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题目，笔有千钧，其原因，我希望以客观中性，而不是以漫画方式刻划这人物，力图公正不偏不倚，将我心中的邓小平复制下来。我知道这有难度，一则，缺乏资料，只能就印象来描绘，二则，大人物在短小的篇幅中很难展现，三则，我调侃幽默的笔头，严肃不足，油滑有余。况且即便涂脂抹粉，在其亲属眼里可能也是失真的歪曲的。难怪有人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汉姆莱特。
动笔前，我应向邓小平先生道个歉。他本与我无冤无仇，可在文革中，我们红卫兵（我是非官方自封的“野红卫兵”），却站在毛润之那边，人云亦云喊打倒这个“走资派”。不仅嘴上喊，还写大字报。文革告一段落，插队乡下，过了十年，居然是他下令将插青抽调回城，并安排工作。他这种以德报怨、宽宏大量的举动，使插青十分内疚，感激涕零（我老婆至今仍对他有好感）。后来有种说法，是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上京请愿，惊动了中央，才迫不得已下令的。但不管怎样，如果他不下令，插青回城是有难度的，至少没后门的人，要多逗留农村一段时日。
自从他上台，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印象最深的，粮食宽裕，票证后来也取消了。1960年的饥饿回忆，在我脑海逐渐消褪，我可以大碗吃饭、小块吃肉了；如果有真本事，也可以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学文凭；成立文学社团，办个诗画展也没人干涉；另外，发财也不认为罪恶，喜欢铜钿的人，可以光明正大做生意；还有深入骨髓的恐惧，就是不安全感，也几乎消失。要知道，插青像二战时的犹太人，老是给追捕拷打监禁。执行者就是工人纠察队，指使者就是军管会，以及那些派出所里的衙役。我们回城要报户口；出现反革命标语，首当其冲验笔迹；上街白相不小心，就因为白跑鞋或小裤脚管裤子给逮了去（这鞋这裤，还有李玉和式的铁道衫，都是流氓标志）。县工纠甚至利用“节前大扫除”，半夜出没插青家中。特别倒霉的插青，上午刚被释放，下午又逮了去；有个女插青，就因为有几分姿色，给工纠头头捉进去强奸。强奸镜头惊心动魄，那女插青被捂住嘴，喊不出声，不仅衬衣撕坏，整个上身、尤其耸立的乳峰那儿都是横一条竖一道的血印子。事后，那女孩穿上破衣，逃出工纠，愤怒冲进了县军管会；我啥事没有，也给逮进派出所，关了一个月，顶了墙头，打了耳光，饿了肚皮，还扁担绑十多小时（详情可见小说《细麻绳》）。
邓小平还有一善行，就是给四类分子摘帽。我认识某“坏分子”，文革中不知吃了多少苦，批斗拷打游街成家常便饭，连找个老婆都不太平。每国际发生重大事件，就有人一顾茅庐，探问看法，仿佛他是个学富五车的观察家、政论家。
刚回城那几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无忧无虑，走路没人抓，也不担心衙役夜半敲门。即便工资低，劳动强度大，也不觉得艰辛。我觉得社会公正，风气很好。比如我七岁的儿子，冬天不小心掉进河里，也有人跳水救援。我们表示谢意，他连声拒绝。这让我深深感到人间的温情，并认为今后与其庙里烧香，给那些饱食终日的势利和尚添一瓢油水，还不如不计安危和报酬，为社会的公益出一份力。
当时，我对邓小平最感激的是，为了生存，不需要再向居委组长、居委主任、地段民警、联防队员、地段办事处、地段派出所、车间主任、政工科长、人事科长、厂长书记献媚巴结，也不需要提防线人，提防他们提供线索，以便衙役捉拿虐待我这个小动物。
一天偶然看见关于邓小平流放江西的文章，了解了他当时孤独寂寞的心境，还知道他的儿子邓朴方，文革中受到严重伤害而半身瘫痪，父亲给儿子擦身的事情。因此对他的一家十分同情。我觉得有这个同病相怜的人掌舵，我的后半辈子估计不会有啥危险了。
然而，此人的后期表现，大大出乎我意料。
邓小平给我的坏印象起因于“严打”，一些活泼的青年人，为了些偷窃和所谓跳黑灯舞的皮毛小事，都给他重判逮进了牢房。判刑如同儿戏，杀人就像割韭菜，甚至省级都有权杀人。真是宁愿捉错千个，不肯放走一人。速度之快，犹如大跃进、放卫星。人人草木皆兵，个个心惊胆战，整个社会蔓延的恐怖气氛，给人感觉又回到文革时代。
后来恐怖不断持久深入，变得更隐蔽、更细腻，连欣赏邓丽君歌曲都犯忌，《梦中的妈妈》那首歌都要批判，更不用说《何日君再来》。我一个朋友家里的磁带给抄了去，共有几抽屉。吓得我将十多盒录有邓丽君歌曲的磁带，藏来藏去，不敢放在家中。
形势稍有好转，允许跳交谊舞了，不过舞厅仍有衙役现场监视，盯着舞客的举手投足，害得大家道貌岸然的、缩手缩脚的。我所说的形势好转，后来晓得只是外松内紧，比如，文学社团有的组织者暗地里仍给衙役请了去。另外，小赌赌也有被捉赌罚款的风险，朋友们一起看黄带更不安全，随时有联防队员呆在屋外听壁脚，待有事开门，一涌而入，抢带子、夺录像机、电视机，还要押进衙门写检查交罚款。据说（未经证实），有个女人舍不得录像机被没收，追出去，结果给联防队员关在衙门的笼子里。时间长了，小便喊急，就是不开门，还用电警棍刺屁股。刺一下，小便流出来，刺二下，小便射出来，刺三下，小便喷出来，隔着铁栏杆不停地刺，液体汹涌如决口瀑布，开关也不顶用了。待洪水平息，联防队员扬着电警棍问：要否小便了？笼中困兽哭泣着说：不要小便了。
