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41名清一色的单身青年中国女子从厦门飞赴吉隆坡旅游观光，被马来西亚的海关禁止入境，将她们遣返回国。一般读者看了这种消息，想必心领神会，而那些民族主义意识特强的炎黄子孙大约也哑巴吃黄连，不敢怒抗议外国歧视我女同胞了。这些妙龄女郎们吃了“友邦”国家的闭门羹，因为她们拿不出对方所要求的入境证件：马来西亚边境从6月下旬开始，就严格规定，凡是年龄在10至25岁之间的未婚中国女子，必须出具户籍证明且有家人陪伴同行，甚至要有申请人父亲所写的亲笔签名信，信上写明申请人去马来西亚的原因和具体要做的事情。已婚女子必须出具结婚证明且与丈夫同行。天下似乎还少有这种匪夷所思的签证要求，然而人们并没有听说中国当局有任何义正词严的愤怒抗议或“反馈”行动。何以一个亚洲邻国竟如此“呵护”中国女孩，必须有亲人陪同才肯放行呢？无他，吾国繁荣“娼盛”，爱滋广被，遂令马国人招架小娇娘比躲鸡瘟还利索。
从这一项特异的签证规定可以看出一些倪端来，人家把十岁以上的中国姑娘都看成“瘟神”，都是潜在的操业者和带菌者，25岁以上的女性则似乎危险期已过，不在受限之内。这说明以往的经验：以前到马来西亚卖春的中国女子年龄偏低，低到简直还是孩子。那些女娃娃们决不会是自己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国观光游览的。她们很可能是人口贩子手中的货物，甚或是被自家的父兄卖掉的。这就显示出该项规定有一个巨大的观念误区，伊斯兰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作祟，即对家人、丈夫、父亲都很放心，让他们作陪、出具，以保护妇孺，焉知其中没有那些把自己妻女送出来买淫的混账男人？
虽说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个弥天大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全民赤贫，女人与有荣焉，被“允许”参加工农兵行列，下油田、下矿坑，跟男人一样有劳动的“权利”。那时候中国对外输出革命，是政治杀人和噬人，这跟今天“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国“输出娼妓”的人噬人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很难说哪一个更恐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和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原本在共产文化中就发育不良的道德观和价值准绳再一次地被颠覆。神州大地上卷起的滚滚红尘和滔天浊浪把社会上的弱势族群吸往底层。由于社会和家庭结构的不利，和女性生理及心理的特征，使得妇女在这场恶性的激烈竞争中，滑落到更加地卑贱的地位，当年的“革命傀儡”——红色娘子军，沦为今天的“黄色从业员”，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群体。这其中，错误而不公的政策起了最恶劣的作用。
友人作家郑义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女人，是不可能不恨共产党的。”的确，计划生育实施了二十多年，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丧失了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在农村推行的结果，是女性被强迫堕胎、人工引产、强迫结扎。教育没到位、观念未改变、福利养老都还八字没一撇的情况下，把一个只生了一个女儿的农妇拖去结扎，等于奸了她、杀了她，她的尊严、地位和实际功能（再偷偷生一个“男孩”）在夫家和村人的眼中丧失殆尽，很多农村妇女自杀上吊喝药，使得中国的女性自杀率攀升到世界之冠。农村里的杀女婴现象也因而非常普遍，社会上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又再催化了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农村生活的穷困使得原本稀有的女性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她们成为打工妹，迫于生活的窘困或物质金钱的诱惑，有时也成为骗子和暴徒手中的牺牲者，沦为罪犯和娼妓。
