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我的 XX / 7 和我(5)我与庭长孙白亮的一席话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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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与庭长孙白亮的一席话及其它

(第二十三章 一张纸举起的问号)

毛泽东死了,许多人活了。七九年以后,我在监内认识的人,阴一个阳一个的陆续开始平反。

我为胡薇薇、黄达成等友人的平反庆贺,但是对齐家贞我自己,在平反问题上我相当地冷眼旁观,与父亲不还我清白誓不罢休的态度天壤之别。

这不仅因为有父亲为平反打沖锋,我“大树底下好歇晾”,更因为我缺乏政治是非感,看问题很浮泛,感性肤浅,反应迟钝。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自己有罪,到底什么罪,为什么有罪?我不曾问过。还是那句话︰“电脑里没有设置那个程序”。

我不懂得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从而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战斗;我不懂得国家政权与老百姓的正常关系,从而对这个政权的反客为主,倒行逆施产生正义的愤怒;我不懂得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权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力限制,以认识共产党一党专政是民主死敌的本质。同时,我没有任何的经历和相关的知识作为参照,去明辩生活中所见所闻所历的是与非,从而坚信自己无罪无错,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求伸冤的欲望。总而言之,一切就该如此,“存在即合理”。

我的态度像两旁偏倒的小草,与父亲截然相反,他的言行举止始终表现了做人的不二法则,像清教徒一样严正。

他既目睹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暗无天日”,他也体会了“无比美好”的新中国究竟有多么的“无比美好”。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活,使他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权的漠视,对生命如草芥的冷酷,这不是只针对他齐尊周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不是只发生在一群人和这群人的家里,而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遍及整个中国大地,祸及整个中华民族。从四九年走到七九年,父亲从三十七岁,人生中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年龄,走到通常人们认为的离高烟囱(火葬场)不远了的六十七岁,他付出三十年的岁月为代价,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平反机会。

唯独因为父亲对人对事有严格的信条,唯独他有亲身的经历作参照,他对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本质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和痛恨,才会对那些与事实正好相反的扔在他身上发出恶臭的“罪名”难以忍受、愤怒万分。他认为共产党早就应当给他平反昭雪,早就应当为他们最大的罪恶暴殄天物——对人才的扼杀承担罪责了。

父亲伏案疾书,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申诉信,寄向四面八方︰重庆市铁路局、重庆市法院、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重庆市政协、重庆市侨联……

我对父亲的冤狱愤愤不平,力主伸冤。我代表五姐弟写了一封信给江华,针对当时海外关系忽然粪土成金的现象说︰“早爱国不如迟爱国(当然,我不敢写上另外两句想说的话──迟爱国不如不爱国,爱国家破人亡),假如父亲四九年离开大陆,既避免了我们一家的灾难,也不会有要求你平反的麻烦,现在回国,还可以享受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殊荣,一举三得。”

父亲用血泪书写的数公斤重的信和申诉材料,除了花瓶单位“政协”、“侨联”的隔靴搔痒的答复外,没有一封回函,全都惨烈地死在不知哪个角落里了……

一九八一年,法院正式受理重审我俩案子后,心急如焚的父亲不计其数的去法院催案,每次去,法院都说太忙叫他耐心等待,都不会忘记问问,你女儿现在怎么样。

直到八二年春,区法院才在积案如山的繁忙中腾出手来正式重新审理我们的案子。

父亲的事情显得甚为单纯,第一次坐牢,集体加入国民党,后自动脱党,三个月挂名区分部书记;第二次坐牢更加简单,还是二十年前的“不知道”三个字,法院只叫他去问过两次。

我的事,倒搅得相当复杂了。

负责重审的是市中区法院的孙白亮庭长,他白净的皮肤,端正的五官,正派稳重的举止,温和轻柔的讲话态度使我吃惊,想不到名声恶劣的“公、检、法”机关里,竟有一位气质作风完全不同的法官,我信任与尊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位庭长面前,我完全有勇气讲真话讲人话。

