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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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过八十岁生日的一场场大戏,简直像贝克特的作品。

头一个,是江泽民居然十二年不倒,还在笑,而赵紫阳倒软禁著呢。胡耀邦和赵紫阳又都从党史中失踪了,江泽民的头像堂而皇之地和毛、邓并列!江泽民不疯不傻,可他就敢这么干!这就想起80年代老百姓说贪官的那句话了:“你就不怕真八路回来吗?”那么真“八路”还有吗?当然有。还要等到何时呢?当然,青年读者感兴趣的是:你们这些人当年怎么就那么傻,上了这么一条贼船呢?共产党只比我大四岁,谁知道它是老几?青天白日旗资格老得多。日本人,说也奇怪,占领北满七、八年,居然还准许小学生读张学良时代的课本。初小老师李光粹给我们私下上的啓蒙第一课,是爱国;爱青天白日那个国。可比较要好的五个同学,不出几年,四个却都去爱另一个中国了。第五个也未去南京,而是选择了花花世界。五人之中,又有四人是有产阶级。说是共党宣传吧,我偶然弄到的大批抗日刊物,国共参半。哈尔滨俄国人虽多,都是反共的白俄流亡者。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么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这和你今天在中国看不出有过一次“六四”,简直是如出一辙。然而今天你能还感觉到地壳在人们的焦躁中起伏,最满意现秩序的人也不免心惊肉跳,而六十年前却没有。

半世纪后,将有各色人等诅咒张学良将军,认爲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抗日战争给了中共以壮大的机会,这是事实。然而就算“安内”成功,既然1921年能出现一个共产党,有什么根据说1941年就不能再出现一个呢?张学良将军亲自说过,他感激蒋介石免他一死,但倘若时光倒传,他又一次面临西安的抉择,他不免还要再来一次事变。因爲他当时已认定共产党消灭不了:他的两个精锐师都教共军消灭了。

九十年代聪明的学者们责怪中国人爲什么不走英国式和平革命道路,偏要步法国和俄国的后尘。且不说英国也流了不少血,应该质问的是:中国何以没有像英国那样以和平(并不是没有痛苦和残酷)方式消灭了作爲阶级的农民呢?那是由于人家的地主和咱们的老财不同,不是只管收租、不问年景,而是亲自管理生産,孜孜于改进,而不是躲进县城津津有味地抽大烟和搂姨太太呀。总之,这才给毛泽东留下“广阔天地”,故能“大有作爲”,这才使1949年的巨变成爲可能。不过也并非不可避免。1946年还有一个机会。国共和谈如能成功,20世纪中国的命运就会不同了。中共也不是完全无此准备。

1946年七月初我因逃避国民党逮捕而撤出天津时,组织的安排是九月开学时重返。地下党还准备了一个副市长候选人,准备和谈成功后同国民党竞选。不幸一周后内战就全面爆发了。事关实际步骤,并未宣传,故可认爲不属欺骗。

当时苏联对毛泽东疑惧重重,毛泽东朝那边“一边倒”尚不保险。中共军事上也无必胜之把握。因而接受某种和平同居的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而任何形式的国共两党并存,都会使毛泽东无法爲所欲爲,从而避免后半世纪的民族悲剧。不幸的是冷战爆发,美国政策剧变,全面支蒋。苏联在长时犹豫之后,也终于开始支共,关东军的枪支这才交给东北共军。我不相信毛泽东有信心能在两年多内打败国民党。我们这些小党员,也没人那么乐观过。1946年林彪曾三次准备撤出哈尔滨,哈尔滨有的商人都拒收共产党的“票子”了。

