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前台询问到瑞典来的张裕先生入住的房间号，乘电梯上楼，寻到房间按门铃——
应门的是一位年约五旬、风度儒雅的长者。
“是张裕先生吗？”我问。
“我是张裕。小乔吗？快请进！”张裕先生热情地招呼着。
彼此握手，寒暄落座，初次见面的我们相互做了简短介绍。我告诉张先生，郭国汀律师已联系上并说四点钟左右会到宾馆与张先生会面，张先生对此表示欣慰。同时我将张先生的房间号发手机短信通知了郭律师。张裕先生谈起此番回国探亲访友前一阶段在北京、武汉的一些活动情形，在北京张先生与国际笔会悉尼笔会访华成员一起会见了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会长和王怡、余杰等人，也见了小老鼠刘荻并拜访了刘荻祖母刘衡老人，均未受到阻力。只在约见刘京生先生时不知何故对方为所在地公安阻挠未能前来，不得已刘先生的夫人代表丈夫会见了笔会的几位朋友。武汉是张裕先生的故里，他在家乡见到了久违的国内亲朋故旧，自有一番热闹。我问及张先生有否抽空去孝感访问同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杜导斌先生（杜先生现尚处于所谓“缓刑期”无法外出旅行），张先生表示因行程时间太紧而未能安排，只得留待下次机会了。
正说着郭律师打电话给我：“‘他们’来过我这里，让我不要参加今天的活动。这样吧，一会我尽量赶去宾馆见张裕先生一面，晚上的宴会我就不参加了。”我心里未免遗憾！因为当天刚得知消息郭律师已办妥出国手续，第二天即将离沪赴加拿大做短期学术访问，原本打算借晚上欢迎国际笔会来访贵宾之机一并为郭律师饯行的，而郭律师也是笔会来宾点名要见的人。看来无法达成这个愿望了。
我将手机递给张先生，请他们聊上几句。挂机后张先生摇头叹息，对上海市公安部门的小气感到莫名其妙。我告诉张先生，适才我到达宾馆之前，也接到家父打来电话劝我马上回家，不要去会国外来的朋友，我问“是不是有人来家里找过？”家父在电话里不愿多言只反复劝我“回来吧，就跟朋友说家里临时有事，不要去了。”当时我告诉家父已到了国外客人下榻的宾馆门前，只是见几位海外来的作家朋友晚上一起吃顿饭就回去，不会有事。
因张先生中午乘飞机才从武汉来沪，只在机上吃了简餐，他提议到大堂酒吧吃点东西。我为自己的疏忽道歉，便陪张先生去楼下大堂吧喝茶聊天。这之间接到张迈老先生的电话——他也预备参加当天的晚宴：“小乔，下午两位公安同志来我家了，劝我不要参加晚上的活动。你那里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下午离家以后曾接到父亲的电话劝我回去，看来公安同志也“关照”过了。我若迟半小时出门说不定就会被拦在家里。我问张老先生能过来吗？他说尽量赶来。
四点钟左右，郭律师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大约在20分钟以后赶到。于是四点二十分时我和张先生回房间，等待郭律师来访。岂料刚进房间，我便收到郭律师一条简短的手机短信：“被迫取消会见。”我心中一沉！看来郭律师还是被“有关部门”拦住无法前来了。我用房间座机拨打郭律师的手机，未及拨通，我的手机响起，是郭律师打来的。
“小乔，请你转告张裕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没办法过去了。”郭律师的声音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得简短地表示很遗憾不能为他送行了，希望他明天旅途顺利。然后将手机递给了张先生。
接连出现的“意外”情形令我和张先生感到扫兴和无奈。张先生打开手提电脑用酒店的网线上网，我则发手机短信问事先约好碰面的几位朋友那里有无异常或何时能到。
