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余杰《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对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有关政治变革之争，一向有个传统的“二分法”概括——“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之争，余杰年前发表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以下简称“余文”）中延续了这一传统划分，并作了不少独特的发挥，将“两条道路斗争史”归纳如下：
“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维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认为中国“改良派”之祖，因此说“康梁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当然顺理成章，但说“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就是说把刘划到当代的“维新保皇派”——“改革保党派”之中，显然没有任何根据，他至少还没有象康梁那样热衷于从政并当官。
当然，根据“余文”，余杰很可能会辩解说，此文把两者的道路等同，并非是基于他们有类似的“保皇”或“保党”政治身份或倾向，而是只强调他们的言行在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方面的一致性。但是，只要对康梁的言行和相关史实稍微了解一点的人，就会对此发生疑问，因为康梁不但没有任何坚持“非暴力”、“和平演变”的现代思想理念，反而一直都有主张和支持采用暴力手段推动“变法维新”和“保皇勤王”的言行。众所周知的史实如下：
1）110年前“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后期，光绪皇帝支持康梁等“帝党”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的“后党”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康梁等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暴力夺取“后党”的权力并诛杀容禄等顽固派大臣，只不过由于袁的临阵反戈才一败涂地。
2）康梁等“保皇党”在流亡海外之后，虽然与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有“帝制”与“共和”之争，但对是否要用暴力推翻“后党”统治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对立，而且还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勤王”的“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并在这方面与孙中山合作，只不过失败后没有象孙等“革命派”那样坚持不懈而已。
3）康梁即使后来分道扬镳，前者坚持“保皇改良”至死，后者转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国成立后加入袁世凯政府，但两人在政治变革中一直没有排斥过选择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张勋的武力复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讨张”反复辟，与其老师以暴力相对，而且在那之前还策动过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
由此可见，“余文”把“康梁的道路”与“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扯到一条线上，根本违背史实。一向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刘晓波的道路”，无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改良的道路”，但可以肯定不是“康梁的道路”。
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改良派”根本就没什么坚持“非暴力”一说的，直到非暴力的“甘地革命”在印度成功之前，古今中外都难找到例外。康梁等“改良派”本来主要就是想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道路，而“明治维新”就是以纯粹暴力的“倒幕战争”为前导的。与康梁同时和稍后的“改良派”，则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前清“立宪派”北洋军阀、官吏及其幕僚，更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的言行。至于此后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良派”，“胡适的道路”从来不是公认的此派典型道路，在此暂且不提。
无论如何，“康梁的道路”足以说明：“改良派”的道路并不一定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也一样可能“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从菲律宾、印尼“人民革命”，到东欧民主变革典型的波兰“团结工会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等，也都被认为“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却都不“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2009年1月2日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