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新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几乎每部小说文后都附有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评论文章。我认为,这些评论文章对昆德拉著作所作出的解读,比如“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撒旦的视角”(《生活在别处》)、“关于毁灭的小说”(《玩笑》)等,在具体阐释上都存在一定片面性,甚至是对昆德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误读。

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玩笑

里卡尔对昆德拉著作的基本定位是准确的,“牧歌”、“撒旦”、“毁灭”等等,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否定”——昆德拉的著作是一种“否定文学”,这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存在价值。《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对“媚俗”的否定、《生活在别处》里对诗歌的否定、《玩笑》里对历史的否定——昆德拉所否定的乃是世间一切冠冕堂皇的价值体系。这种颠覆性的否定也许会让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当昆德拉用冷峻的笔调,把那些为世人为古典主义文学奉若神龛的价值与信仰层层疏离,剥下它们身上的“洋葱皮”,将它们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另一面呈现出来,我们在惊悸之余终于恍然——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要全面理解昆德拉的“否定文学”(包括其他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必须思考三个问题:为何否定?如何否定?否定之后当何为?里卡尔的错误在于只全面解答了“如何否定”,而忽视了“为何否定”和“否定之后”的问题。这未免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似乎昆德拉在告诉我们俗世无用、诗歌无用、历史无用——一切皆无用——世间本虚无!

在对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的评论中,里卡尔循着每部的故事内容,全面回答了“如何否定”的问题。很明显,他将解读的重心放在了作者的写作技巧上,而忽视了作品的内在价值与警示意义(如许多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见认识一样)。里卡尔稍微触及了“为何否定”的问题,但他对此所体现出的逻辑思维是,因为无用所以否定——这其实跟没说一样——问题的关键是,为何无用?而且,难道昆德拉著作的价值仅仅是告诉我们被否定物的无用吗?——这些否定是否带给我们了某些思考,或者说是反思?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言的“媚俗”,所“媚”之“俗”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指“政治之俗”——我概括为“为政治而政治”,从另一面而言便是“为政治而反政治”。由此联想我们自己,无论史鉴还是现实,这种“政治之俗”流毒之深、危害之大是触目惊心的。这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权力意识,是英雄到枭雄的退化过程,是请君入瓮的骗局,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小说有两节讲述了斯大林之子雅科夫之死:二战期间他被德军俘虏,与英军战俘关押在同一战俘营,营内是公共厕所。英国人因不满雅科夫总把厕所弄得污秽不堪而责备他,战俘营长也不替他“主持公道”,不忍侮辱的雅科夫竟咆哮着扑向了高压电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昆德拉说:“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生活在别处》里,昆德拉对诗人与诗歌给予了不遗余力的辛辣讽刺:“在诗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所有判断都会成为真理,只要它能让后人以为这的确是经历过的感情。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主人公雅罗米尔就是这样一位捷共时代“脑子冒烟”的诗人,他白痴般地近乎狂热地追逐共产主义,而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他用自己诗人的“才赋”来为共产主义服务,来抒发自己那些虚幻的自欺的“感情”,创作出一首首在我们看来不真实的甚至是恶心至极的诗歌。这种“脑子冒烟”的诗人,在那个时代的捷克斯洛伐克,都多到可以“批量出口”的程度了。

雅罗米尔这样的“诗人”可笑至极也可怜至极,或者说“诗歌”可笑至极也可怜至极,两者都迷失于政治洪流中,最终成为助纣者与牺牲品。昆德拉以此来揭露那些冠冕堂皇的“阳春白雪”的脆弱面和虚伪面,以及世人对其“媚雅”般的膜拜与盲崇。中国不也曾产生并且一直在产生着众多的“雅罗米尔”吗?昆德拉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绝非如里卡尔认为的,只是要告诉我们所有诗人都是脑子冒烟和欠揍的,而是:当雅罗米尔病重昏迷之际,他又梦到了科萨维尔——另一个自己(或者说他代表着一种别处的生活)——这次科萨维尔对雅罗米尔说:“你真美,但是我必须背叛你。”

《玩笑》中,对于“历史的玩笑”,米卡尔很干脆地解读成了历史无用论:历史竟也会开玩笑,所以历史是无用的。问题是,历史为什么也会开玩笑?小说讲述的是大学里的拥共积极分子路德维克,因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中玩笑般地随手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而在“事发”后遭同志批判,被开除学籍、党籍,被逐到俄斯特拉发的煤矿劳动,被判刑。多年后,路德维克偶识当年曾主持批判他的泽马内克的妻子、报社记者埃莱娜。为报复泽马内克,路德维克欲引诱埃莱娜,恰逢埃莱娜将赴路德维克的家乡摩拉维亚采访一年一度的民间节日众王马队游行,路德维克便先行回到故乡等候埃莱娜,并遇到了曾经的好友考茨卡和雅洛斯拉夫,后者是扬琴乐师和马队游行的组织者。同时泽马内克也携情人前来观看马队游行,路德维克在俄斯特拉发时的情人露茜也突然出现。

