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追怀挚友刘晓波——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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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徐文立

徐文立(右)和刘晓波(左)1995年4月24日在北京徐文立家中会面。(徐文立提供)

晓波先我而去,彻骨痛惜!痛哉,刘夫人霞!

人一生能结识的人,数算不清;有些人擦肩、点头而已,有些人浅如过手之水,有些人相交如食甘饴,令你终身难忘。刘晓波就是一位在每次的交往都会给你带来心灵震撼的人,而且更能让你思想反刍得益。

我和刘晓波相识是在我1993年5月26日第一次出狱之后。当我出狱后,知道了刘晓波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种种与众不同的事迹,也听说他在运动之初的“北师大”演讲中多次提到我,特别理解我曾经所为的特殊价值。我内心深处即起共鸣,向往能结识这位“未识知己”。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我北京的家中,即1995年4月25日。我们交谈甚欢,尤其谈到以追求完美的标准来观人省己时的共识,特别合拍。他说:“我、我发现你是一个内心没有仇恨的人,少见!”

再进一步论到坐牢也有完美与不完美的话题时,他更是兴奋。当我叙述到我第一次坐牢“甚至不懂以零口供应对”的种种不完美时,他更是结巴地说:“和、和、和……和你相比,我、我、我,我他X的,那次坐牢太不完美了!”“那次坐牢太不完美了!”他一口贯出。

坐牢还有完美不完美的?好生奇怪,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曾经的“不完美”的不满、恶心、和痛苦,天下就会有我们这等痴人!晓波从此在我心目中已不是一般人,这是一个能掏心掏肺吐真情的挚友。

他回忆了1989那次在中共电视台违心的见证,他痛苦地提到中共恶毒让他父亲的游说,他说,“平日里我可以和父亲论辩至反目,可是当父亲在那种地方双膝向我跪下时,我他X的,彻底崩溃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一幕,今天就想对你说,可是还是不能原谅我他X的自己!特别面对‘天安门母亲们’时!没有借口,只有惭愧,骂自己不是东西!”

之后,他一次次的反省、检讨,诉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动,才赢得了“天安门母亲们”宽宥和谅解。

我相信和喜爱追求灵魂干净的人。

我了解,在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都有过“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邪恶武装”的历史时刻,那是不多见的;而普通民众和年轻学子“面对杀红了眼的士兵的时刻”,则是极为罕见;刘晓波“四君子”之前的种种我不十分了解,我当时在狱中,可是我听过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就是在这万难时刻,刘晓波“天安门四君子”没有逃跑退缩,反而是迎着坦克、冲锋枪口,一步一步地、在千钧一发、寂静对峙的黑夜里,直面可能即刻的流弹和死亡,去和天安门广场入场镇压的中共戒严部队谈判!

有人提及,我也曾经历这样的事。

当我在1979年10月1日参与领导“星星美展”和平游行时,经历过面对三层军警防线突然出现,千百位围观者惊恐得飞奔四散,霎时长安街六部口,寂静的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刻,虽然我作为指挥者无所畏惧的镇定应对,及有服从指挥的我们和平游行示威队伍的稳沉配合,也难避免有擦枪走火的危机;但那和刘晓波“四君子”所面对的情况,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上苍拣选了刘晓波“四君子”,保护了那些尚未撤离的年轻大学生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几位愿意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保护无辜学子的人!历史记住了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刘晓波“天安门四君子”也一定会被纪念。

这就是我推荐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理由之一。

推荐刘晓波的理由之二是: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始发于1978年的民主墙。之后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层出不穷。但是一部《08宪章》一开始就能够有303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菁英参与联署,是1978年以来所没有的壮举。社会菁英对全社会的命运是应该有所担当,他们的社会效能是和千百万民众的力量同等重要、二者不可缺一的。

《08宪章》的签署刚启动就有303位社会菁英参与、接着成千上万的人踊跃联署,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谁能做到?没有!刘晓波他们做到了!在凝聚共识与认同的影响力上,刘晓波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集体公开向中共专制体制挑战,刘晓波就配得诺贝尔和平奖。

另外,虽然《08宪章》都是宪政民主的基本的要素,难道美国的民主宪政最倚仗不正是潘恩的《常识》吗?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正因为简单,才难以达至。

鉴于以上的两项考虑,我于2010年1月10日在廖燃的帮助下,郑重地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推荐刘晓波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申请,后来才知道达赖喇嘛尊者、图图大主教、捷克总统哈维尔率二名签署人都是当年《七七宪章》的签名者和89年捷克丝绒革命中的领袖人物都参与了推荐。

2010年刘晓波一举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事后,自然有人问过我:“你(徐文立)也被推荐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你为何反而推荐刘晓波呢?”答案很简单,我自认不如刘晓波有资格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在我的观念中,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人类最神圣的奖项。唯有曾为人类和平地取得自由的历程中有特殊贡献、且心中没有仇恨的人才配获得。

总有一天,未来中国大陆不论是通过革命、还是通过变革进入宪政民主的正常社会时,已经被残害撕裂的中国,最最需要的是严行法治,厘清历史真相,抚平创伤。当人们真正懂得需要一位“心中没有敌人”的“刘无敌”来抚平时,无奈晓波已去矣!

记得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15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苦毒”是一场可怕的心灵传染病,会奴役你,也会奴役全社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96年最大的恶迹,莫过于用“阶级斗争”的“苦毒”污秽了中华民族,以至谁也不信任谁,几乎谁都敢害人,几乎人人背信弃义,现在弥漫全中国大陆的毒食品、毒水、毒空气……,首先来自于人性的扭曲与人心的“苦毒”。所以,我觉悟今日的中国,需要一股思想的纯正清流来引领、根治这深沉在人心的“苦毒”的病源。

我在2007年开始特别推崇王康,强调王康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思想家,因为他是用高贵、精粹的理想在引领着当今中国的思想家,继而呼唤出千万个王康,齐心重振中华民族。

中国,现在太需要心灵的高贵向善。

会有一天,我们因为了解要从心灵中摒弃“苦毒”的重要而追念刘晓波。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在刘晓波得奖的事情上,我有一个深深的遗憾,就是因签证未能及时完成之故,没有能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奥斯陆为刘晓波举行的颁奖仪式。谢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给刘晓波留一个空椅子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夫妇留二个空椅子的殊荣。(请见照片附件)

当然,刻骨铭心的遗憾是,刘晓波不幸被罹患肝癌离世!

晓波走好!我们不会忘记你和你心兹念兹的民主制宪事业。

挚友晓波,我们爱你!

——转自独立评论(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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