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泳新: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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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毓贤杀洋人案以及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

1. 毓贤杀洋人案

冯学荣的博文中有二个明显的缺点,笔者需要马上向冯学荣和读者指出的。第一个是,冯学荣的博文说,“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冯学荣称说对毓贤杀洋人一事“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这似乎洵属过当吧!

举几个证据吧。

孫石月、宋守鵬在发表于《山西師院學報》1982年(4)期中的《毓賢與山西義和團》一文中说,“7月9日,毓贤不动声色,戎服督兵至客馆,“将洋人大小男女44名及同恶相济之教民17名,一起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時正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501一502页》) 并将寿阳县秦錫圭押送來的滋事洋人七名,“也一并将其立正典刑”。同時就在这一天毓贤正式允许山西义和团公开活动。”

于伯铭/冯士钵《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等“仇教”官员》《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2)92一96中写道,“ 毓贤还采取了“杀教”的行动,有关记载颇多。他在一份奏摺中曾向清政府报告: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

网上有文赞美戚其章先生,称其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被海内外学界誉为“中国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并讲“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硕,而且博大精深,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果真是如此吗?笔者查了一下,戚其章,男,汉族。1925年, 山东威海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后改治中国近代史。

戚其章在《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中是这样地写的,“毓贤在山西大搞盲目排外,如1900年7月19日先设法“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抚院西辕门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大小男女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14日,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年龄最大者81岁,年龄10岁以下者约占四分之一,甚至有三四岁和未满周岁者。(注:《义和团》(一),512~513页)此其荦荦著者。在毓贤的煽动下,山西不少地方见洋人、教民就杀,见教堂就烧。有论者为之辩解说:毓贤“第二天即奏明在案,经朱批认可。当然不分男女老幼,全加诛戳,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只能是扩大化,并非都是枉杀”(注: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孙丽萍在《毓贤的悲剧》《文史月刊》2001(3)45一48中说,“六月十三日(7月9日)毓贤冠服拜母,泣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清史稿》第465“毓贤传”)母问其故,毓贤没有作答,只是哭泣一阵子后离开。然后就率领兵丁前往天平巷客馆,提艾士杰、富格辣等41名外籍传教士以及中国教徒17人,与寿阳具押送省域的英国牧师毕翰道一家7人,将这65人集中在巡抚衙署西辕门前,“同時正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毓贤“西辕门灭洋事件”。就在西辕门灭洋的当天夜间,太原大北门的天主教教堂也被焚毁。至此山西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顶峰”。

《清史稿》第465“毓贤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501一502页》,《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笔者疑上二件史料实为同一资料一一孟泳新注)故宮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編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冊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都记录了“毓贤杀洋人”这一个事实。

由上可知,“毓贤杀洋人”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史料档案范畴中至少有《清史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个重要历史文献(可能还有《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己经记录在冊。这是一。另外对此事实的记录來看,至少有以下的一处谎谬需要点出。戚其章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讲,此事是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19日,而孙丽萍据《清史稿》第465“毓贤传”讲是阴历六月十三日(阳历7月9日),孫石月、宋守鵬讲是阳历7月9日,于伯铭/冯士钵讲是阴历六月十三日。按理性而言,此事究尽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19日,还是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9日,此两种不可能是同時为真。尽管历史文献,历史史料放在那里,但毕竟有谁能为此区区小事而百倍认真呢,以致到今天还是模糊不清。这是二。

2. 对毓贤的评价问题和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

“毓贤杀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对“毓贤杀洋人”这一个历史事实的理解或诠释,特別是对毓贤的评价,那就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了。

戚其章为了此事还专门写了一篇综述概括总结型的文章《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近年来,有些论者对毓贤任晋抚时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称毓贤:“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他一生的主流和大节”,“他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爱国者,是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注:亓长发:《论毓贤》,载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3))“他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侵略的内容”,“是一个有爱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他联络义和团反对侵略的爱国表现应予肯定”。(注: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2))甚至认为:“在列强联合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毓贤是抵抗派中最中坚的人物。他在京津失陷前后,提出一系列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被清政府采纳,或由他付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促使侵华诸国更加相互攻讦、相互矛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人物””。(注: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