那年冬天,新一军越过松花江,几乎兵临哈尔滨城下。我们做了一切准备随时撤离。不料孙立人将军忽然按兵不动了。黑龙江和关内不同,已非自然经济,谁控制了城市,也就控制了乡村。哈尔滨一旦失守,要使东北成爲共军后来大举南进的大后方,就非易事了,连兵员都会成问题。那么国民党究竟爲何坐失战机呢?一说是因蒋介石疑惧孙立人是美国安排取代他的人选,不愿孙再建奇功。无论如何,一方的腐败成全了另一方的胜利是无疑的了。说到底,国民党衆不敌寡,自身之过也,夫复何言?应该感谢张正隆先生,写《雪白血红》那样的书,是要掉脑袋的。我就没那份胆量。也要感谢保护他重获自由的那位或那几位将军。不然,世人就无法得知共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十五万人活活饿死。其实,那不过略微缩短了取胜的时间而已,因而更加不可饶恕。

没有一个胜利者赢得过1949年那样普天同庆、四海归心的万衆拥护。胜利本身已经爲胜利者的一切罪恶提供了最有效的辩护,不须律师发言。几亿人的欢呼,又预示了对统治者未来的绝对信任。然而也不能说1949年毛的江山就永久坐稳。不讲宿命论的话,就得追问一下我们自己,是否错失了一些历史曾经提供的转机。1956—1957,1959—1962,和1978—1981,更不要说1989了。

有多少万中国人1949年以来因被控“隐瞒历史”而死于非命?然而最成功地隐瞒了历史的,莫过于中囯共产党的领导。延安的所谓“抢救运动”,是时隔五十余年后才由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后来又由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揭示出来的。而那五十余年间的各种运动,不过是1942年“抢救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翻版。假若四十年代初那些受害者因毛泽东的假惺惺道歉而放弃追究事件的起因,又放过罪魁祸首康生和毛泽东,还情有可原的话,他们在五十年代以后成爲历次运动的主持者而毫无抗拒和保留(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多半付出极大代价),就是伙同犯罪了。1955年的胡风一案,近年来虽出了不少书,仍未足够地清算。中国历史的大逆转,应该说不是从反右派运动、而是从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首先,那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完全无中生有和颠倒黑白的大冤案,而且其明目张胆、网顾天下人非议的程度,也独步千古。周恩来与胡风有十数年深交,深知胡风爲人,承认过理论上曾受他啓发。文艺界的几乎所有名人熟知胡风,纵使与胡不和,也不认爲他会是反革命。毛泽东亲自动手,在几周内把事情的性质连升几级,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到“反党”到“反革命集团”,连胡风的宿敌周扬都被弄得目瞪口呆,难以接受。毛泽东何故要不惮其烦地亲自策划、部署、亲自批注和串改藉以定罪的信件、修改社论等等?动机不会仅因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他相左吧。封锁胡风的思想和瓦解他的“集团”,何须如此大动干戈!然而整个领导集团和最了解他的文艺界胡风的同辈,却一无例外地屈服于毛的淫威,还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毛泽东这一次测验获得超级成功,他的疯狂就升级了。。

事情的吊诡和荒谬,在于胡风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已遭中共围攻和刁难多年后仍不抱敌意,对毛泽东本人也依然崇敬、信任。这也许就是九十年代他未能受到顾准和陈寅恪那样高规格待遇的原因。然而顾准的钻研和发现不幸问世已晚,陈寅恪的贡献限于学术,又像几乎所有中国史学家一样,似乎不像西方史学家那样认爲历史是帮助人们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探测未来的。而胡风的影响却已见于现实。“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已在路翎等人的创作中结出硕果,1949年以来三十年文学沙漠正是因欠缺这两大水源造成的。况且,在文学之外,整个民族和整个社会,灾难的根源难道不就是“战斗精神”太少而“奴役创伤”过多吗?把胡风称作中国当代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应是当之无愧的。对胡风的沈重一击,不折不扣地落到中国人灵魂的头上。在摧毁路翎之后,一个萎糜颓唐、逃避现实而顾影自怜又自得其乐的高行健成爲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第一得主,就不足爲奇了。

毛泽东是由发明以农民爲革命主体、农民武装包围城市的战略而赢得权威的。这个战略把革命引向胜利,却造成最终又使革命演变爲反革命的严重后患。所谓“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它本身就是违反那个主义的。一些不知近代文明爲何物的农民领袖,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几句词句用来装潢农民起义,却必然把农民和地主的风习带进党内、给以革命的包装,奉爲正统。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对现代文明油盐不进,否定个人和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传统”之名推行全国。残酷、卑鄙和虚僞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

