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从刘青山、王守信到郭文贵——论中国制度性腐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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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中国的政治基本是毛一个人的政治,类似今天的北韩。毛作为领袖,他被塑造为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说,毛体制是毛个人专政体制。在此体制下,中共官员均置于毛的威慑与控制之下。该体制,将整个国家改造为中共战时体制,以毛为首,全国一盘棋,无人有私产,可自行其事。官员们的腐败,也仅限于享有特权,特殊待遇、医疗、子女特殊照顾、搞女服务员等等,但是他们是“公家人”,无私产。

毛后,以邓为代表的右翼官僚集团,推翻了毛路线,实行经济改革。从根本上说,毛路线是继续革命,灭私为公;邓路线则是,发展经济,由公转私。但是邓的改革有一内在的根本悖论:经济上鼓励私人经济、市场化;但是政治上仍是坚持极权体制。这二者是极为冲突的。

毛派批判邓是复辟“资本主义”,说得也对,邓的方向是由国家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所谓“资本主义”即自由经济。邓的这个意愿及方向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自由经济需要三大主要元素:私有制、开放的自由市场、公平的竞争及交换规则。

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中共实行极权统治的的根本性手段,而一旦实行自由经济,中共极权体制即被摧毁。比如,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但至今国人不能自由兑换外币,私人也不能设立金融机构,因为这毁摧毁国家政权对金融的垄断。2004年,保护私人财产才写入宪法。但这仅是字面上的,实则却无保障,当今国人将大量私产转移国外,就是担心再被共产。

回首三十年前,邓当时给予人民的经济权利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仅仅是农民可以为自己劳动了,自己的劳动果实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中共的经济改革,以维护中共极权政体为前提;只有在维护中共极权政体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有限的开放和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所谓的“自由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以维护中共极权体制为前提。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即权力控制、支配、占有的“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

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年,其中改革比较“彻底”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它是由中央指令,强制推行的,一次性到位,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和产品。这使农村基层干部失去了控制农民人身的权力。这里“彻底”是打了引号的,农民仅仅是获得了为自己劳动的权利,但是农民仅仅是承包土地,而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国家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政府可以大规模强征农民土地。

除农村土地承包之外,三十年来,中国的种种改革都是受政府重重控制的。国家掌控资源——比如中国没有一寸土地、矿藏是私人的;垄断金融;垄断关键产业——如能源;重重叠叠的审批、监管。中国经济的每一项运作,后面都有权力之手。中国私营经济举步维艰,大公司的寿命平均仅有8-9年,中小企业不到3年,中小公司倒闭率是美国的10倍。郭文贵感慨“私人企业家在权力面前连孙子都不是。”

所谓“中国模式”,其与世界自由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经济的运作是由国家权力主导、支配和控制的。堂皇点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切实点说是权力资本主义。

邓说“让少数人先富裕起来”,江说“闷声发大财”。这就是承认私有财产,鼓励发财致富;这是对毛“兴无灭资”的革命性转变。但关键所在:是谁能先富裕起来?谁能发大财?“富”和“发财”的方式是什么?

毛时代,沿袭中共战争年代的体制,实行公有制,官员、干部是“公家人”,他们的生活待遇——连同子女,国家包干,他们的腐败限于特权特待,生活作风等等,关键的一点是个人无私产。但邓改革之后,中国的官员——包括其家族,有一种要变化,即囤积私产。他们是邓改革开放——由公化私的最大受益者。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在国家;而权力资本主义,乃是利益最终转至权力者私人。

国民舆论谴责腐败总是说官商勾结,其实官商勾结仅是腐败当中的一环,而更严重的腐败是权力的直接掠夺。邓开启改革后的第一轮腐败是“官倒”,即高干子弟靠父辈的权力倒卖批文、紧缺物资及商品等等。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包括最高层家族。“八九民运”主要口号就是“反官倒”;赵紫阳处理该事件许诺的内容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官倒”子女交国家法办。

第二轮大规模的升级版腐败是朱隆基时期的“国企改革”。朗咸平先生有个比喻“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这一轮腐败,就是掌握国有企业的权力者直接掠夺全民资产,转公为私。

第三轮大规模再升级版的腐败是在房地产及金融界。房地产及金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财富高度集中,高层权力家族几乎对之无不介入。这已不是郭伯雄、徐才厚式的买官卖官、巨额受贿,而是天文数字的圈钱,鲸吞国家财产,因此郭文贵称他们是盗国贼。

权力的腐败不仅在经济领域,而是全方位地,政治、军界、司法、文教、医疗,莫不腐败,无官不贪。毛时代,毛对各级官员有威慑和钳制,加之“共产主义”好歹是个信仰。毛不在了,共产意识也破产了,又赶上改革开放,权力者的私欲就剧烈膨胀。压抑的私欲一旦放开,就加倍地贪婪。

改革开放后的腐败,最猖狂者是“红二代”。“红二代”是红卫兵一代,啥也不信,胆大妄为。薄、谷案可见一般。中共革命的骨干本就多是“流氓无产者”,到了下一代,加之有了权势,就更加地贪婪、妄为、不择手段。他们从“官倒”开始,以后每一轮贪腐升级,他们都独占鳌头。当今,金融、房地产、国企巨头,背后都是红色家族。红色家族是中国腐败的总根儿。

中共极权政体,一党专政,无制约、无监督,唯权唯是。中共极权政体不仅是政治上独裁,而且垄断国家的资源、金融、经济命脉,操纵经济运作。因此邓所设计的坚持极权政体,进行经济改革,转公为私,发展“资本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各级官员及其家族,以公权力套取私利,圈钱,掠夺国民资产,成为各大企业、财团、金融集团的实际大老板。

(待续)

编者按:本刊所发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观点;本刊鼓励各种正反意见热烈争鸣。

《公民议报》7/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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