在该文的 结论中,戚其章本人却如此地总结说,“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清廷谕旨说他“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虽然“罪魁祸首”的帽子大了点,但所述却是事实。至于毓贤的极力主战,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不是对外宣战,而是力争有一个和平环境,实行社会改革,奋发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宣战,只能是必败无疑。正如一位反对宣战的官员指出:“不可浪开衅,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几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注: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史料》(下),339页)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官员之预见。因此,主战只能把中国引向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看来,毓贤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史家将他列为庚子“误国诸臣”(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之一,可谓不易之论。”

周英杰《清官祸国殃民的一个典型》 2009-07-31说,“关于毓贤此人,晚清民国间的文人许指严先生在《十叶野闻》中有专门的一节“毓屠户”,对其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评论:“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

“毓贤到底清廉到了什么程度呢?《十叶野闻》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山西之后,毓贤已经明显地感到他怂恿支持义和团排外的政策已经穷途末路,于是就想遣散那些在山西的义和团员。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虽然答应解散,但还是想最后要挟毓贤一把。他们提出来,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遣散之资,令兄弟各寻生活”。毓贤告诉他们:“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唯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说完,“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巡抚如此之贫,令义和团首领大感意外,不由得赞叹:“公真清官也。”

“毓贤是清官,同时更是晚清时期最有名的酷吏。许指严将他称为“毓屠户”,当不是激愤之语。”

“庚子年春夏之际,毓贤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在担任山西巡抚后,他积极执行“仇洋灭洋”的极端主义政策,鼓励山西省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据统计,在他主抚山西后,山西省的义和团和清兵一共杀死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191人(其中,有十多名不满月的婴儿和稚童),杀死中国教民以及家中使用“洋”物品的中国人以及家属1万多人,烧毁教堂、西医院、洋号、孤儿院等225所,房屋2万多间。 ”

“今天,我们剖析毓贤这个清官典型,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专制时代,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是不能真正利国利民的,他们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专制文化造就的怪胎。”

应该讲,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长期以來对义和团一直存在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对义和团的事实和历史的记录是明明白白的,冯学荣的质疑是出于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上,另外就是怎样评价才是正确的这二个问题上。这二个问题是本文的主要讨论的。现只能点到为止。

袁伟时于2006年04月08日发表的《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中说道,“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网上文章《转袁伟時的义和团论述》(2010-06-30)中写道,“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毓贤自称)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暂時讲到这里,我们在后续文章中将会接着讲下去。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中国的历史学家”、外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

我要想要指出的,那就是,必须将中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与“所有的“中国的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另外,对“外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外国人讲的外国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样,都是有真有假的。请看下面三个不同的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李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凡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了一文《西方学界“反斯大林范式”的谎谬和实质 ——格雷弗·弗再揭《血染之地》的谎言》2016年12月22日。此文写道,

“蒂莫西·斯奈德是美国耶鲁大学讲授东欧政治史的教授。2010年他出版了《血染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把苏联与纳粹德国、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在为斯奈德专门设立的网站首页,这本书的边上写着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想了解乌克兰、俄罗斯及西方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你就得读这本惨痛的历史。在1943到1945年间,东欧死了1400万人,他们是被斯大林和希特勒杀害的。”这段话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谈话节目“法里德·扎卡里亚全球聚焦”的一周书评。该书获得了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汉娜阿伦特奖、莱比锡欧洲的理解图书奖。目前该书至少已经被翻译成了25个国家的语言,包括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罗的海3国,还有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3国等,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2007年,美国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格雷弗·弗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俄文版的《反斯大林的卑鄙行为》。2010年该书再版,后由马维先先生翻译成中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2014年格雷弗·弗又出版新书《血的谎言》,揭露美国学者蒂莫西·斯奈德《血染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一书歪曲苏联历史,认为该书有意渲染乌克兰“大饥荒”是人为的种族屠杀,在论述“大恐怖”、波苏关系、反犹太主义等问题上充满着谎言,具有明显的反共产主义、反斯大林的倾向。