共产党取得了胜利,然而党却由此变爲一个农民党,同马克思没有关系了。农民的最高理想既然是“均贫富”,自然就要实行“兵营式的共産主义”,管他马克思告诫过多少次万万不可呢!再说,“人”是什么?工具而已嘛。毛泽东说过“饿不死就行”这类话,人能打仗、干活、开斗争会便可,要交通、电话和多于一张床的居住面积干吗?“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这自然是它们首先从生活中、从而也就从意识中消失的结果,同时又是原因。

20世纪有哪一个国家(柬埔寨除外)取消了教育?唯独毛泽东的中国事实上完成了。1957年还取消了与人有关的几乎一切学科: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遗传学。这又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人,和他所要塑造的人是个什么东西了。以爲中国人口问题仅仅是毛泽东未接受马寅初的主张造成,不完全符合事实。那是对中国全面破坏的结果。假如毛泽东仅仅破坏了经济而未取消人权和妇女的权利,或使教育免于摧残,或哪怕仅仅给党内以较多民主,中国都不至于背著16亿人口(据日本政府按食盐消费量调查做出的判断,1997年中国人口已突破十五亿,我相信属实)这个致命的、神仙也减轻不了的沈重包袱爬入21世纪。

1949年,我们曾切断历史,以爲一切黑暗和罪恶都是国民党造成,过去的一切永远不再复返了。今天有可能又一次切断历史,认爲1949年后的半个世纪,除尸体和灵魂的废墟外,再无其他;而一切罪恶全由共产党造成,因而只要推翻共产党,便是一片光明了。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爲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70年代波尔布特屠杀一百万柬埔寨人的罪行,是完全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后来爲保护那批杀人犯,又于1979年发动对越南一战,以牵制越军对波而布特的攻势。至于1965年五十万印度尼西亚人之死,是否由于中共唆使印尼共产党发动武装政变的结果,尚有待查考,但至少部份责任恐难卸脱。对这一切,中国人恐怕也不能不分担一部份责任。你说你也是受害者?也对。但是至少当你明知不义却一无举动、甚至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是不能一骨脑儿都推到共产党头上的。

有一事爲例。1940年,日本人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大逮捕,一举消灭。幸存的左翼青年,费尽艰辛跋涉到关内寻找党。一批人到达山东省德州地区抗日根据地。“肃托”中被疑爲托派,两度隔离审查,都未能证实,便各自恢复工作了。不幸忽然发生“情况”,日寇进攻,必须转移了。大批干部途中将多次经过日僞军碉堡。这些受审者心怀怨恨,到那时只要喊上一声,不就全完了吗?于是决定处决两对夫妇。男的枪毙,女的活埋。当一男一女两个婴孩也被扔进土坑时,旁观者中忽有一青年女性动了恻隐之心,提出抗议:“那孩子们有什么罪,怎能活埋!”于是两条生命便由此得救。后来那男孩长大成人,经养父嘱告,长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那位姑娘,顶多也就是个村干部,可见小人物也不是不能有所作爲。然而我们中间曾有多少人在目睹类似情形时作了相反的抉择呢?

和中东欧的大部国家不同,中囯共产党是纯粹的国货,土生土长,靠汉民族的乳汁养大的。它何以能比俄国的党有效得多地控制了中国人心,至今不倒?这块土壤里文化养料更瘠薄,专制根须更粗壮是一个原因。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文学艺术仍能享有十年自由,巨作累累。苏共始终未能把家庭、个人生活政治化,也未能搞中国式的政治运动,因爲找不到一哄而上的人群。在那里,人们头脑和生活的阵地中已经盘踞著自由、权利和美,不容政治独霸。说到底,是因爲(惭愧得很呐)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在大慷其慨地以活版印刷技术帮助欧洲实现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与啓蒙运动之后,只给自己一般人家里留下两种印刷品:皇历和竈王爷像!

