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思想文化上却也是各本土学派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谓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主张治国应“德主刑辅”。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利轻义，主张治国应“不贵义而贵法”。德治还是法治，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这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致世之学，其代表者与鼓吹者都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政治势力所采纳与弘扬。执政者采纳何种学说，这就关乎国家与国民之命运了。
秦国青睐法家，当时法家学派诸多务实的改革措施使其得以强盛，所以法家在秦时代是很风光的。但到汉朝却蹦出个很受汉武帝推崇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儒家德治时代。与此相应，中国法学思想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今天法学界对此颇愤愤不平，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历次宪政运动的失败，本质原因就是中国一直是儒家、儒学思想独行其道，搞得国人毫无法治观念可言。此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中国历史在秦以后弃法择儒，实乃理智的选择。
“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主要指刑罚，法家最重视的就是刑罚。轻罪重罚，这是法家的重要思想，所谓“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法家的开山之作李悝的《法经》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剐”，即偷看宫殿者挖掉膝盖骨，捡拾遗失物者剐剃骨肉。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改法为律，创制《秦律》，更是将轻罪重罚思想发挥到极致。《秦律》规定严苛，商鞅为扫除变法障碍随意施刑，矫枉过正，无论民间还是庙堂都对其怨声载道，商鞅失势后被车裂，也纯属咎由自取。
法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竭力维护专制统治，《法经》规定“凡盗符（指军符）者诛，籍其家；盗玺（指玉玺）者诛；议国家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民”。法家宣扬法、术、势，为权谋争斗唱赞歌。儒家文士们很多还能坚守自己基本的人格操守与价值理念，法家在为君王谋权谋势时则是毫无底线与坚守可言的。
从学术上讲，法家只重刑罚，“法”流于权谋之术，并非真正的法治之学。它即使再发展下去，也只会继续充当维护暴虐统治的工具，不会在法学思想方面取得什么建树。从制度上讲，法家思想与专制思想如出一辙。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弃用法家，后世统治者都相对“温和”，暴政大大收敛，这不可不谓是百姓之“福”，所以我说弃法择儒的选择是理智的。
秦暴政，法家是罪魁祸首。与此相反，儒家主张仁义道德，以德治国，实行仁政，起码对无所不能的专政者起到了一定制横作用，法家则是助纣为虐。而且儒家主张德治的同时并不绝然反对法治，只是认为“德”在“法”之上，德主刑辅。因此，充分吸取秦亡教训的汉朝宽宥轻刑，以儒学治天下，实乃必然之选择。当然，以后历代统治者并非真正鄙弃了法家思想，它只是被隐到幕后，私底下学习与运用，成为一门长盛不衰的“隐学”。但头顶儒家仁政圣君的高帽，统治者们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时，毕竟也是会有所忌惮的。
说到底，这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悲哀所在。掌握主动权的只是统治者，无论儒、法都没有完全独立的的人格。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多数学派都千方百计地寻求政治势力做依附。双方采取折衷主义，我退一步，采纳你的学说，你也退一步，以维护巩固我的统治为要务。否则，一切免谈。唯一看透这一切的道家，庄子只能去梦蝴蝶，老子则驾牛隐去。儒学的“中标”，对儒家而言，对中国而言，对汉语思想文化而言，既幸又不幸。思想，只能是思想者的事，否则就无“思想”二字可言。夫复何求？夫复何求！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