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Ohio University 访问学者，September 1，2000
5月27日，在俄亥俄大学举行今年度的俄州华人学术工商联会会议。这个活动在于通过聚会和学术交流，加强华人的凝聚力，提升华人的地位。因此，一天的会议是分成若干学科组进行交流，有几十位与会者得以发言。
我因为应邀摄影的关系，不断游走，发现有一位先生在两个组作了长篇发言，立论的依据，研究的范畴，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古代的文化，旁证博引，妙论迭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本来，先秦古籍，就极为冷僻生硬，这位先生是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之辈，没有“皓首”，何能“穷经”？我打听了一下，更称奇的是他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本州一所工科大学执教机械。机械与中国先秦文化是两股道上的车，根本不能兼容、交叉、综合，以一人之力怎么能左右开弓？我对他的治学，兴趣盎然。从他的第一个专题演讲《中国心，两岸情》，赖先生考证并追究“中国”这个名词的由来。他对先秦古籍作了全面的耙梳剔抉，挑出言称“中国”的语句，可能有数十例。如：
《诗经》：“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
《礼记》：“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
《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孟子》：“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史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大业……生大费，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注：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他的举例，大概直到《史记》和《汉书》，可说遍及先秦下至两汉古籍。他根据这些实例，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现在两岸把国名“简称”为“中国”，实际上这个关系刚好相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视作“繁称”，“中国”是原名，不是“简称”。其公式为：
中华民国= 中国+ 华夏+ 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华夏+ 人民+ 共和
“华夏”是中国的另一称谓。
“人民”是先圣先贤最重视的名词，比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命在养民，天生民并立之君，使司牧之”。
“共和”看起来像是翻译引进的，但实际上这个名词远在西周已有，《史记》记载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始于公元前841年，终于公元前828年。
于是，赖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道：
如果根据《孟子》的说法，“中国”这个名词始用于尧之时，就有了4300多年的历史。如果根据《史记》的说法，“中国”这个名称始用于黄帝时代，则长达4700年之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组合的“繁称”都取材自经书，因此不管用“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称代表“中国”，都合乎中国5000年文化的精神，所以我们不妨把现在的两岸关系视为“一国多名：一个中国，多个名称”——另一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状态，这个情况有如美国一样，不管用USA、US、United States 或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几个名称都可以代表“一个美国”。
接著赖教授又根据这个结论提出一个建言说：“现在两岸的政党要认识中国正统文化重视人民、土地和历史文化承传的精神，为‘一个中国’寻找契合点。21世纪已经来临，两岸领导人应该以宏扬中国正统文化为己任，把200 年来受到内忧外患凌辱的中国建设起来，使中华民族能在列祖列宗的祝福之下复兴起来，为后代树立继往开来的磐石，为子孙开万世之太平！”
赖先生的考证和结论是有趣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中国人不知“中国”名称之由来者，比比皆是；非中国人不知“中国”名称之由来者，更比比皆是，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试举一例，1999年12月，我参观华盛顿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展，讲解员说：“公元前221年起就有了中国，在那以前还没有中国。”
这显然是把秦始皇统一中国当作中国之开始，而认为那以前还不算中国。那个展览的讲解词当然不是讲解员自己撰写的，提供讲解稿的是专家学者。他们显然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之名称、“中国”之事实，由来久矣。
为了准确无误地了解“中国”这个词的涵义，我到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两本词典。
1985 年版，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大辞典》，关于“中国”云：“（1）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因位居天下之中，所以称为‘中国’，也称‘中夏’，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记。中庸》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1997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合订本），关于“中国”云：“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汉书》四三〈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皇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两部辞书，虽然隔岸编写，但关于“中国”词条的“上古”含义，即词义的由来，几乎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岐义。这因为它们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不能随意取舍。
