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诗人于坚说“知识份子从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我在下面想要说的,《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一文充分说明,知识份子于坚不但背叛了常识,居然还好意思回过头来拿自己背叛的东西,当作抹布来擦别人的嘴。

就说这个“民间”。“民间”在中国文化意义上是封建专制镇压下的产物,是独裁统治的附属品或牺牲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异议之声。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因此,群众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无法自由出版自己的文学艺术著作,无法充分展现自己最大可能的创造力,因此,才出现了一个相对于统治阶级话语权的血泪斑斑的“民间”。仅举《红楼梦》的遭遇,就很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于坚所指的那个“腐朽的诗歌堡垒”,一帮不写诗的老诗人或越写越臭的“更年期写作”,就是他所说的“百年中国历史的结果之一”。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状,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但于坚同时又说,“在当代世界,以一个个体的力量要争取到发言权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诗人既要保持个人写作的独立性,他同时又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

在这里,于坚犯了两个以上常识性的错误。发言权的取得绝不可能自上而下由“别人”恩赐而来,只能靠每一个个体以自己的力量,充分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争取每一个发言的机会,才能形成“群”,才能形成“民间”。他怎能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要违背呢?另外,说诗人“又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一点,他自己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之所以称于坚为老于坚是有道理的。记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知道诗人于坚的名字。将近20年来,我看到的他的诗歌作品几乎都发表在“非民间”的刊物上,发表在各种合法出版物上。凡是涉及到中国范围内的诗人作品,莫不把于坚的大名名列其中的。说出这一点,不知道那些将于坚划归“民间”阵营的诗人们有何感想?说穿了,两脚同时踏着“非民间”与“民间”大捞好处的,正是此于坚!正是这个曾经是“民间”诗人的,现如今又占着两个蹲位同时卖乖。不承认这个事实说不过去,显然有违常识。但承认了这个事实,他的这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又有几文价值呢?那个实现了“民间立场”和“知识份子写作”不同道路分野的“诗坛论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要随便到图书馆翻翻那些已出版过的、不计其数的公开出版物,又有哪几个诗人称得上真正的“民间”呢?于坚这不是拿被扔掉的抹布来擦别人的嘴吗?

尤其是,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正以异常迅速的态势撕破言论自由的禁区,每个个体、每位诗人都能够借助这一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诗歌作品,那个曾经被压制过的“民间”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关键在于,不论在互联网上、还是在这本公开出版物《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我都没有看到老于坚公开指出那些“在前排就坐的”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没有那个魄力,就不要装什么“民间”啦,就不要唱什么“先锋到死”的高调啦,还不如让位给老伊沙呢。老伊沙固然写过不少“屎尿齐出”的“臭”诗,固然是一名“民间诗歌运动员”,但他确实结结实实地“臭”过一批所谓的名人,确实有那么一股子真正属于“民间”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返过头来看于坚,不是“阳奉阴违”、就是“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丫,“民间”那伙人怎么如此看走了眼呢?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违背常识?

在互联网时代,还故作苦相声称“个体的力量要争取到发言权的机会几乎是零”,声称诗人“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再祭一个伪“民间”来作“坛”布道。这个老于坚不但是老了不说,而且越发迂腐,与时代的发展极不相称。这样的人,竟然左一个“先锋”,右一个“先锋”,真是笑死人了。看看尹丽川他们在《新潮》上说了些什么,看看朵渔他们在《现场》里说了些什么,从发言权这个意义上去说,他们已经主“流”得快要溢出来了。老于坚却还扭捏作态说什么“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

《2000中国新诗年鉴》中选了李伟一首诗《一条陈旧的窗帘》:

“一条陈旧的旧窗帘
把我和世界
隔开”

在互联网时代,老知识份子、云南诗人于坚硬是用一条“民间”的旧窗帘把自己和世界隔开了,玩的又是哪门子先锋呵?在此,真应该感谢诗人李伟,感谢他这条“陈旧的旧窗帘”。

《师涛文集》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