我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本厚厚的,每一页都盖有我的大拇指印、我认帐不迭的口供笔录本。进监之前,我的确放过一些“屁”,打过一些“嗝”,逮捕后,为了迎合王文德的口胃,放了更多的“屁”,打了更多的“嗝”,现在彻底忘了个干净,想不起这个“潘朵拉”盒子里究竟关了些什么妖魔鬼怪,一时间坐立不安,紧张难耐起来。

孙庭长讲了他的开白场,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所有的交待,发现里面有许多水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除去这些水份,除去不实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因为时间太久,有的事情记忆不清,你不必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清理。”

我不再是一条鞭子下奔命的狗,我以人的资格告诉孙庭长事情的真实经过。他翻着那本记录,不时提一些问题。当他问道︰“你说过你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吗?”我讲过这句可怕的话吗?为什么要讲?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胜惊愕,张口无言望着孙庭长。见我失神慌张的样子,孙庭长和霭地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思想发展的脉络清理出来,写一个材料给我。看过材料,我们再谈。”

我从刚解放扭秧歌打腰鼓,重庆市第一批加入少年儿童队,带着红领巾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和父亲抱着椅子跳舞,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打心眼里热爱这个繁花似锦的新社会,热爱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写起,我写初中、高中因出身不好给我的压抑和痛苦,写高中时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希望考取好大学,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原子核物理。我强调两次去广州,最初和最终的动机都是出国读书,我还详述了王文德对我逼供、诱供和强加于我的思想罪行。

我写道︰“经过审讯后,我发现‘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不是我自己清楚我是怎样一回事,而是别人告诉我‘你是这样一回事’。至此,我已经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老谋深算,刻骨反动的反革命恶魔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写这份申辩信时,我第一次把屁股坐在“事实”的基础上,认真阅读了我的判决书,并非像二十年前坐在他们指定的“小铁椅”上,背诵判决书上的词句,以便认罪和深挖犯罪根源。

我顺着判决书上写的,用事实一句一句驳斥下去,最后我难以置信,它竟被我驳得一句不剩,换句话说,我一直信以为真的判决书,通篇似是而非,竟没有一句站得住脚。

材料的最后部分,我提到了蒋忠梅,在平反这件事上,我无法不提到她。

我写的材料解释了当时在撒不来谎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交待了别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对朋友的背叛出卖,我痛恨自己。可是当有空子可钻时,我保护了蒋忠梅,把她讲的所有的反动话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成是我讲的。我对自己李代桃僵的抉择并不后悔。现在,一切已成过去,十年牢我分分秒秒坐了,所有损失我斤斤两两承担了,我相信昨日的“风”吹不冷今天的“饭”,为了恢复事实真相,我把与蒋忠梅有关的往事讲出来,哪些话是她讲的,哪些事是她做的,不会给她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

我简述了从六一年春末蒋忠梅作为经济户籍来我家发副食品票,我们相识并且迅速成为好友的经过。我说︰事实是,和蒋忠梅结识,对我思想的急剧发展起了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我被逮捕的数天前,我讲过几句特别反动的话,这是和蒋忠梅竭力怂恿密不可分的。不过我说的反动话,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沖动,并没有身体力行。

这份材料我一律讲真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天大的责任该我承担,我认帐,不是自己的,再小我也得说清楚。进天堂或者入地狱,我不作考虑,只想据实陈述,图个痛快。对蒋忠梅,我只是把为她背了二十多年的那堆属于她的东西,物归原主,并不想惹事揭她的老底。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用词不得不字斟句酌,处处以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相信党的政策为前提。即便如此,当我把判决书上的“画皮”完全剥光之后,我为自己的勇气震惊。

材料交上去之前,我给两个人看过,其中一人说︰“你怎么这样傻,你应当把讲过的反动话一律否认掉。不然,他们会依此为据,维持原判。”