这几年上了互联网才知道，小城中的人在觉得有恐怖感时，京城也不太平，西单墙被取缔，魏京生坐牢，一会儿反对自由化，一会儿反对精神污染。反正此人边打桥牌边玩弄人，玩弄华国锋汪东兴，玩弄胡耀邦赵紫阳，玩弄知识分子，玩弄老山前线的解放军官兵，最后又扎扎实实玩了学生跟戒严部队官兵一把……，并且都显得娴熟老辣游刃有余。我总算领略了此人的多重性格。
这人饱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由于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看惯官场黑暗、人事浮沉，心肠已变得异常冷酷僵硬，缺乏人情味。被毛润之再三玩弄之后，心理变态扭曲，防卫机制反应过敏，犹如弹簧一碰就跳。弱势时，不得不以屈求伸、卧薪尝胆，企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具有韩信胯下受辱的耐力，可以卑躬屈膝，自我作贱，甚至写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俯首帖耳时，真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可怜虫。一旦转势，翻脸不认账，摇身一变就成了总设计师。不过他比较谦虚，从来不把自己打扮成高深的理论家。说的话都是大白话，就像打桥牌时随口而出的家常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说是说谦虚，邓小平却喜欢出风头，你看他在广场检阅时，望着“小平您好！”的横幅，站在敞蓬车上，那志得意满的样子，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可出了事，又是缩头乌龟，连蒋介石的气度都没有，蒋介石还敢接待请愿学生，尽量说服大家回家。其实，当时只要不出台四·二六社论，放手让赵紫阳处理，或者亲自出面跟学生对话，局势根本不可能发展到那地步。毛润之造舆论、用民兵木棍铁棒对付广场民众，“永不翻案”对付毛孩子，居然使用开花弹直升机和繁重的钢铁制件，事后还炮制大量的“读者来信”，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让历史学家笑煞。将镇压的手段发挥到如此露骨、如此极致，段祺瑞蒋介石只好甘拜下风，继任者也没法更上一层楼。
邓小平一生最让我震惊的有四件事：一是“严打”，二是“越南自卫反击战”，三是取消人民公社，顺便也取消了乡村的医疗合作制，四是，大庭广众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动手动脚。他最让我好笑的是，好端端的垂帘听政，非要自掘老根，将他一手提拔的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六四结束，孤家寡人只好操刀下厨，亲自登台，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还强词夺理，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发言开始，还几次三番说：“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这时候，他的确需要老同志壮胆，你看，他把“老同志”当作救命稻草提了三次，可早先在广场检阅时，他春风满面风头独占，可没想到老同志。他越是口口声声老同志，越是说明他的色厉内荏。
当然，邓小平不是傻瓜，按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规矩，他也要将老同志拖下水！动手动脚前，为了洗刷自己，他极有可能给历史留下证据，叫元老们像杨白劳那样一个个签字按指印。不然，他就不是邓小平了。而这些老同志从热爱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为了保持荣华富贵不惜对人民动武的新权贵，变化之快，真是世道沧桑、人心莫测呵！
蛮干，后果严重。由于他极度透支了这个组织的政治资源，继任者执政极其艰难。比如，香港维园每年一度的烛光晚会，和天安门母亲口口声声的讨还血债，等于在“做人命”。所谓做人命，就是打死了人，不给赔偿，民情激愤，群起而攻之，到凶手家杀猪宰鸭、扒屋砸家具。年年做人命，人人鸣不平，长此以往任何政府都吃不消。这个组织有啥三长两短，我估计杀手便是毛润之和“永不翻案”。
仔细分析“永不翻案”，他仿佛前世欠了赵紫阳什么债。赵在世时，他大胆提拔，让他建功立业享受荣耀，死后，又以自己的耻辱和残忍，帮助下属竖立万古流芳的名声。就这点来说，邓小平不愧是当代杰出的活雷锋！他生前颐指气使，垂帘听政，差遣赵紫阳得心应手如同玩偶，结局却成了下属名声的垫脚石，真是命运弄人啊！我个人认为，邓小平死于1988年，便是完美的，人民会感恩戴德。长寿提供了他淋漓尽致的表演机会，其结果反坏了他的名声。从开明君主到专制暴君，真是一步之遥呵！
江苏／陆文
2005年6月14日
说明：本文以个体视角写出作者处于邓小平时代的生存感受，并将他当作股票一般进行了理性的技术分析，目的是窥视他的内心世界，寻找他所作所为的内在动机。由于自身知识、利益、地位、遭遇所囿，错误偏激在所难免，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各个方面进行补充，让后人能了解一个真正的邓小平。
《陆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