一场早已没落了的民间节日将所有人物联结到了一起,并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维度。通过叙述角度在人物间的不断转换,那段历史从各个侧面再度呈现,并与现实交织。大家都意识到,历史开了玩笑!并在思考——或者说是反思——历史为什么会开玩笑?路德维克在反思中终于恍然,我们都是历史人物,都在为历史而活,为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活。历史迷失了我们,我们也迷失了历史。我们为其俘虏,它任由我们涂抹与发挥,在此过程中,历史与我们都失去了本初之意义。路德维克说:“到这时我终于明白了,我根本无法取消我自己的这个玩笑,因为我就是我,我的生活被囊括在一个极大的(我无法赶上的)玩笑之中,而且丝毫不能逆转。”

小说用很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摩拉维亚民间节日众王马队游行的全过程,以及它的历史渊源,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没落。里卡尔认为马队游行属于美学范畴,体现的是一种毁灭美。诚然如此,但我认为它更属于历史范畴,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真实,是作者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追溯和希求。如今的马队游行已完全成为一项行政任务,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它的艺术性和本初精神已荡然无存。内心始终忠于艺术却又不得不承受时代剧变的雅洛斯拉夫,无疑是痛苦的,痛苦到心脏无法承受。

马队游行结束后,路德维克与雅洛斯拉夫一起在小乐队里演奏扬琴音乐。沉浸于久违的纯粹的扬琴乐声中,里卡尔对此时路德维克的心理波动分析得很准确:“他体验到了坠落的感觉,放弃自我,在‘被遗弃的小岛’上流浪,但奇怪的是,他恰恰在那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从前的世界,但已经是一个失去了的世界:

“我可以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我之所以热爱它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世界(并无思想准备地)实在可怜,可怜之余,更为孤楚。无论是隆重庆典还是鼓动号召;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社会乌托邦,还有庞大的文化干部队伍,都对它弃而不顾,这表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只是故作姿态地跟从,表现在泽马内克(连他这样的人)也掉头而去。正是这样的孤独在净化这个世界,使这个旧日世界像垂暮之人一样纯情起来;它使这个旧日世界沐浴在一片弥留之美那令人无可抵御的最后的灵光之中,这样的孤凄对我包含着谴责。”

米兰·昆德拉

报复的念头已打消,路德维克于温情中发现了这个世界凄美的一面,里卡尔称之为“毁灭之美”。在我看来,毁灭本身并不美,美的是毁灭过程中对真实与信念那最后一丝执拗的坚守。

三个问题都已作答。昆德拉的“否定文学”,是一种政治阴影下的否定,却又是跃出政治范囿的否定,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称其为内在反思的生活——这便是昆德拉著作的价值所在。

中国民间思想家毛喻原先生,在评析英国哲学家艾丽斯·默多克《善的至上性》中提出的“内在的生活”这一概念时说:“所谓内在的生活,按我的理解,实质上指的就是一种内在反思的生活,是一种明确人之行为方向性的生活,是弄清楚自己真实处境的生活。在我看来,行为的方向性是所有哲学与伦理学的头等大事。如果方向不对,那一切的行为都是大可去怀疑的。倘若方向错了,那行为的结果多半就是结恶,而不是祛恶。比如,物国(指共产中国,毛喻原思想体系中对这一国度的特殊称谓——引者注)所发生的一切,就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此种方向失误的弊端。君不见咱们的物国不也是在歌颂钢铁的意志,赞美青春的活泼,肯定教育的优先么?但我就要问了,如果这钢铁的意志是用于愚忠的,这活泼的青春是傻里傻气的,这教育是打造螺丝钉的,那意志、青春、教育的意义又何在呢?”

昆德拉所否定的便是这种“歌颂钢铁的意志,赞美青春的活泼,肯定教育的优先”式的冠冕堂皇的骗局,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钢铁的意志是用于愚忠的,这活泼的青春是傻里傻气的,这教育是打造螺丝钉的”,并由此启迪我们反思“意志、青春、教育的意义何在?”——这就是内在反思的生活。而这一切,当然是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度中的里卡尔,所无法切身体会与深刻领悟的。

还值得由此言及的是,理解了“内在反思的生活”,也许就能理解袁红冰先生所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意义,能看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这一组词汇所组合出的一种精神图腾和价值谱系。但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许多参与者仍抱着一种“唯政治论”的意识来理解它,似乎与政治无直接关联的就不是自由文化,不痛快地把共产党的祖宗十八代咒骂一遍就不是自由文化。实际上,在中国谈自由不可能不涉及政治,但我们必须明白,政治并非我们的目的,切不可堕入“为政治而反政治”的俗流中,酿成又一轮政治中国的恶性循环。公民社会与文化中国才是我们的本源与归宿——那是一种内在的反思的生活。

2007年11月

《吾诗已成》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