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一篇文章《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中说：“听说于坚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但是他的文章却充分暴露出当代文化人知识结构的单一、逻辑思维的混乱和认知能力的低下，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惊人的无知。”
读罢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和《诗言体》之后，我对余杰的上述观点基本上表示赞同。但我又要指出余杰的不足，即他的观点并不充分，因为他没有看出来，其实老于坚在某些方面的逻辑思维一点也不混乱，认知能力一点也不低下，相反，老于坚鬼着呢，主意大着呢！
就拿这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来说，本来“民间”是一个相对于“官方”的泛指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于坚将笔锋直指那些有官方资金支持和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诗歌组织、诗歌刊物和“在前排就坐”的老诗人，与那个“诗歌堡垒”争夺诗歌之“坛”。这个话题虽然不堪旧俗，但毕竟勇气可嘉，也算表明了“民间”的一点立场。否则，“民间”这个词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站在这个立场上，老于坚（尚不清楚他此时的身分是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热情讴歌“民间”，说它“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永远是透明的，辩论着的；它永远是创造者的加冕之坛，是名存实亡者的‘绞刑架’。”这个“民间”也确实给老于坚给足了面子，给足了荣誉，因此他信誓旦旦地代表“民间”同那个“诗歌堡垒”争起那个“坛”来。
这里有两段话十分有趣。老于坚声称“90年代，诗歌在民间，已经成为诗人们普遍的常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民间身分的时代。我们不要忘记，这一‘重返’是从诗歌开始的，是诗人，仅仅是诗人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一代价最富有戏剧性的后果是，诗歌由于‘在民间’而被丧失了在当代文学中的合法地位，被文学史‘正当地’遗忘了。而我相信，这也正是诗人们所乐于看到的，因为说到底，诗歌乃是一种特殊的非历史的语言活动，它的方向就是要从文学史退出“。
那么，诗歌究竟“退出”了没有呢？再看老于坚紧接着下面这句话，也就是该篇文章的结束语：“中国的新文学在经过一个世纪的磨难后，重新回到了它的生命现场，回到民间，通过诗歌。”
原来这“出出进进”之间大有名堂。“退出”文学史之后，就能“获得”一个重新回归的新文学。这种战略性的“退出”难道还不够爽吗？真是“四两拨千斤”也。这点名堂，小余杰能看出来吗？此其一。
之所以说老于坚“鬼着呢，主意大着呢”，且看这“四两拨千斤”之功夫。为了达到从“诗歌堡垒”手中夺取“诗坛”之千秋功业，为了让新文学“重新回归”到“民间”，老于坚并没有号召人们去采取什么特别手段去夺取成功，而采取的恰恰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演变”之法。所以他说了，“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民间其实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基本在场”，因此，“它可能对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都阳奉阴违”，它“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如此“无为”，如此“超然”，就确信中国的新文学能够重新回到“民间”，能说老于坚“认知能力低下”吗？此其二。
《师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