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虽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各媒体（而且主要是机关党报）对俞可平的访谈集录。书中除了成堆的《新闻联播》式的官话与套话外，就是党内学者俞可平所鼓吹的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善治。
对于俞可平局长鼓捣的这个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奖，其实谁都明白它是形式大于实质，天知道那些动听的地方“创新政策”是否真正落实过，实在不值一提。对于善治，它同民主一样也是个好东西，当然也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倒是值得一说。之所以被中国人叫作“善治”，应是借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所言的“善”与“善治”，绝然不同于被中国古代统治集团重新包装后的儒家的“仁”与“仁政”。前者在治理关系上更注重本真、平等与尊重，政府因循利导，以“善”为“治”，因“治”而“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道法自然”，与今天哈维尔所倡导的“道德政治”不谋而合。后者则是一种世俗化的维系统治集团政治统治的方略，居高临下的“仁”只是手段，维系其“政”之统才是真正目的。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教养》一文中说：“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人也许参与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俞可平基于现代普世文明对善治所作出的解释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实质是公民与政府的一种良好的合作，双方合作管理社会，并更多地让公民自己来管理。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俞可平还列举了善治的十个标准：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由此可见，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老子所言的“善治”，还是今天西方民主革命家哈维尔所称的“道德政治”，包括今日共产党内学者俞可平所倡导的善治，皆是一种政府施政方式，而且皆是建立在“民主”这种基本政治制度上的政府施政方式。民主是善治的基础，或如俞可平所言，“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后果”。民主是个好东西，善治也当然是个好东西。
论述至此，我们就会发现俞可平今日所倡善治的不可行性了——专制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善治的土壤！
当然，作为党内的民主派，俞教授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倡导善治的同时，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善治的折衷版本——善政：“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仍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会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仍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必须首先实现善政”。
当今中国之善政，即是在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民主改革而逐渐达到善治。如果说今日之善治与老子之“政善治”一脉相承的话，那么今日之善政，就是被奴化后的儒家之“仁政”的翻版了。当然，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从善政到善治（俞可平谓之“增量民主”，即渐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这每一阶段的进步。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整个共产党政府到底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渐进改革，还是将此当作维系其统治的权宜之计？俞可平也承认，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治，这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但是，我想问，共产党政府真的心甘情愿地还政于民吗？
举例而言，随着奥运会的来临，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新闻传媒的管制。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点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王副主任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必须逐渐放宽对新闻传媒的管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网上有许多人对王副主任赞誉有加，觉得他是个开明的好干部。但是，对于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的做法，王副主任所说的原因很冠冕堂皇：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信息传播如此便捷迅速，政府根本就不好管了、捂不住了，以前你可以捂，现在再捂只会适得其反，所以不能再捂了。也就是说，是因为捂不住了所以不能再捂了，而非因为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乃是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明文规定了的。放宽新闻管制确实是好事，是善政，是所谓增量民主。但是，请问，政府的诚意何在？而且是真的说不捂就不捂了吗？看看最近的济南银座地下商场被淹事件，捂得多严实！
还有更让人愤怒的黑窑奴工案的最终处理结果，这起惨绝人寰的大案，便是典型的捂不住了所以不捂了。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官员的渎职、默许、纵容乃至相互勾结所致，但最终竟只有县级以下的相关干部受到追究，而且仅仅是党纪政纪处分。原因何在？很简单，如果把这群奴才从重处理了，奴才们就会心灰意冷，失去了做奴才的积极性。如此一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只会“念好经”的主子们所下达的命令，谁还会听？共产党的基层专政统治还如何维系？凡此种种，请问，政府的诚意何在？
一个毫无诚意、不受制约的政府实行的所谓善政与仁政，只能是披着善治外衣的实实在在的恶政与暴政！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
最近，接连有两位党外人士出任中央部委正职，这的确是善政之举。《南方周末》刊发笑蜀对此的评论文章《现代政治文明从权力分享开始》，对此赞誉有加，论述也非常在理。但读来未免让我感觉别别扭扭，就如这种“分享”是共产党居高临下地对党外人士的恩赐与施舍一般。无论政治体制改革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时刻明白，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将共产党非法剥夺的公民的权力与权利归还给公民的一个过程，从宗教意义上说也是共产党赎罪的一个过程——我们欢迎和支持共产党的每一项民主举动，但无须感恩，无须高呼万岁，因为这本就是应然的。
哈维尔说，“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起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道德政府即是诚意政府、有限政府。诚意在哪里？在每一个人尤其是施政者们的心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所谓，上善若水。否则，民主与善治从何谈起？
200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