斯奈德和格雷弗·弗就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以及是否可以“把苏联与纳粹德国、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一逻辑推论产生了对立”的立㘯和争论。

第二个例子是卡廷慘案。卡廷惨案是波俄两国一系列历史纠纷的延续。根据1990年苏联解密档案的内容,证实了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期间,有21,857名波兰战俘在不同刑场中被杀。

惨案在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开始渐渐浮现。

直到1943年4月,格尔斯多夫手下的纳粹军队在卡廷附近山羊山的森林中发现了4,243具波兰军官尸体。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离间波兰、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手段。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德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发现:“一个深沟……28米长,16米宽,里面有3,000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被堆积成12层。”这个广播控诉苏联在1940年进行大屠杀的罪行。苏联政府迅速否认了德国的指控,并宣称:波兰战俘原于西斯摩棱斯克从事建设工作,结果在1941年8月被入侵的德军俘获并处决。当苏联红军重新占领斯摩棱斯克并控制了卡廷地区后,1944年1月,苏联成立了“波兰战俘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于卡廷森林所枪杀事件认定和调查特别委员会由苏联医学院院长布尔丹科领导重新调查此事,该委员会不允许外国人加入。“布尔丹科委员会”在发掘尸体后做出总结:所有的枪杀都是由德国占领军于1941年秋天所完成的。

1989年,苏联学者披露斯大林确实下达了屠杀命令。1990年,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夫承认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了波兰战俘,同时确认了两个除卡廷之外的掩埋地点: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卡。1990年4月13日的卡廷万人坑发现47周年纪念日上,苏联官方正式表达“深切的歉意”,并承认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应为此事负责这一天被宣布为世界卡廷纪念日。

在波兰人和美国人于1991年至1992年间发现了更多的证据之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欽将最高机密档案的“第一卷”转交给了新任的波兰总统,档案表明是贝利亚于1940年3月5日提议 处决25,700名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科泽利斯克营、奥斯塔什科夫营、斯塔洛柏斯克营中的波兰战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人)的签字。

第三个例子是德国与俄罗斯对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当前的分歧

先讲德国的历史态度。

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民基党的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二战胜利20周年之后,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社民党的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勃兰特一跪成名天下知,获得了世界各民族的谅解。

2013年6月3~4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俄德两国知识分子关于“过去对未来的影响”的年度例行对话中,德国总统乔希姆·高克建议俄罗斯像德国那样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忏悔。他认为,只有承认真相、羞耻感和负罪感才使德国重新找回自信并且获得邻国的信任。他告诉俄罗斯人:“德国人的集体认同包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这对国家产生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他说:“不管独裁者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区别,普遍的规律是:不摆脱过去,一度从意识中消失的过去就必定会重新出现。”

德意志人性格坚忍不拔,信奉纪律,争强好胜。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受到《凡尔赛和约》的严厉惩罚,成为欧洲的“弃儿”,令大多数德国人深感屈辱。所以当希特勒以清算凡尔赛和约不公为旗号对外侵略扩张时,能够一呼百诺,让大多数德国人蒙蔽上当,盲目跟随。据统计,多达850万德国人(占德国总人口10%)曾经是纳粹党党员,还有许多与纳粹有关的团体组织,诸如德国劳工阵线(2 500万会员)、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1 700万会员)、德国妇女联盟、希特勒青年、医生联盟等,它们都拥有众多的成员,成为纳粹统治的社会基础和中坚力量。但是,在战后的民主改革过程中,随着纳粹罪行的揭露,大多数德国人在深刻反省时幡然醒悟,迷途知返。

