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他死了,但依然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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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先生的去世在国内外引发了不小的震荡。中共政权如临海啸,事前事后进行了严密的部署,软硬工夫兼施,压迫威胁、绥靖安抚,无所不用其极。同时控制媒体,调动警力民兵,“疏散”某些“危险势力”。目前看来,似乎尘埃稍稍落定,胡温辈暂时又度过了一道难关。

对这位被“革命吞噬”之子的盖棺论定上,大陆内部许多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和海外的民运“精英”们,对他推崇备至,赞美之声高耸入云,认为他是个具有道德勇气的伟人,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拒绝对专制政权妥协让步。他的高风亮节使他成为可以载入史册的中国现代史上和国际共产运动史上的一位人道主义的改革家。

八十年代期间,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授意之下,以总理的地位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很快注意到经改寸步难行,掣肘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因而于1987年10月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上提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当时他已经接替了被罢黜的胡耀邦的总书记职位,政经权力双双在手,又有握有军权的邓小平的支持,赵说出了这样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能说出的话。但是必须承认,他的这番话,在“政治和平演变”这池死水中,如春风乍起,诱发了阵阵涟漪。

毫无疑问,令人们最受感动的是赵紫阳在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时的表现。他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同时在大势已去,党内“革命元老”们已经决定要动手屠城的时候,他良心发现,带着眼泪去向尚蒙在鼓里的学生和市民“诀别”。面对绝食得奄奄一息的青年人,和群情激愤,没有一毫私念的朴实民众,想来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会动感情的。赵的眼泪没能拦阻坦克和机枪,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赵紫阳拿着话筒,像个受伤的家长,向凶手求情,不要伤害自己的子女。一位在中共的宦海沉浮的第一号人物,也会真的动感情,发慈悲,这是人性的动人之处。

从那一刻开始,赵紫阳跟中国共产党破裂了。从此他被打入冷宫,遭到软禁,直到去世。赵紫阳拒绝匍匐爬行,回到权力的脚下,这种对中共绝对权力的蔑视,在中共党史之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这一段漫长的15年时光中,赵紫阳在等待,也许开始时,眼见苏联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个个垮台,他还存一丝幻想,自己选择了正义和正确的道路。邓小平死了,江泽民继任之后,赵紫阳应该知道自己的时代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依然没有能够彻底地跟自己的过去,没有能跟中共血腥的半世纪统治真正决裂。时间在等待中虚度了,如果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下回忆录,将自己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 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责如实地记录下来,并表示忏悔,那么他就真的无愧被称为是一位有勇气和道德的英雄, 一个高贵的人。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对于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和尚未发动,就已经搁浅触礁的政改,和八九运动中共上层的幕后操作,定然了然于胸,他如果能够将这些事书写下来,哪怕暂时先束诸高阁,藏诸名山,等待自己百年之后再发表,都将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将会真正的感念他,敬重他。

1989年中国的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同年11月,柏林墙将倒未倒之际,东德的共党头目何内克和他的接班人克兰兹在最关键的那一刻,虽然军队已经调度到位,医院血库里也准备好了血浆的库存量,以应变镇压时刻所制造的伤亡,但他们毕竟下不了毒手,不敢也不愿动用武力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没有人因此对何内克心存感激,更没有人称他为人道主义者。相反地,人们向他讨旧债,要他为几十年来被枪击死亡在柏林墙下的逃亡者偿命。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1911-1995),在二战期间同纳粹法西斯英勇斗争,战后不久,三十来岁的他被选入南共政治局,是铁托的心腹,被提拔为副总统,真是权力、地位、荣誉、财富集于一身。但是吉拉斯到了苏联会见了斯大林之后,对共产制度产生疑虑,于是他毅然挑战恩主铁托,批判共产制度的专权,提倡政治多元化,并于1954年发表了那本震撼了共产世界的名著《新阶级》。为此他不仅被罢官,还判刑9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拒绝谎言和同权力斗争的囚徒式生活。铁托死后,他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继续同前共产党人所利用操纵的“民族主义”对抗。这位唐吉柯德式的人物才是真正拥有高尚品德和超人勇气的英雄。

是否共产主义文化深度地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感,因此一般国人发现一位具有良心和品德的共产党员立即视若天人,尊为圣贤(李慎之就是一例)。赵紫阳的棺木上覆盖着党旗,在中共高官赠送的花圈围绕下,被送进八宝山公墓。虽然这是中共在安抚人心作秀,但是赵公地下有知,是为能重回党的怀抱感到安慰呢?还是觉得受到侮辱,恼怒共产党死了也不放手?显然不是后者。否则他会生前做出交代,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公民,将骨灰盒运回老家安葬。我更尊敬普通公民赵紫阳,也更爱一个死后完全自由,不再属于共产党的赵紫阳。

有一些人想要保护赵紫阳故居,并筹建赵紫阳纪念馆。的确,一个没有哀思的民族是一个精神上贫血的民族。然而,君不见中国的神州大地上,遍布了多少“伟人”的铜像,某些城楼上甚至还挂着死人的遗像和活人的肖像。名山大川的岩壁上也不乏某些(并非骚人墨客而是)“政治家”的“墨宝”。但是抗日战争中死去的几千万中国军民,至今还没有几个大型的纪念馆,更别说理当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纪念碑了。中共疯狂政治运动下惨死的几千万同胞,至今也还只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数字而已,那些一村村遭到大饥荒而死绝了的村民,那些被拖去一排排枪杀的地主、反革命,还有那些因“政治原因”被自己邻居街坊杀死、掏心、吃掉的同胞,他们的纪念碑在哪儿?五十万遭殃的右派分子名单在哪儿?文革纪念馆充其量也还只在网上,而人们已经感激不尽了。要建立纪念馆,先为受害的同胞们建吧,共产党员还得往后站。

多年前笔者到波兰去,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什么美轮美奂的皇宫和异花灿烂的萧邦公园,而是遍布华沙大街小巷中,一块块镶嵌在路中间、路边上和墙上的小铜块儿,上面刻着人名和他(她)的生死年月日。只要一看日子,就知道这是一个死于纳粹暴行下的华沙人。早晨行人匆匆,但是总有人在不碍交通的小铜块儿前面放一朵花或点燃一小支蜡烛。散步一小时,能见到十几处这样的小花和烛光,心灵为之洗涤一清。

中国人,请为每一个在非正义的暴力下冤死的生命忧伤,只有这样的哀思才能化为一股正义的力量,只有这样的哀思才能埋葬中共的残暴政权。

《观察》首发Saturday, February 0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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