些长期被压抑社会的需求,在高压短暂结束的期间并发了出来。

《今天》文学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由地下走上了地上。在过去三十年无论文学还是艺术都只存在一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而在“七九民运”中,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由潜藏的地下走上了地上,现代的形式和表达方式得到了确认,直到今天仍然得以存在和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得到世界承认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说,“七九民运”在这种政治领域虽然被压制了,但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争取到相对的空间。

我第一次见到北岛是在他家里,这时候《今天》已经出了第一期(78年12月23日)。是方含(孙康)带我去的,他和他们很熟,也是《今天》的作者。北岛是个外表严肃理性,内心富于激情的的人,诗也比较富于理性。周围的人称他“老木头”,实际一点也不“木”。

芒克是个性格相反的人,热情而随便,不管什么处境,从来没有垂头丧气,比较富于诗人精神。他在自己23岁生日的时候写道:“年轻,健康,飘亮,会思想”—给自己的生日。

《今天》成立后不久曾经经历过一次危机。原因是《今天》是否参与民主墙的政治活动(79年1月民主墙成立了各组织的联席会议,争取在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分裂 ,北岛和芒克主张参加,编辑部其他的人反对(刘禹、陆焕星、张宏志等人反对)。北岛提出的解决的方法是一方选择退出,结果只能是反对的一方选择退出。改组后的编辑部仍由北岛和芒克负责,剩下的是行政负责人员(周梅英、鄂勇明、刘念春、徐晓等人)。其他的就是《今天》的作者;食指(郭路生)、方含(孙康)、江河、甘铁生、舒婷、史铁生、钟阿城、田晓青等人,黄锐、阿城、马德生则负责插图。《今天》杂志从78年12月发刊至停刊共出了九期。被迫停刊后以“今天文学研究会”通讯方式又出了三期。在此期间于79年4月和10月举行过两次有一定规模的朗诵会,每月有一次作者间的作品交流会,大家提意见。

1979年9月29日,“星星画”在北京美术馆侧面小花园举行的抽象艺术展览被警察强行取缔。当晚在我那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1日举行抗议游行,由徐文立任总指挥,黄蕊、北岛和我任副指挥。在此期间,北京美协会长刘迅来回穿梭和黄锐谈判要求取消游行,提出了很多优惠条件(例如可以在美术馆内办展览,星星画会成员成员可以参加美协等。后来还是在美术馆和北海公园举行过几次展览 )。黄锐建议取消游行,结果多数人还是决定游行。

10月1日,一个晴朗的日子,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叶剑英在这一天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我们一早在西单民主墙前集合,大约几十个人,加上围观的有一百多人。打出了横幅:“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游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市政府,在崇文门那边。从长安街出发向天安门走去,在六部口那边,道路被两列警察封锁,他们引导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崇文门大街向北京市委进发,途经北京市公安局大楼,窗户上伸出许多头看。到了北京市委,大家在门口席地而坐;派了三个代表进去交涉 ,徐文立、黄锐、我也进去看了看,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出来接过请愿信,并谈了一会,基本答应重新安排展览场地的要求。目的达到,游行集会解散。这是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在国庆日出现的游行,没有暴力,没有“维稳”,双方基本上达成了某种协议。事后听说本来叶剑英的对台讲话是个重头戏,因游行而受到影响。

1980年9月12日警察通知《今天》停刊,理由是没有登记注册。事实上《今天》和其它民刊都向国家出版总局申请过登记,但是中国没有新闻出版法,警察援引的是1951年制订的有关出版的《暂行条例》。《今天》被迫停刊后也曾经四处奔走,并于80年9月25日发表《致首都各界 人士公开信》;但是官方一些持同情态度人士和作家都表示爱莫能助。《今天》的复刊自然是不可能。

80年11月2日“今天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出版了《文学资料》3集,期望以这种“内部交流”的形式继续存在。12月底,警察再次通知《今天》停刊;这个生存了两年的文学杂志最终停止了活动。

《今天》虽然停刊了,但是他所追求的现代的表现形式基本上被文学界接受和认同,《今天》的作者的作品也得以在官方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有些人成为作协的成员。这些和老一代作家的帮助也分不开,《今天》的作者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的探索虽然可能并不为多数人接受,但对于表现自由的需求却是相同的。象老一代的诗人蔡其矫也是今天的作者;黄永玉也在《今天》发表过作品。《诗刊》的主编谢冕也给过《今天》很大的帮助,徐敬亚因发表《崛起的诗群》而受到攻击。第一个加入作协的是舒婷,其后甘铁生、史铁生、北岛、江河也加入了作协。在《今天》发表第一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的史铁生后来以《在那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今天》作者乔雪竹以电影剧本《第六号病房》获奖;在《今天》写评论文章的“星星画会”画家钟阿城后来成为《棋王》、《孩子王》的作者。《今天》虽然停刊了,但是他的作者被承认本身已经使文学界发生了很大转变。

《今天》的一些作者在命运的驱使下已经流落海外。在失去根的土地上,他们想重建那幢失去的小屋。岁月已经带走了很多,在未来的的日子里他们也许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他们仍然怀抱某种希望。愿他们曾经闪现过的才能,智慧仍然能象以往那样发出光芒,并且更加明亮,因为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

1990年5月4日为《芒克诗集》出版写的序言, 2017年略做修改。

来源:作者面书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