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出卖了父亲朋友和我自己,唯独隐瞒了一个人

(十三章:审讯三日灵肉俱毁)

一到看守所,审讯立即开始……

我明白了,我不再是我自己,我不能讲我活生生的经歷:我的感受和思索,我的快乐与悲愁,我的羞辱尊严、沉降升浮,包括莫斌的“太天真、太幼稚、太单纯”的评价。这一切统统是犯罪的借口,反革命的遮羞布,一律通不过。

我已经是反革命,必须用他们的“箍箍”,卖我的“鸭蛋”,削足适履,证明我是反革命。

这提审的十天与人的一生相比,当然是十分地短暂。可是王文德审讯员只用了短暂十天中的三天,就把我完全改变,彻底攻垮……

我渐渐地又开始感到很累很累提不起气了。不歇气地讲话,连水都没喝一口,燃料已经耗尽。

加班晚餐来了,这是他们辛苦工作的犒赏,也是他们加班提审的重点目标。他们一边吃,一边发问和记录。他们正在折磨我,折磨我飢饿的肠胃,折磨我残存的自尊心。

今天,九月二十九日,从早上十点鐘起所经受的一切,我已经傻头傻脑死马一条地逆来顺受,可是,面对他们现在的这一招,我像阳间的官管不了阴间的鬼那样无能为力了。我看见饭菜冒出的热气,我闻到饭菜传出的香味,他俩吃得很有劲,发出清脆的咀嚼的响声。我无法强迫自己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也无法命令我的第二信号系统不產生反应。我的自尊心要求我强装镇定若无其事继续交待,我的本能却驱使唾液泉涌而出阻挠我正常的发音。

本能与自尊在廝杀。

我利用讲话时逗点与句号的间隙悄悄把口水吞进肚裡,“咕咚”一声,差点没把我自己的耳膜震破。唉,他俩肯定听见了,我是如此地丢脸,我骂自己没有志气,但是无济于事,我不仅不能连贯地讲话,我的思维也被严重地搅乱。我不断地吞口水,不断地出洋相。那晚,我觉得自尊心被击得一败涂地,失败得惨不忍睹。

他们吃完加班晚餐,十二点鐘结束审讯送我回去。监房内除了马桶裡有尿水,开水桶裡滴水不剩。我拖著又飢又渴的身子乾睡六个小时,第二天还没来得及等到九点半那顿早餐,王审讯在八点鐘就把我提了出去。头天下午六点鐘吃的饭,挨饿断水十八个小时,还要不停地交待,熬到中午十二点放回来时,我飢寒交迫,全身颤抖。

我害怕提审,审讯像是送我上杀场。

立秋才三个星期,外面的人只感到凉意,待在监狱裡的人已经在过寒冬,而且越饿越冷,越冷越饿,冷和饿互相促进水涨船高。

没有调羹筷子,我抱著脸盆(我们用来洗屁股的)把冰凉的稀饭唏哩呼嚕一喝而尽,顿时像掉进了冰窖,浑身上下彻骨地冷,整个人颤抖起来。我钻进被窝想取取暖,岂料,被窝是你暖它保暖,你冷它保冷,我像根冰棍缩在被窝里冷得直跳。

半个小时后,我又坐在小铁椅上受审了……

天天如此。

我不是定时炸弹,非得要在爆炸前拆除,王审讯没理由没必要对我的提审如此急如星火快马加鞭,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晚上七点到十二点,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晚上,“东庄”没几个犯人享受我这种晚上加班加点提讯的,就是我。为什麼?这是很有效的整人战术,一个被逮捕的犯人,精神上已经受了重创,经过这样疾行军似的疲劳审查,再加上监狱裡比外面更甚的飢饿寒冷,意志摧毁、身体垮塌,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牵著犯人的鼻子走。

事实上,王审讯的战术使我一开始便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我整日飢肠轆轆,整天头昏眼花。我像一只饿得要死累得要命的狗,在鞭子的抽打下不停地奔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不再有自已的思维。我希望王文德发善心不再白天晚上缠著我不放,现在就是要我承认杀了人,我也干!

如果说逮捕提审我的当天,我就承认自己有罪愿意坦白交待,那只是决定拋出我自己,绝不愿意把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也牵扯进来为我陪葬。但是,到了后来……在王审讯的“帮助”下,我完全地供出了自己,也彻底地出卖了我的亲友。

我把别人讲的话全部抖了出来,尹明善、朱文萱、吴敬善,还有父亲。

广州的莫斌、汤文彬、齐必凯、“草于河边”,一个也保不住。

十天紧张的提审,步步进逼的王文德大获全胜,在要到了一切想要的口供:一个有十六个字的行动纲领,上有领导下有成员的反革命叛国集团之后,他不再理睬我。然后,交给我一支笔,一叠纸,在监房裡,我用三天的时间把口供变成了亲笔供词,把胡诌用黑字写在白纸上。我重演了十年前的悲剧,那次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四个大人不断的围攻恐吓下,耗尽了她所可能有的意志,无中生有地检举她父亲贪污;这次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被审讯员日夜兼程的威胁逼迫,三天裡灵肉俱毁,违心地陷害自己祸及他人。

借用那句名言:“歷史惊人地相似”。

如果说提审之前,我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只是一张照坏了的什麼也看不清的底片,那麼,经过王审讯员十天辛勤的劳动和我自己据此写出的笔供,模糊的底片变成了图景清晰的照片。

后来我才知道朱文萱、尹明善和帮我省车费出了一张学校证明的吴敬善,都没有逃过牢狱之灾。

相信,假如整个事件一成不变地再发生一次,能说会道的齐家贞肯定照样把亲友把自己说进监狱里。

可是,在我永远忏悔的心的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亮点使我欣慰,那就是我把蒋忠梅保了下来。

大约是我同她认识的时间只有三四个月,没引起公安局的注意。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迴避提及蒋忠梅,把她讲的所有的话诸如“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十六个字重要”等等全部搅在我头上,说是我说的。同时,她那位姓梁的亲戚讲的吓人听闻的故事,什么监督系统,什么农民生產火器,我也故意不提及。

想不到,马有失踢,精明狡诈的王文德居然被不经一击的纸老虎齐家贞大骗了一下,他居然没察觉。

蒋忠梅上有七十岁老母,下有八岁女儿,她绝对不能出事。我有啥关系?一个人无牵无掛,判我十年,出来才三十岁,判我二十年,出来才四十岁。徐特立四十三岁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十二岁去苏联学游泳,我怕哪样?

有了水,蝌蚪才变成了两栖的青蛙,有了王文德的疏忽,齐家贞才有机会表现出一点她的本性。

(他们“坦白从宽,前途光明”的“口是”永远与“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非”并行不悖。聪明的四川人早就说过“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只判三年”,他们判父亲十五年,我十三年。)

《齐家贞文集》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