德国对于自己“黑暗”历史的认识、反省和批判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讲话中对纳粹德国的罪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解剖和反思。他表示,德国人民对于当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仅仅谴责“恶魔希特勒”是无法解释集中营那种恐怖的,因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并非突然产生。思想上的野蛮残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纳粹意识形态是人民自愿接受并且予以执行的。”2005年,时任总理施罗德“以德国人的名义”请求世界人民原谅,令世界动容。

2015年,默克尔发表演讲称“我们一如既往地负有责任,让更多人知晓当时的残暴行径,让那一段记忆清晰地刻在人们心里。”

为了让年轻一代牢记历史,德国制定了系统、完善的法律和规范,通过学校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人生观。德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

1994年,德国议会就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严格禁止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包括否认德国在战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也将受到严惩。

再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态度。

俄罗斯是一个兼具民主雏形和威权特征的转型中国家。在那里,民主体制不完备,价值观念不清晰,是非曲直难判断。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困扰俄罗斯人的难解课题。

同战败的德国完全不同,除了赫鲁晓夫曾经在批判斯大林时少许掀开过苏联历史上的“黑色”篇章,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外,苏联在战后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基本上是讳莫如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过去都说是希特勒发动的,在2008年以后捷克、波兰、乌克兰、德国等国的历史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并经过一定的程序,确认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合起来瓜分波兰而引发的。

可是,普京却一口咬定二战是希特勒德国发动的,苏联对此没有责任。历史真相如何?这可不是儿戏。众所周知,隐瞒真相,伪造历史,是对人类的犯罪!

作为战胜国的苏联在战后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东欧势力范围和安全带的世界性大国。战争缓解了斯大林体制在战前已经显露的危机,掩盖了工业化、集体化和大清洗所产生的尖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战争的胜利使斯大林产生了胜利者不受审判的自鸣得意,更使他发出了苏维埃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更为优越的自我欢呼。所以,尽管战前苏联发生过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建立了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及同纳粹德国有过不光彩的勾结和交易,但是,在战后的苏联触及和了解这些可怕历史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更遑论对其反思和批判了。

相比较,德国和俄罗斯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是有较大区别的。德国以严肃认真的方式勇敢解剖、反思自己在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真诚的作出道歉和忏悔。俄罗斯在本国历史“黑色”篇章的谴责和批判是极其限的,并且还有辩护的色彩。

白桦在《声明有别官版历史 共产党纳粹勾结发动二战》( 22,10,2016)一文中写道,“波兰和乌克兰议会星期四(10月20日)针对二次大战历史通过一项联合声明。声明说,两个极权政府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或者被称为莫洛托夫-李宾特洛普协定,导致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引发二次大战。1939年9月17日,共产党苏联加入了对波兰的侵略行动。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涉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东欧地区。波兰军队正面抵抗德军入侵时,数十万苏联红军突然从背后向波兰发动进攻。红军和纳粹军队1939年秋季在今天的乌克兰利沃夫、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等地曾举行过胜利会师的联合阅兵。

俄罗斯一直对不同于官版历史的说法感到愤怒。俄罗斯立法惩处那些所谓亵渎二战历史,否认苏联在二战中扮演正面角色的行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强调更多合作,共同抵制所谓的篡改二战历史的行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去年曾分别互访,并参加了二战阅兵活动。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说,波兰-乌克兰的声明带有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扭曲二战历史来攻击俄罗斯。他说,只有纳粹德国才是二战中的侵略者。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已对此做出了结论。苏联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苏联安全。没有这项条约,德国会更早进攻苏联。

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国会议员沃达拉茨基引述普京总统的话警告说,如果修改二战历史,那等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

从上面所列举的三个例子起码能清楚地说,对外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外国人讲的外国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样,都是有真有假的。这是我要在这里所强调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待下面再來讲述之。对历史的真伪之讨论,无数的争讼,其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并将永远地存在下去。我认为,关鍵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去认识历史的真伪,怎么样的认识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怎么样的对待历史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问题一直可问到,应该树立怎么样的历史观,或者说,怎么样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可取的,怎么样的历史观是不正确的不可取的。下面就结合上面三个例子來作一简单分析。

