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的阴历七月，已御宇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终于龙驭归天。对文臣们而言，表面上的悲戚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位与他们消极对抗了三十年的皇帝的死，也着实是件可喜的事情。
万历就这样背着“庸君”的骂名离开了人间，大明朝也走到了尽头，继任者们对先皇遗下的这个烂摊子已束手无策。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于万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万历皇帝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明亡早已无可避免，他根本左右不了全局。
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帝国里，政坛就像戏台，皇帝是主角，成千上万的文臣是配角，最底层的百姓是群众演员。在这个戏台上，“主角”要想维护自己的主人公地位，就必须协调、控制“配角”，也间接地掌控“群众演员”。所以，处理主配角的关系是戏台上的主要戏份。
但明朝这个戏台比较特殊，为了省心放心，明初以后的皇帝亲自招徕了许多特殊的演员充当“配角”——太监，他们的主要“戏份”是制衡并监视文臣。有这么多出身卑微且身份十分不雅的“特殊演员”，与文臣们这些“专业戏剧学院”毕业的“优秀演员”抢戏，两者之间的矛盾自然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黄仁宇所说，明朝初期，刚刚建立的文臣集团还不足以公然与皇帝对抗。但到中后期情形已大不一样，文臣集团早已羽翼丰满，他们终于有了与皇帝对抗的资本。而皇帝要想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就不能大肆削弱他们，这正是皇帝们最苦恼的地方。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决不能让文臣们团结起来对付自己。幸运的是，历朝历代的臣子们都是很喜欢且擅长窝里斗的，皇帝的任务就是以居间人的姿态恰到好处地处理他们的矛盾，暂时解决问题却又不至使矛盾消失。
不幸的是，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却是文臣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绝不容许这群非正规化的“演员”与自己“抢戏”，且是演“对手戏”。因此，一旦厂卫机构与文臣集团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的臣子们就会立刻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而他们真正所“仇”的正是太监们的“后台老板”——皇帝。
设置并倚仗上不了台面的厂卫特务机构，不重视治国的主力文臣集团，不利用文臣的的内部矛盾控制他们，反而让其团结一致对抗自己，这是明朝皇帝们的最大败笔。因此一旦羽翼丰满的文臣集团团结起来，万历皇帝就真成了工具。
一直依赖厂卫特务机构的万历，大权在握后并未特别宠信文臣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他对首辅申时行倒是很信任，但此人是位诸事求和的“和事佬”。因此一旦君臣间出现摩擦，万历在臣子中就决无内应，很容易导致文臣集团对他的团结对抗。
比如在处理立嗣一事上，假如万历在大臣中有个死心塌地的派系，他完全可以与他们演一出“双簧”，让他们把废长立幼之事于朝堂之上谏言于自己。大臣中间势必形成赞成派和反对派，实际的当事人万历却成了充当“裁判”的居间者。几经周折，若赞成派获胜万历就可如愿以偿，反对派也不会暗地归罪于他，若反对派获胜万历也不会成为大臣们的众矢之的——他两头都会是“好人”。但实际上是，在此事上整个文臣集团都成了反对派，只有万历是赞成者。
孤立无援的万历皇帝最终在立嗣一事上得罪了整个文臣集团，心灰意冷的他由此开始了与臣子们长达三十年的消极对抗。1620年他的死让臣子们暗地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而大明朝也已彻底虚脱。
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却只有不择手段者才是强者。所谓的“明君”，不过是深谙此道者罢了；所谓的“庸君”，只是不精于此道者罢了——此即中国整个帝国史的“非常道”。
万历的失败，也是整个封建帝国史的失败。
2006年4月
文章来源：《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