我愿意为诚实付出代价,一字未改交给了孙庭长。我对庭长说︰“凡是材料上提到的人,从现在开始我停止接触,以利你了解情况”。出监以后,我只同朱文萱、尹明善有来往,那段时间,我一个也不见。

两个月后,一天上午,孙庭长通知我去。他已看了我写的材料,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告诉我,他去北碚找了吴敬善,他不幸中风瘫在床上,几乎不能讲话。孙庭长也见到了朱文萱、尹明善,向他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最后他提到了蒋忠梅,他说︰“蒋忠梅否认你材料上提到的问题,她说‘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蒋忠梅会否认她做过、讲过的一切,我早有预料,否则,她的职业就光明正大了,而且,这也是她当公安走狗的特权。不过,我绝对想不到她会倒打一钉钯,我成为推诿责任的卑鄙小人了!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我火气一下子窜到头顶,站了起来,不知道要怎样发作才好。孙庭长进去倒了一杯温开水给我,叫我冷静,坐下来慢慢讲。他说︰“我知道你很生气,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法院工作了十五年,接触过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蒋忠梅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不自然的一个。你不要为此着急,她一个人的讲话不会影响你案子的处理,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瞭解。”他告诉我,近期他可能会去广州一趟。

真的,我是个粗人,我才不在乎平反不平反,无论到哪里,我从来不把坐过牢放在心上,要不是父亲“拖着我跑”,我根本不会为这件事跨法院的门。

这次,整个重审过程中,我开心的是让我讲了真话,讲出这引起十三年十五年冤案的真实故事。讲真话其实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快乐的源泉,至于讲真话引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并不重要,我重视过程。蒋忠梅反咬我一口,我并非耽心这将影响我的平反──当时,我根本不知要平了反才允许出国──而是看到了人性中太丑恶太卑劣的一面,感到自己灵魂深处一种美好的情愫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午,我回到厂里(当时父亲和我从电大回来在长江仪表厂上班),蒋忠梅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怎么也放不下,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对孙白亮讲这句话时那种轻描淡写、意味深长的表情,就像过去无数次她对其蠢无比的齐家贞讲话那样。我既愤怒又痛心。忍到下午两点上班,我打电话给孙白亮︰“小人求见,现在。”

我回到了区法院,要求孙庭长不作记录,纯粹是一次私人拜访。我对“陌生人”的故事回避不提,只详细告诉孙白亮,朱文萱夫妇对蒋忠梅身份怀疑的几点根据,我的母亲和弟弟的同感,和我自己的一些新发现。我说我相信蒋忠梅是为公安局跑二排的。

听完了我的讲话,孙白亮庭长一点不惊讶。他说︰“公安局采用什么手段破案,它不会告诉法院,法院也无权过问。根据你讲的情况,蒋忠梅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人。但这是一段时期的历史现实,是当时政策的产物,是上面的需要,而不是某个人自己想这样做。所以,你不能把责任归咎在个人身上。”

我答︰“你讲的有道理。如果那个跑二排的仅仅是混进去打听情报,或者最多顺水推舟帮着划了几浆,这种跑二排勾当的人,尽管见不得天,倒也可以不多责怪。”

想起蒋忠梅,我的气又冲上了顶:“但是,像蒋忠梅,她讲了很多具有极大煽动性的非常反动的话,一个人忙什么”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发展对象“,什么”十六字纲领“,她是在画鼻子添眼睛无中生有。对于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涉世不深的年青女学生,蒋忠梅才是个货真价实的教唆犯,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刺探,不是一般的告密,而是在这个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中,她当指挥,搞策划,一手制造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像有的化学反应,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反应不能进行。蒋忠梅不仅是催化剂,她还是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没有蒋忠梅,就没有元素,就没有催化剂,”化学反应“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反革命集团连影子都不可能存在。蒋忠梅搞二排搞得翻过了山!所以,事实上的主犯,不是我,更不是我父亲,而是蒋忠梅。我认为,公安局要承担审讯我时搞逼供诱供编织罪名的责任外,蒋忠梅也应当承担她翻过了山的那部份,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命运的部分。”