三.对历史认识的最起码的知识。

1.首先讲一下历史认识的法律地位。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过去都说是希特勒发动的,在2008年以后捷克波兰乌克兰德国等国的历史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并经过一定的程序,确认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合起来瓜分波兰而引发的。”这一句话就说明了对二战是谁发动的这一历史认识的法律地位问题。

在2008年之前,世界上都说是希特勒发动的,其实这沿用了世界历史上公认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日作为二战起点和第一个国际法庭一一纽伦堡的审判的结论,这也是纽伦堡审判和在纽伦堡宪章和纽伦堡审判中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在当代世界史上的历史意义。其实早在2008年以前许多世界历史学家就对二战是谁发动的认识有所怀疑,怀疑的焦点不是否定为希特勒发动的,而是否定审判的单一发动人,即怀疑斯大林也是二战的发起人,这一点其实不是纽伦堡审判上的过失。如世人仅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根本就不知道德苏还签订了一份秘密附加协议书,而秘密附加协议书的内容,一直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时,西方国家才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的口供中得知,但当时苏方极力否认。应该讲句实话,在纽伦堡审判的当時也没有条件对斯大林进行调查和审判。许多世界历史学家的怀疑之引发点即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例子卡廷慘案发生原因以及慘案发生之前的波兰在一九三九年为何同時受到东西方的攻击的原因的探究上。中共的百度百科词条纽伦堡中却列入“乌欲在联合国为纳粹分子平反 否定二战胜利审判”和“乌克兰欲为纳粹支持者正名”的解释短文。这就爆露出中共真理部的真实面目。

经过仅仅数位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这还不能成为欧洲国际对二战爆发的历史认识之法律地位的作用。这是因为需要解决尽可能多有关的二战爆发的迷团,其中也包括要解释得通所有的疑问,比如希特勒原先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中计划于1941年5月1日发动进攻,(在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签下了“21号指导”,要德军最高统帅部准备“快速的击倒苏联”,“Sofort nach dem Treffen machte er im OKW klar, „daß der Ostfeldzug am 1. 5. 1941 beginnt.”引自于德文维基巴巴罗萨计划,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战争日记Kriegstagebuch des OKW, Band 1, S. 176,OKW即德军最高统帅部之意。这是笔者考证的结果。而目前在中文界也许也有部分英文界中通常流行的说法是“并且制定侵略的预定时间为1941年5月15日”中文维基词条,这是错误的。),但由于意大利在希腊的失败,德军被迫于1941年4月6日发动巴尔干战役,以救援意大利,6月1日,德军攻占希腊全境,但巴巴罗萨计划被迫延迟了一个多月,于6月22日才发动。这导致了德军未能在俄国严寒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最终输掉了德苏战争。笔者曾化了很多時间去阅读有关的研究文献,在这里就不能细讲了。笔者认为,在这里最主要是需要解决人类认识历史真相与逻辑认识的主次问题,也就是能完全理性地解释通所有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达到了对此历史问題的共识。另外就是说服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法律家和公众了。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有了结果。

2008年6月3日,由捷克政府发起,哈维尔等人签署的《布拉格宣言》,提议8月23日订为正式纪念日,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于同年响应

2008年8月23日,409名欧洲议会议员签署宣言,将8月23日订为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宣言指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在侵略范畴所犯的大规模驱逐、谋杀和奴役,属于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在国际法下,法定时效不应用于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

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关于欧洲良心与极权主义的决议案,呼吁其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制订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决议案获533对44票通过,另有33票弃权。

2009年7月3日,欧州安全和合作組织采纳维尔纽斯宣言,支持将8月23日订为国际极权主义纪念日,促请其成员国提高对极权政权罪行的警觉。

8月23日就是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日子。

由此也可看出,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根本不是为纳粹分子平反,否定二战胜利审判,而是作出了对纽伦堡审判的补充说明,使之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也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事后,俄罗斯普京始终一方面强调1938年西方国家同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是对德国的绥靖和纵容,意在推动德国向东侵略,另一方面却攻击西方国家,他们总是习惯于把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进行比较并且过分地强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责任。其实上是公开否定欧洲议会作出的“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祸首”的历史认识。

