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张历史人物图像，画的是明朝士大夫徐光启和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我们的传统认识里，传教士似乎就是为传播基督教教义来到东方的，也许他们当时所抱的目的也仅此而已。但如果仔细寻觅这段历史，会发现它的意义远非如此。
1579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Pomoilio Ruggieri）飘洋过海来到了今天的澳门。在海风中重温了几遍《马可波罗行纪》后，他们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踏进了帝国内地。当然，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他们的口袋里都还装着本《圣经》，几年后，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在他们的努力下诞生了。不久罗明坚奉召返回罗马总部，利玛窦则定居中国，结识了徐光启、李之藻等朝廷士大夫。双方友好地互相交流、学习，堪称是中、西两套迥异的文化体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利玛窦开了个好头，此后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不下八十人，其中大多是耶稣会会士，秉承利玛窦的作风，与朝中士大夫交好，任职于钦天监，传播基督教教义并介绍西方科技文化。此外还有活动于民间的圣方济会和圣道明会等。
万事开头难，在传教方面，如何能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教义是当时利氏与罗氏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们顶着教会内部的压力而入乡随俗，先虚心学习汉字，再请所结识的士大夫们讲解儒家典籍，了解中国文化。之后，他们开始了“合璧中西”的尝试。罗明坚创造了天主、天神、圣水、十诫这些中国人易于理解的词汇。利玛窦则把中国古代典籍《尚书》、《诗经》中的上帝、天、帝等词汇借来当作基督教教义中最高真神的中国称谓，并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在搞崇拜，而是一种纪念（当时的欧洲教皇是绝不能容忍信徒心怀二心的）。从中也可看出利玛窦的良苦用心，教皇与皇帝都不能得罪，只能尽力折衷而为。但两者的矛盾却一直未能消弥，这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中国的士大夫们热情地教授传教士们中国文化，这些老外也毫不吝惜地向中国人讲解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一书记载，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皆是饱学之士，他们引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文化以天文学为中心，包括数学、地理、火器、机械、农学等。徐光启、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来华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llvon Bell，来华传教士）等人以西方天文学为基础，合编《崇祯历》，但因明亡未及实施。清朝颁行同样以西学为基础的《时宪历》，并请西方传教士任职于钦天监。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理》，是欧氏几何入华之肇始，他们还以几何的观念计算天体运行。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贡献还包括地理绘图、实用工艺、人文科学等方面。
这次由西方传教士牵头的中、西文化接触并非一直都是和谐友善的，这些迥异的西方科技文化自然也会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以致发生过数次由地方镇压的“教难”，多亏徐光启等人上疏救援才化解危机。对于官方的镇压，西方传教士也曾主张武装反抗，但利玛窦坚决反对，最终与朝中士大夫合力以温和的方式解决了争端。
直至明亡清兴，此时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皆已亡故，由传教士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先是有朝臣反对西方历算方法，指斥其“暗窃正朔之权”，触动了康熙敏感的神经，中国官员与西方传教士皆有被杀或被驱逐者。后因太皇太后干涉又平了反，但那掉了的脑袋已经不可能再合上去了。不久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礼仪之争”。前文我已讲述，利玛窦等最初的来华传教士在“合璧中西”时，借用中国典籍中的“天”与“上帝”作为基督教的神称，并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只是一种纪念仪式。耶稣会会士一直奉行着此类折衷理念，但民间的道明会会士可不买他们的帐，竟还向罗马总部打了小报告。1704年，罗马教廷下达谕旨不得再用“天”与“上帝”的称谓，并禁止信徒祭祖、祭孔。很明显，这道强硬的谕旨直接触动了中国文化体系的根基，罗马教廷把清帝国也当成了可以随手宰割的欧洲世俗政权。康熙倒还客气，给传教士们指出了两条路，一是留华继续传教，二是谨遵谕旨，后者会被驱逐出境。1773年，教廷下达谕旨解散在华耶稣会，中国官方也已下令禁止传教工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因缘就此终结。
在华传教士所引发的争议，根本原因是中、西方间文化的差异，但直接的作用者却是权力。徐光启、利玛窦等人可以在前一方面起到协调作用，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后者。设想如果接下来双方人员能继续秉承徐氏和利氏的作风，以折衷与温和的态度调和矛盾以促进两套文化体系的融合，假以时日这种融合一旦趋向成熟并普及至民间，权势的压制即使能逞一时之快，也决不能长久，从而于渐进中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唯有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变革。