在失业率拔高的中国社会，妇女，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女性的失业率偏高，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一些城市中的妇女不免步入风尘。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连内地的小城镇和边陲的乡镇都遍布了发廊、美容按摩院、咖啡厅、卡拉OK等变相的性交易场所。据世界卫生组织引述中国官方的估计，大陆有六百万娼妓。这当然是“中国式的统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但即便如此，它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作为世界上的外贸大国，中国出口的“黄色娘子军”遍及世界。最为便利又近水楼台的是各个邻国。其中，以到日本去的水准较高。很多人利用留学之便，行卖淫之实。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约有八万多名，据日本当局提供的讯息，大约有六成女生都直接地或变相地买春。她们在各种红灯区里从事各式各样的色情行业。很多人都借学生身份为幌子，在短短时间内赚近大把钞票。往往同胞男同学充任拉皮条的或兼做保镖。要说死不认罪的日本人在老蒋的“以德报怨”和周恩来的“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怀柔外交政策下，私底下隐约还有一线愧疚和犯罪感的话，当代中国大陆的留日学生的恶形恶状（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此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随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垃圾﹑吐痰等等﹐令日本民众极为反感。另外还有在东京新宿红灯区那些拉皮条的中国男留学生和站在马路边强行拉客按摩的中国女留学生。），使得日本人内心对中国人还剩下的一丝丝敬畏也都烟消云散了。
在菲律宾也有来自沿海地区的卖淫女郎，她们有的拿学生身份，有些在中国本来就是妓女，如果学历稍高，也会一点外语和闽南话，那么遭遇会“好”一些，说不定被什么有钱男人包下来，就可以暂时“定于一”了。然而大部分的吧女都是通过“人蛇”偷渡来此，她们语言不通、举目无亲，那就不只是卖身的问题了，她们经常饱受各方的敲诈虐待甚至殴打，赚钱发财将是个难圆之梦，连哪一天能跳出火坑，重返故乡，都遥遥无期。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都有成批的来自中国的妓女，她们的背景各异，遭遇各殊。有自愿的、也有被拐卖后强迫俯就的。本来在一个社会经历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或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阶段，性行业就会欣欣向荣。像苏联和东欧解体后，那儿也产生了大批的妓女，她们向富裕的西欧国家流动，但是绝大部分从业者是自愿的，而且从数量上来看，也不是那么多，也还没有什么国家定出法令，对她们进行入境管制。
中共治下的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快速，社会的转型确实还是方兴未艾，产生兴旺的娼妓业虽然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但是中共政权实难逃其咎。首先，数十年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化，把人都变成精神上的畸形人，不只是人性扭曲，人的正常情感和性欲曾经长时期地被妖魔化，除了那些老不朽的“国家领导人”，可以招革命女青年、护士共同“干革命”，以及一些滥权的干部用“权”去奸淫别人的妻女之外，十亿人民都在虚伪的清教徒氛围中过着禁欲的生活。当这种禁忌一旦随着经济改革而不攻自破时，各种矫枉过正、极端而疯狂的性行为和现象都在社会上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宗教信仰和宗教才能赋予人类的那种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本来就缺乏，加上虚伪的共产教条的崩溃，一切道德和伦理的戒律对中国人都没有约束力量了，所以才能产生笑贫不笑娼、包二奶、吃胎盘、吃婴儿的现象。性压抑和性无能的男人吃什么壮阳的东西，都是竹篮子打水，真正的问题是“伟大的共产党”把他们的心和灵魂都糟蹋了，精神阳萎的人怎么能撑得起来？还是少去摧残自己的同胞姐妹吧。其二，政府没在司法系统上建立起保护妇女的法令和措施，加上腐败的公安警察系统，即使有适当的法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执法机构。每次雷厉风行实行“扫黄”，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往往马杀鸡、发廊、酒吧这些变相妓院就在警察局旁边，甚至是警匪、警鸨合开的。
西方发达国家很繁荣，那儿也有性行业，但并不猖獗，从事此行业的女性照样缴税并受到保护。中国一繁荣， 就“娼盛”得猖狂。原因是中国的繁荣是繁而不荣。今天的中国，有人进行权钱交易，富得流油，也有人穷得必须卖血、卖身。这种繁荣是假象，也是耻辱。这类的繁荣对中国女性是一种灾难， 它使得妇女解放的目标越行越远。当大量的中国妇女面临了深渊困境，这个国家和民族沉沦的时刻也就到了。
《观察》8/1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