这一切是不是已经成爲历史了呢?倘若说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是中共腐蚀中国人,那后三十余年就难说了。在以欢呼和礼拜把毛泽东的帝王感和共教教主野心吹得鼓鼓的,以屈从和忍耐把大小土皇帝弄得忘乎所以以后,一个和平共处和互动的过程就普遍化了。千万不要低估中华悠久文化的载体、世界一流智商的汉人,咱们举世无双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既然能成功地同化了一个又一个异族统治者,爲什么就独独不能感染一个同族统治者呢?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赖昌星,是瓦解共党的功臣,只不过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罢了。毛泽东三十年间曾遇到三次危机,1956—57年和1959—62年那两次,满朝文武都奈何他不得,1966—76年这一回不行了,因爲是他要自杀。别忘了咱们汉民族最擅长的一手,就是自戕自毁。老是有人说,中共派遣了多少多少特务打入海外民运。我反问;需要吗?十二年来海外流亡者优先获得了一个机会,展示出中国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贪婪将如何淋漓尽致地破坏那自由。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好人退出,恶人逍遥,明哲保身者心安理得。

我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的四分之三,目睹了中国人身上那曾令鲁迅先生寒心的一切。一百年列强的一次又一次侵略(单是日本人就干了三次!),居然未能刺中中国人的穴位,麻木不改,冷漠不变,健忘依旧。1949年翻天覆地的巨变,毕竟使人下人觉得自己也是人了。它也唤醒了人们心中长期沈睡著的一些最可珍贵的东西,首先是爲一个崇高的目标奉献自己。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前三十年统治又把中国人两次逼入绝境!只是在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强刺激之后,中国人才开始警醒。我有幸在五十四岁后享有了一点特权,从社会底层看到这个70年代开始普遍化的中国人心灵的那个历史性变化。下跪和叩头的人稀少了,批判和叛逆精神生长起来了。不是个别人或少数精英分子,而是一代青年平民起来了,站到历史的前沿。最近有人公然挑衅性地对高寒先生的身份和历史提出质疑。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胆敢向独霸一方的党内特权分子宣战,受尽折磨而不屈,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岂止一个高寒!中国历史有哪一个朝代、从苏联到东欧又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那样一代平民而非知识精英的叛逆!中国人走出几千年来被囚禁其中的自家院墙,看到他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平等感和正义感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头脑,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半世纪中国史上唯一值得称道的进步。

不幸的是,这个力量没有被珍惜,80年代成爲“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反攻倒算、疯狂打击的物件;九十年代受到知识权贵的嘲讽;目前又遭到江泽民集团新一轮镇压。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也使一些人迷失了方向。政权腐败率领下的全社会腐烂,“六四”后因政治绝望而火上加油。人性沦丧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特点是三十年的苦难和贫困、二十年的普遍而公开的腐败、十年的贫富急剧分化加五十年农民的贱民地位不变,使犯罪者人人理直气壮。同时,破坏和报复事实上又是不自由条件下政治反抗的无奈而又自然的选择。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人的非人化过程,已达极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业已展开。社会动乱已经开始。

中囯共产党已经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其权威,已只能靠国家机器、即军警维持;在党内,则唯官员的任免而已。中下层政权正在向黑社会手中转移,而共产党总体则已经成爲新旧权贵、资産者和新兴买办阶层的代表。这三者,加上倒向当朝的知识精英,便是中共的社会基础了。“三个代表”论和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无非是公开承认这个事实,使共产党的变质合法化,爲背叛工人、农民阶级做出一点辩解而已。一个共产党死了。党内的真正革命者、开明派却因此而获得了把自己同腐朽者和反动派区别开来,举起自己旗帜的理由和机会。遍布中国的毕竟不仅是灵魂的废墟——听一听苦难的呻吟和愤怒的呐喊!艰巨的任务是拨开思想的迷雾,不要掉进毛泽东幽灵设下的另一个陷阱:凡他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他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原载《北京之春》

《刘宾雁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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