果不其然，王建波（在读研究生）告诉我他下午三点多被学校保卫科找去，现正和辅导员谈话中，估计晚上来不了。看来预备参加活动的朋友都有可能受到骚扰。约好下午从杭州赶来相聚的温克坚先生没有回复短信，不知能否正常到达。我又拨打了张迈先生的电话，问“公安还在您那里吗？”张老说“没有，他们下午来过又走了。”我请张老早点过来先到酒店房间碰头。一连串的“异常”令我预感到为晚宴预定的酒家包房也有可能出问题，打算先邀可以前来参与活动的朋友在张裕先生这里聚齐然后一道赶去酒家。
约5：20，门铃响起，我估计是温克坚或别的朋友到了，张裕先生去开门——
意外地，进来几位穿制服的警察先生，进来后对张裕先生说：“我们是黄浦分局的，接到110报警电话举报，说你们这个房间有异常情况，过来查看一下。请两位协助。”接着要求我们出示证件。张裕先生也提出要求看一下警官先生的证件，其中一位出示了给张先生看。我见张先生看过了，便将自己的身份证递给一位警官。另一位查看了张先生的护照，似乎有些意外：“中国护照？不是外籍？”
“是，我是持中国护照。”张裕先生答道。
适才的交流中我得知，张裕先生1981年出国，现在瑞典一家大学任教，旅欧20余年仍持中国护照，看来是有着颇深的“故土情结”。
这时候警察说：“我们需要向二位单独了解一下情况。这样吧，请她跟我们换个地方。”他指向我。
我明白“意外”而又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于是对张先生说：“那好吧。张先生待会儿我若是回不来，你知道我是跟他们走的就可以了。”
接着我跟几位警察来到三楼一间小会议室，其中一位警官又要了我的身份证说要“登记”一下，另外两位穿制服的警官和一位便衣陪着我东拉西扯地胡侃，并未询问什么房间里的“异常”情况。倒是我反复询问他们为什么带我到这里，几时可回我朋友那儿。
那位便衣警官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到这里来！接到通知让来一趟我就过来了。你干什么工作的？今天来酒店什么事情？”
我告诉他我本行是做证券咨询的，来酒店是因为一位国外来上海的朋友住在这里，约我过来见面。
他饶有兴致地问起我对股市前景的看法，并发牢骚说自家的股票也套在里面。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不乐观，都打算放弃自己原来的职业另谋出路了。除了这位便衣警官对股市比我牢骚还多之外，谈话气氛始终融洽，几位警官对我态度友好。我注意到其中的几位身穿制服的黄浦分局同志警号为017577、017585和001159.
半小时后，又来了一男一女穿便衣的，那位男士冲我打招呼道：“李剑虹呵，好久不见了。”
我一见，是浦东分局的一位“老熟人”周某，立刻明白了。
与周某是3月底见过面的，至今两个月不到，不算太久。五一长假时见过他们的基层同志小区片警，当时片警见到从家乡来沪探亲的家父，还“热情地”邀约家父去派出所“座谈”了一回，据家父回来说与他谈话的就有这位周警官。此次随周警官一同前来的是一位陌生的女便衣，与我是初次见面。
周说要找我好好聊聊，我客气地说明一会儿我要在饭店宴请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今晚我是东道主不便失约，我向警察同志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欢迎警察同志参加我们今晚的晚宴！共同把酒言欢“警民一家亲”岂不甚好？此方案被周某摇头否决，说不可能的他们有纪律不准接受市民吃请；我又提出来那就麻烦你们先让我去饭店招待客人，稍晚十点钟以后安顿好来宾我会去与警察同志做个别交流。此建议再度被拒绝。
他们让我下楼，说找个地方和我好好谈谈。我说一会我得陪朋友吃饭，无特别理由我不能离开，提出要去楼上见我的朋友。周某道：“你朋友那里就不用你操心了，会有人招待的。”
我有些担心张裕先生会否也遭到警方劫持？又觉得人家好歹是海外归侨，在国外有些身份地位的，谅他们不至于胡来将他怎样。这时又有人告诉我说：“你朋友不在房间里，出去了。”
