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遮遮掩掩到明目张胆：奥运前后中共暴政的变迁
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共独裁统治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一样。
独裁国家举行奥运会的模式竟然都是如此相似。奥运之前，他们对国际社会伪装出一副真诚谦卑的面孔：纳粹释放了许多犹太人和异议人士；中共也承诺给予西方记者完全的采访自由。但是，一旦奥运顺利开完，他们立即变脸：纳粹很快将犹太人送入死亡集中营，进而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共的暴力维稳也迅速黑帮化，甚至对西方记者拳打脚踢。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论，这种变化对照鲜明：奥运前夕及奥运举行过程中，我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国保官员约我谈话，告知在在此期间，不得前往比赛场馆附近，出门亦需要乘坐他们提供的车辆。另一方面，他们也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客人可以到我家访问，我在居住的小区内也可以自由活动。有许多西方媒体来访，均未受到拦阻，我在小区内的一家小书店中接受了二十多家媒体的访问。我家的电话和网络也保持畅通。在我家楼下负责监控的国保警察，不愿被邻居们发现，遂躲藏在树丛后面，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大概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奥运会的“和谐”气氛并不符合。
而在二零一零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全然不顾“面子”问题了。我被非法软禁在家长达两个多月。这是一种不能走出家门半步的、与世隔绝的软禁，不仅我被软禁，我妻子也被连累享受跟我一样的待遇。我家的电话、手机和网络全部被切断。监控者干脆就用一张大桌子抵在我家门口，并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他们已经不害怕被邻居知晓他们的身份和工作。我家楼下的监控者和摄像头，成为小区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之后，我又被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拷打至昏死。
进入二零一一年春，茉莉花事件让中国的春天比冬天还冷。上百名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失踪”，其中多人遭到与我类似的残酷折磨。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倒退，倒退到比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还要严峻的地步。由于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成为这个政权首要的“核心利益”，为了保护这一“核心利益”，他们不惜再次像“六四”那样开枪杀人。在北京杀人与在西藏、新疆杀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深陷金融危机的西方，已无暇谴责中共的所作所为了。
二零一二年的“两会”上，有“盖世太保条款”之称的刑法七十三条获得高票通过。从此，秘密警察可以肆意抓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可以不通知其家人，将其带到秘密地点拘押。这是连东德的斯塔希都梦寐以求而未能获得的无法无天的特权。由此，我在几年前的预言坐实了：中共正在大步迈入纳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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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散文家和批评家，独立中文笔会前副会长，2012年「公民勇气奖」得主，他的三十多本书在中国大陆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