据《万古江河》载，“礼仪之争”在西方宗教界和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再度引起了对罗马教廷权威的质疑，而在中国却并未引发思想争论。徐光启等明朝士大夫对西学的热衷证明了中国传统儒家并不排斥西方先进文化，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的知识阶层也初步具有了反思专制统治的意识，自由思想初现，比如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这其中思想成就最高者当是黄宗羲，他基于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认为中国应当实行精英民主政治，以学校为议政之地，中央权力下放地方，中央综和统筹、地方灵活自治。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欧洲爆发了反对国王独裁统治的革命，五月花号刚刚在普罗文斯顿港靠岸。而中国则处于明清交替之际，一个庸碌的政权正被另一个更加残酷与愚昧的政权所替代。统治者并未察觉，遥远的西方正经历一场决定后世中、西方各国命运的大变革。
清朝以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被严格局限于传教与实用技术方面，官方对言论予以残酷压制。知识阶层则考据风泛滥，知识分子们埋首故纸堆，忙着搞《四库全书》这类大部头的书，他们无暇也不敢顾及中、西方间的文化问题。来华传教士死的死、走的走，徐光启、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也相继离世，明清之际的中国自由思想就这样昙花一现。
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促进了中、西方相互间的全面认识。在此之前，西方人只能枕着本《马可波罗行纪》梦想着神秘的东方，在此之后，介绍中国的书籍材料已蔚为大观，且内容更加详实具体。利玛窦著《中国札记》并作《坤舆万国全图》、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来华传教士）著《中华帝国》、艾儒略（Giulio Aleni，来华传教士）著《职方外记》等等。还有后来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等大套资料（这也与正忙着编撰《四库全书》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介绍中国的书籍涉及政治、经济、地理、民俗、信仰、工艺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西方传教士亦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学术科目等。中、西方相互间有了全面的认识。西方知识界在中西对比中引发了对自身的深刻反省，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说，“欧洲启蒙运动以中国为参考数据，深刻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状，引发了欧洲巨大的文化变革。”我们现在能从蒙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巨匠的著作中读到他们对当时遥远的中国的认识，通过这些文字也看得出他们已察觉到了这个古老帝国的衰败。而在中国，除了明清之际自由思想的昙花一现外，这套迥异的异域文化并未刺激到知识分子们的神经，也未普及至民间。许倬云说，“从这一转变关口，欧洲发展了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则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中。”
我们就这样错失了一次通过思想与文化的启蒙和变革而带动政治改良，从而与西方一起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契机，这其中清朝以后的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西方，欧洲启蒙运动后，教皇统治瓦解，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纷纷建立，宪政民主思想初步普及。基督教重回民间，与民族主权、宪政民主等现代化的政治理念结合，成为信众的精神寄托。而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们则继续与皇帝老儿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1792年，乾隆皇帝不但拒绝了英国来华使团的通商要求，还故意羞辱他们，后来的历史悲剧也就无可避免了。
我们终于在西方摧枯拉朽的炮火中幡然醒悟，魏源、龚自珍，包括维新派、洋务派、立宪派，大都是儒家饱学之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合璧中西”的尝试，但已与徐光启、利玛窦他们的平等友善根本不同，他们在沉痛与屈辱中试图补救前人的过失，西方的文明思想也开始渗入民间。一次次尝试后，最后的也最趋完善的预备立宪最终被辛亥革命所终结。在那个东亚大陆趋向武化的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们的历史任务应是将西方已具备的现代文明普及至中国民间，以填补暴力革命往往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的跟进不足。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纷纷沦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最终请来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启了又一个血腥的时代。
图片上，身着官袍的徐光启与身着教士服的利玛窦一脸友善，后来的历史发展肯定是他们所无法预料的，也只有对照充满血泪的近现代史才能深切感受到这张图片、这段历史的弥足珍贵。中国的确曾拥有过文明的曙光，但最终与其擦肩而过，这确实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对于那一直未能实现的地久天长的浪漫理想，我们又岂能不在乎，不企盼？
2007年2月8日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