见我愤怒地发出这么一长串连珠炮,忠厚长者般的孙庭长笑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把心里的怨愤发泄了一通,气消了不少,冷静了不少。我清楚地知道,道理上我是对的,但是,公安局是讲道理的地方吗?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一个地方不讲理,那就是公安局。它会承认蒋忠梅是给他们跑二排的吗?它会因为蒋忠梅跑二排跑过头而惩罚自己的忠实走狗吗?这简直是在与虎谋皮﹗事实上,公安局正鼓励这帮跑二排的人翻山,翻得越过越好,还因此给他们极大的奖赏。很可能,蒋忠梅对父亲和我的陷害有力,还受到公安局内部的通报表扬和获得巨额奖金,名利双收哩!想一想王文德是怎样审讯我的,他与蒋忠梅不是异曲同工有过之无不及吗?我齐家贞又能把王文德怎么样?啃他的头,梆硬,啃他的屁股,梆臭!“你该知难而退了。”我对自己说。

等我完全平静下来,孙庭长和颜悦色地同我交谈。他说︰“回顾一下你这个案子,你都接触的什么人。你去广州碰上莫斌、汤文彬,重庆遇上个蒋忠梅,后来又是这样一个审讯员,而你自己又胡诌乱说,整个事情你说像不像那么一回事。到了法院手里,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希望要是当时没有判你那么重的刑期就好了,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苦,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个人是很同情你的,包括当时判你刑的人(审判长杜德华,也已升为庭长)。”

孙庭长这番难得的很带人情味的话,温暖了我的心,我甚感安慰,气消了。

八二年九月三日,法院来电话通知父亲和我去一趟,可是父亲不在厂里,他到区政协开会去了。于是,改在第二天九月四日上午十时,那天,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在提出申诉三年半之后,我和父亲并排站在一起由孙白亮庭长向我们宣布平反,就象二十年前我俩并排站在一起,由杜德华宣判父亲十五年我十三年的刑期一样。

我俩木无表情,对孙白亮庭长念的东西令人吃惊地无动于衷,倒是中途从楼上掉下来一条木块,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噹的响声,把我们昏昏欲睡的神经刺激了一下。父亲说那是妈咪打招呼,通知我们,她也在关心。

宣读完毕后,孙庭长对我说︰“齐家贞,你的案子有争议,但是,你的诚实拯救了你。”怪不得平反书上还留有我“与莫X汤XX相互说过些不满甚至反动的话,回渝后,还将莫、汤的反动言论向其同学、好友讲过,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这样的尾巴。不过,它最后说︰“撤销本院(62)刑字第650刑事判决;对齐尊周、齐家贞宣告无罪。”对父亲第一次“历史反革命”罪的宣判是︰“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一九五二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对齐尊周宣告无罪。”

我的三个叫化子朋友,朱文萱、吴敬善、尹明善,我挨打,他们也挨打,现在,我“坐席”(赴宴),他们也“坐席”,每人得了一张平反的纸。

顺便说一句,三个“叫花子”中,除吴敬善中风倒床外,风韵犹存的朱文萱是重庆市颇有名气的业余歌手,花腔女高音,同她走在街上,你得适应她像国王出巡,不断有认识她的人向她招手致意。尹明善既没有当成数学家,也没实现做作曲家的梦,现在是尽人皆知的重庆“轰达集团”总裁,全国最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之一,全国政协代表。父亲齐尊周在被重庆铁路局抛弃、与英文隔绝三十多年后,当了工业局电视大学英语辅导老师;本人自学高等数学,成为同一个电视大学受欢迎的数学辅导老师。

如果不受人为的摧残,谁能估计这些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的人,可能为国为民建立怎样的功勋。

蒋忠梅们也一样,虚掷了一辈子光阴。

《齐家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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