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际笔会的非洲年。

第七十三届年会于七月五号至十二号在北非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超过七十个国家近两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国际笔会自一九二一年建立以来,第二次在非洲召开年会,第一次已是四十年前。

我既没想到作为塞内加尔首都的达卡是这样的破败,连国际机场也未必比今日中国的乡政府好,更没想到在这样贫穷的地方,居然有个叫曼丽敦的总统行宫如此的高雅堂皇,它与周围环境完全格格不入。每次大巴士把我们从居住的洛杰旅馆经过破烂的第三世界进入令人眼睛一亮的天堂,就感到叫花子胸前挂了块金怀表,太别扭,很不舒服。

独立中文笔会共有八名会员参加,四男四女(张裕、杨炼、阿海、王锴、廖天琪、蔡咏梅,高瑜和我),我年龄最大,写作资历最浅,入会时间最短,走的路程最长──澳亚欧非四大洲,但收获是大的。特别是不到两天,曼丽敦总统行宫的西餐厅就把好几个会员击倒,头晕、泻肚、发烧,连最年轻的阿海都顶不住了,而我居然没事,内里那份得意也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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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全体起立,大家为这一年里逝世的笔会成员致哀,独立中文笔会的杨川也在其中。在发给我们的材料里,一长串本年度获得各种国际荣誉奖项的名单里,高瑜榜上有名。

八天大会,前七天两次召开了妇女写作者分组会议,作专题发言和讨论。最后一天是妇女作家会,好些新面孔从非洲各国前来加入。安排的发言人大多是非洲女作家,非洲年由此得以凸显。

经竭力争取,廖天琪和蔡咏梅在分组会上获得发言机会。廖天琪从介绍我和高瑜俩人先后在中国坐牢共十七年,讲到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长期被政府严密监视,数次拒发护照禁止他出国,以及阻止本会理事赵达功出境,致使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廖天琪还提到不少因言获罪正在坐牢的作家,恳请大家关注中国作家的现状。紧接着,蔡咏梅用电脑画面讲述了自由之魂林昭的事迹,进而提到与之相关的卢雪松和女作家小乔、西藏的唯色等当前的困难处境。她俩出色的英语演讲,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纷纷索要有关林昭的资料。

这次唯一一个从大陆来,数次获得国际新闻勇气奖的高瑜,在监狱作家委员会分组讨论时发言,由张裕翻译。高瑜讲到大陆的军队首脑提出了“军队要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即他们将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用枪对付笔,期望大家注意中共高层的这个新动向。

数年来,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们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在国际笔会的各级会议上,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大声疾呼,在揭露中共政府扼杀言论自由,和捍卫中国作家的基本权益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次在狱中作家委员会召开的分会上,师涛的一首诗“六月”被翻译成英文印发给与会者,他们在会上用英文朗诵后,又请高瑜用中文朗诵,虽然听不懂,但心里的感动刻在他们的脸上。监狱作家委员会还决定从明年六月到十二月,搞个“北京奥运和言论自由新闻聚焦”活动,利用北京奥运的契机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事实说明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中共政府的每一点退让,都是国内外各种力量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啼血呐喊换来的,它绝非是沉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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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女作家记录、展示这个特定群体的生活。这次在非洲召开的国际笔会年会,我主要参加妇女作家委员会组织的主题为“妇女与文学──旅途”的发言和讨论。

我开了眼界(当然,不少发言是在我回家以后读了材料才理解的)。

且不提战火中的伊拉克、阿富汗妇女的灾难──妇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光就非洲土地上那些长期存在的种族仇恨引起的野蛮屠杀,那些无处不在的贫穷落后──百分之九十的非洲人生活在没有电力的世界里,和大量只能讲话不能读写的睁眼瞎女人,特别是代代承袭的文化和宗教偏见的压迫……

几内亚代表蔻曼秀发言的开场白讲到:文学使口语跃进成写作。从只有男人写作到女人也参与写作,女人依然受到歧视。事实上,那些身居高位的男性,对于女人写作极其愤怒,文化偏见使他们恶意地否定妇女,妇女继续在地狱般鬼怪幽灵的环境里被窒息被蔑视,我们只有站起来强有力地动摇男性的权位……

这样,其她人提到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娶四个女人、丈夫烧掉老婆写的书、老公做爱时放胡椒粉……连大学讲师兼作家的职业女性,大学里,她走路抬头挺胸,在家,她只能低眉敛目。她得要撒谎“我去市场买菜给全家煮好汤”,才能躲进办公室里写点东西。妇女在外面不能露脸、不允许讲话、不准笑,她们内心的苦难惧怕讲出来,她们的权利被剥夺殆尽。

非洲妇女的处境不比中国妇女好,在诸多方面甚至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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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过去的做法有些偏颇,有所缺失。

我们在不自觉地自私。至少我自己。

过去,每次开会,我都是绞尽脑汁争取发言,内容无一例外,我们中国的现状多糟,我们中国作家的苦难多深,我们最重要,我们应当首先被考虑,我们急需帮助,我们我们我们……当然,这些都是真话,我们自己不讲出来中共会帮我们讲?自助者天助,首先要靠我们自己。

可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着自己,如果我们的心,只装着自己,在此同时,我们忘记了他人,那就不妥当了。

我们忘记关注处境或许比我们好但也有不幸的他人;我们忘记关注处境同样困难甚至更为困难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我们忘记了自己也应该挺身而出,像大家声援我们一样毫无保留地去声援别人。

如果每个国家的笔会都只看到自己的苦难,而无视别人的苦难,如果每个别国的会员都只关心自己笔会的问题,而对别人的问题作壁上观,如果没有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已经充分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作家们──他们往往冲打在最前面──对所有没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作家们的真诚关怀、全力以赴参与捍卫他人权益的活动,国际笔会监狱作家委员会能作出“北京奥运和言论自由新闻聚焦”活动的决定吗?国际笔会流亡作家委员会能给这些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作家一席之地吗?不一定!纵然作出了某些书面决定,它能使大多数笔会接受并且积极投入吗?我看未必。

所以,国际笔会旗下所有的笔会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争取和保卫中国作家、包括妇女作家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在为争取释放关在中国监狱里的作家包括妇女作家的同时,不忘关注别国作家和妇女作家的处境,不忘支援正在挣扎之中也是因言获罪被关在大牢里的其他国家的男女作家,我们也应当积极参与抗议土耳其和俄罗斯谋杀作家记者的活动,我们应当与大家一起发出一个声音,反对世界上一切侵害言论自由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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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还有一个女孩不能上学读书,只要有一个妇人还是睁眼瞎,只要有一个妇女在男人的蹂躏下过日子,无论她是什么肤色,无论她生活在哪个洲,哪一个国家,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帮助她们的责任。没有她们的解脱,就没有我们自己的解脱。

非洲妇女的处境最差,我们当然应该强调非洲妇女作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关注非洲妇女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齐家贞文集》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