我们中国人对普京的表态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2.必需强调认识历史事件的必要的程序。

对于所有的历史事件甚至那些我国历史上可怕的事件必需由独立的历史学家作出了没有偏见的阐述。独立的历史学家也就是对由单一的共产党派的历史学家闭门造車式编造历史的否定。正如2009年8月11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70周年前夕,德国驻俄罗斯大使施密特接受俄罗斯《报纸报》读者书面采访时对上述条约进行了明确的评价。大使委婉地告诫俄罗斯:“我想说说对待这一事实的基本态度。我们谈论的是历史事件。我们采取的立场是,所有的历史事件甚至那些我国历史上可怕的事件已经由历史学家作出了没有偏见的阐述。在我看来,这里(俄罗斯)也面临着与我们一样的任务。”[Мы издадим герм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й учебник истории, 11/8/2009]

3.必需强调认识历史事件的理性。必须排除一丝一毫的感性欲望,必须排除种种思维缪误(比如语形缪误、语义缪误等),方能正常发挥人所具有的理性思辨能力。

8月31日,普京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题为“历史篇章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的文章。普京首先否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同时也痛斥先于该条约的慕尼黑协定。普京亮明观点那就是“条约对于苏联的安全非常重要”。

2015年俄罗斯阅兵式结束的第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莫斯科。

默克尔当面驳斥了普京的说法,“在我看来,除非你把额外的秘密条款算进来,否则这个条约无法被理解。由此可以推断出,我认为这个条约是错误的,它的基础是非法的。”

在这里完全显出了普京与默克尔之间辨论的全部焦点所在。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莶定了一份公布于世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签定了一份密而不宣的额外秘密条款。

默克尔谈及的苏德条约的秘密条款包括划分了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从历史上看,苏德条约签署后不到一个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苏联同时从东面进攻波兰,导致波兰遭受双重打击。尽管苏联政府一直否认秘密条款的存在,但纳粹的文档和苏联解体后曝光的文件都证实了其真实性。而普京却坚持采用鸵鸟策略,矢口否认这份秘密条款的存在与实质意义。

大多数普通人的思维都有理性的一面,又都有感情欲望的一面。故在我们进行思维時,常常受到來自情绪、习惯、利害、多数人的意见、权威偶象的意见、先入为主、偏见、自身阅历、经历、教育等等诸多方面的干扰,排除它们对于我们的妨碍,我们才有可能高度冷静地进行理性的思维判断。

而今天普京尽管身居高位,但受到情绪利害等的感惰欲望因素的干扰,失去了理性,从而造成了这一㘯世界性的历史认识的争议。这不尽是普京的历史观,也是普京的世界观及其做人的道德观念的一次爆露无遗的表演。这也直接影响到一个理性公正的人对普京当下在乌克兰与叙利亚局势所持的立㘯的态度。

可笑的是中国大陆共产党习近平在这㘯世界性的历史认识的争议中也投靠了普京,与欧洲人普遍的认识正好相反,积极地为普京的迷魂阵站队。任凭情绪利害等的感惰欲望因素的干扰而丧失起码的理性思维,这是习近平及其子民们的可笑之处。在这里,我们还需看到,由于“把苏联与纳粹德国、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一逻辑推论也必然会引发了中国百姓“把毛泽东、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一合符逻辑的推论与追问,也是由于“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祸首”这一历史认识也必然会引发中国百姓对“谁是引发所谓的解放战争的罪魁祸首”,“解放战争这一战争值得不值得”,“毛泽东是中国历史的英雄呢还是梟雄呢”等等一系列极其正常的追问,这就引來了中共习近平及其子民们的巨大恐惧,恐怕这才是上述三个例子所述的当下争辨以及习近平为普京站队,背后的真实理由吧。为了防备情绪利害等的感惰欲望因素的干扰而维护人的正常的理性思维,我在这里向诸位推荐一种崭新的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

