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被人硬是指定为“知识份子写作”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始终认为他的写作和日常生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状态。不料，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他回答说“是”，令我顿时语塞，愣了好久。
一般来说，所谓民间指的是相对于官方的“非政府”，主要区别在于资金支持和意识形态背景。这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了，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更加自由、灵活地表达不同的思想和观点。
这个道理老于坚当然知道。所以他在文章中指出，那些（具有官方资金支持或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公开的诗歌出版物已经只是一些没有标准和权威性的所谓‘百花园’……”、“那帮不写诗的老诗人或诗越写越差的‘更年期写作’成为‘诗坛’的不倒翁”、“随处可见的都是所谓‘有教养’的、‘德高望重’的，守着那个臭烘烘的蹲位，名存实亡、名不副实的丧失了读者们的尊重的家伙”。于坚把这个（具有官方资金支持或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诗坛称之为“诗歌堡垒”。所以，他要热情地讴歌“民间”，称它“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永远是透明的，辩论着的；它永远是创造者的加冕之坛，是名存实亡者的‘绞刑架’。”
“中国作家协会”虽然对外称是一个“群众团体”，但事实上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官方资金支持和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组织。因此说来，拥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分，就意味着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和那些“诗歌堡垒”里的老诗人同流合污或不合污而同流了，是“诗人一家亲”，当然就不应算作“民间”了，就不该再混入“民间”两头捞好处了。这样的人，当然应该从“民间”清理出去。所以，当我听说那位写诗的朋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才会顿时语塞。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被树为“民间”老大的老于坚，此时的身分究竟是什么？如果他果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哪，我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一个问题呢？
《黄祸》作者王力雄在2001年5月2日发表的一份《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声明中说，“虽然我从未指望通过作协得到什么效益，但那时至少把成为作协会员视为一种荣誉”，“然而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指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的有关报告、决议、总结），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王力雄是好样的，干脆利落地退出了“作家协会”。他才是真正的“民间”──“民间”要多有这样的好汉就好了。打死我也要争取加进来了。
北大“王铭铭剽窃”丑闻被揭之后，许多地方的社科院、高等院校等精英荟萃的地方也开始“耙粪”。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一时颇为热闹。这虽是一大丑闻，但也同时标志着一种进步的开始。诗人朵渔在一首诗《“她们干嘛撩着小裙子”》中写道：“画幅前的少女，
她虽然也撩起了自己的小裙子，却徒有立体主义的形象“。就老于坚这篇文章《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而言，如果真如他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新文学在经过一个世纪的磨难后，重新回到了它的生命现场，回到民间，通过诗歌“，那么我们不妨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个身分当作一件”小裙子“来撩一撩，看看哪些诗人徒有”民间“的形象，看看究竟谁是真”民间“。
《师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