词典的编写是对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共同的结论加以概括。由此可见，赖先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已有的研究，结合现实，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从名称到实体，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最早可以上溯到4700年前。
如果我们放眼现实，赖先生的演讲是在陈水扁就职总统之后，“两国论”、“台独”成了中国人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焦点问题，“中华民国”的总统陈水扁不肯说一句这样的话：“我是中国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理所当然地要以自己的专长表达意见。我揣测赖先生一辈台湾知识分子的心态，假如台湾有朝一日果真“独立”，这些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会感到茫茫然无所依归的痛苦。那时，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算是谁的生命之根？谁的精神之源？谁的传家之宝？
有一句著名的唯心主义名言“我思故我在”用在这里是极为恰当的。那时，你可以“思”，但文化何依？列祖列宗何在？一个猛然间失去了5000年积淀的“思”，岂不是成了空壳？无“思”之“思”，“我”还存在吗？虽然两岸分治了五十年，但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依然强劲地顶立在心中，这只要看台湾出版了那么多印刷精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令大陆的出版商曾经羡慕不已的古籍就可以了然。一旦分家，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成了劳什子，只能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罢了。
赖先生的专题演讲《中国心，两岸情》，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赏和评价。
赖教授的另一个报告是讲电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从中国的一部天书《易经》中发现了电脑思维的雏形。我把他的论述介绍如下，他说：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包含阴阳2个单位，其中阴是暗，代表黑暗或负极，符号是”——“；阳是光，代表光明或正极，符号是”一“。因为8=2的3次方，所以伏羲于6000年前左右创立的八卦可以说是三位运算法，而3000年后周文王推演的六十四卦则是六位运算法，因为64=2的6次方。若把它们换算成今天电脑的运算：0 = ”——“，1 = ”一“，那么八卦由ABC三个二元组成，而六十四卦则由ABCXYZ六个二元数组成。很明显地，我们的祖先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发展了今天电脑的雏形，而后来算盘的发明，也可以说是八卦的延伸物。”
至于其他关于《易经》和《尚书》的诘屈聱牙的引文及其释文就不引述了。
从这个例子可见赖先生的研究视野是很广的，可惜无缘拜见请教。
本文开头作了交代，我对赖先生的注意，起源于治工科的学者，却钻进中国的故纸堆中做学问。中国的先秦古籍是一堵厚墙。我读大学时，给我教授先秦文学史的是一位名扬海内外的硕儒，他精通古文字、训诂、考据。他说，如果要研究先秦，他给开一个书目，需要10年才能读完。“文革”开始，漫天抄家，他理所当然地是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一类人物，在劫难逃。可是，他把毛主席向他垂询请教的信扎装在镜框，摆放在居室门口，结果自己解放了自己，挡了一波波企图抄家的红卫兵的大驾。这故事在我的母校传诵不绝，成了一则妙趣横生的佳话。我说这故事仍在于说明，先秦古籍难啃难钻，而这位赖教授，身居美国，任教工科大学，书籍难找，资料难求，同道难觅，只能孤灯伴影，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只身遨游，自得其乐，他的精神真是可嘉可佩。
我从本年度会议主持人之一的陈文嘉教授处得到一本上年度会议的文集，上面有赖中生的简介，兹抄录如下：“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曾在工业界担任8年工程师，接着于1986和1990 获得Clemson University 机械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受聘于纪念莱特兄弟的Wright State University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主题包括飞机材料测试、电动车、高速火车分析、控制系统、制造程序、人体工程、动力和结构振动等等。发表过70篇文章和一本书，于1990 年获得Hoechst Celanese 博士奖和1997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Teetor教育奖。课余时间以研究中国正统文化为主。”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兴趣广泛、学识广博的学者。
简介
李昌玉，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生从事中国语文（即国文）教学，直到1994年退休于山东大学附中。先后发表过各种文章约三十万字，退休后又好摄影，发表过照片约600张，其中有数十张经中国新文社转发给海外华文报刊。1999年来美国俄亥俄大学探亲，一年当中写下见闻感想约三十万字，拍摄了照片三千余张。目前受八十二岁的邵芳女士之委托，回国后将为她整理、编辑、出版《八千里路鸿雁飞——盛胜保和邵芳情书集》，全书约80-100 万字。
《李昌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