4.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的简介。

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实际上可以说是历史换位思考法的一种变种,一种更新的扩充版。

所謂”历史換位思考法”,按這一方法的創立人历史老师袁靜的定义,就是讓同學們設想自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中的某一歷史人物,以此”角色”來想象、推斷事物發展的可能軌跡的一種學習方法。

历史换位思考法主要思想是指,现代普通人在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時,将自己与某个历史事件中某一个历史人物,历史角色換位,來进行思维活动。历史换位思考法可使人从自我这个主体中脱离出去,进入客观世界中,进而发现事物的全貌。换位思考,是一种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的方式,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出自己的视野,就容易被“第一人称视角”所困住,看不到死角,也就容易陷入“当局者迷”的陷阱中来。这个时候,若能够批判的改变自以为是的立场,用一个其他人的视角和思维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或许会起到“旁观者清”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抽离出来观察自己,完善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方法。

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中的超越就是指超越我们爭论者所处的当下环境,假设其生活在未來的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后,回视就是指生话在未來的人再回过头來研究我们当下所争论所争斗的事件,这里有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这一方法的关键点是生话在未來的人并非指是泛泛的人,而是指一个即道德至善又能纯粹理性思辨的人。尽管我们说这样的圣人也许永远也不存在,但我们可明确地讲,人人都可以渐渐地靠近或趋向于这样的人。对于当下的贫官腐吏,常言道,“人在做,天在看”。如果讲,这“天”是神仙,那么这种神仙是永远也不存在的。而我们说的一个即道德至善又能纯粹理性思辨的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否则“人在做,天在看”就是一句废说,也等于说,“当下的贫官腐吏们,你們就可以无法无天地干吧,没人看得见”。我们说的一个即道德至善又能纯粹理性思辨的人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中说的“天”,包青天的“天”吧。不过他们将在或者说只能在这些犯罪者作案后的未來才能出现吧了。这样的法官那就比比皆是了。至于要清晰地讲清道德至善又能纯粹理性思辨,最好是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实例來佯细地解答它,那只好留在后续文章中再作分解。

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能够合理地成立的机理所在,拿欧洲与普京关于二战爆发责任人的争辨为例,首先要找出双方争辨的关键焦点所在,之后再分辨,能不能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关鍵焦点中的哪些部分可确认为己经凍结了的历史的事实,哪些部分只能确定为某些现在社会上尚活着的人的个人情感,再进一步确定,此因情感所确定的那个部分隨着時间的推迟却是越來越减弱的。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那就可以假设在二百年以后再來辨别时下的争论時,那就更毫无悬念了。理性超越回视思考法的最大优点之一就在于可以防备情绪利害等的感惰欲望因素的干扰以维护人的正常的理性思维。

5.比较研究的作用

其实,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学派注重于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研究自有其各自的研究意图和存在的价值。它的研究结果也可以作为当代人对历史认识的参考之用。切忌不可过分地强调它的功能。

在纽伦堡审判时杰克逊法官宣读了希特勒1939年5月23日的一段讲话内容:“这是向东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要并吞波兰。不管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强者永远是对的,我们要野蛮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杰克逊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类文明的声音在呼喊,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之时,现有的法律系统显得多么的滞后和无助!”

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访问苏联。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毛连声夸奖,毛听了后,却用委屈的口吻回答他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似乎知道毛要说什么,不等毛说完,斯大林就插断了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引自于《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5)

这里主要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來对比分析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在犯罪之前、之中、之后的心理活动的共同之处。“不管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强者永远是对的,我们要野蛮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与“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二句话表达了这三位強者在各自不同重大历史事件决策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心理状态。

6.争做历史的发现者、历史的判断者、历史的批判者

外国人讲的外国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样,都是有真有假的。这是我要在这里所强调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人人争做对历史事实的发现者、对历史解释的判断者、对历史论点的批判者。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你自己看成为人,而切记不可将自己当成为斯大林、普京、毛泽东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工具。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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