此时已是晚上6点多，而我们与国际笔会悉尼笔会来宾约定的晚宴时间是6点－6点半在酒家包房碰头，我想许是张裕先生担心上海的朋友都无法赶到，悉尼客人来了无人接待，先赶去酒家包房了吧？（第二天与张裕先生联系时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房间里等我到6点半多，并一直问他们要人，看来警官同志又骗了我一回。）
我给温克坚打电话，他告诉我已到晚宴预定的酒家，包房正常他现正坐在里面，但上海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来，张裕先生也还未到。我稍稍松了口气！温克坚能平安到达，总算不至于让悉尼的贵客来酒家后找不到一个人了。我告诉温克坚我正与警察同志交涉争取晚上的“请客权利”，让他方便的话可否开车过来到酒店门口接我？他说“可以”。
接着警察同志“簇拥”着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店大堂一角的沙发，说要等朋友过来接我去吃饭。一大群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同志围着我，竭力劝说我离开此地说不要影响了酒店正常营业，我声明不是我要影响酒店正常营业的。酒店的一些宾客此时已好奇地围拢来看这边发生了什么，大堂一位服务人员也过来面有难色地跟我打招呼：“不好意思……”
我不愿让酒店服务人员为难，走出酒店大堂打算步行去离此不远的预定晚宴的酒家。但一群警察拦住我，将我堵在一辆黑色警车门前。
我说我要去饭店跟朋友吃饭，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周某说你上车再说。
我说不上车。
又有一位警官说你上车我们送你去。
我说谢谢好意！很近的不需要你们送，你们可以开车跟着我。
这时他们打开车门，左右拥着我要我上车，我用身体抵住车门不肯就范，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上车？请出示法律手续！否则我不会跟你们走！”并大声对近旁围观的路人道：“各位，我今天要宴请几位国外的来宾，他们上海的警察就这样对待我！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请客？凭什么绑架我？”
周某在旁用沪语冲我小声嘀咕道：“难看哇？”
我说：“难看不是我造成的。请你们注意国际影响！”
人群中有人质问警察：“你们这样做不对的。你们凭什么绑架人家？”更多的人则对发生在眼前的状况感到困惑茫然。
五六个警官“里应外合”（从车里拽和从外推搡）终于将我塞进车后座，浦东来的一男一女将我夹在中间关上车门（当夜回家洗浴时发现两臂、腰、腿等部位多处青紫淤痕并连续数日有酸痛不适感）。我已无力维持“淑女风度”，破口大骂道：“强盗！流氓！我抗议你们这种绑匪行径！”
车到延安东路，果不出所料根本不会送我到对面的预定酒家，而是转弯往浦东开去。周某一边打手机电话大概是在向领导汇报“抓”到我了或是联络浦东的同事。我随身包里的手机响起，我拿出查看，来电显示是张裕先生打来的，因为手机随时可能被抢走，我按了接听键未等张先生开口，也未及问他是否去了晚宴的酒家，急急地道：“张裕先生，很抱歉晚上无法请你了！我被浦东分局的绑架回浦东了，请您向国际笔会反映……”
周某一把夺过我的手机切断通话道：“好了！让你说一句够意思了。你也算是对朋友有交代了。手机暂时交我保管行吗？”说完将手机关机。
我有气无力地道：“我无话可说！我现在是绑匪手中的人质。人质跟绑匪能有什么好说的？”
车到我所住小区附近的某物业管理处，他们将我带到了“老地方”——1月因悼念紫阳活动受阻及3月探访蒋美丽女士家被绑架，他们都带我来过这里。
进了屋，周向我介绍车上坐在我左侧的他的女同事“姓钱”。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说了我现在是绑匪手里的人质，我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出去？第二是不是需要多少‘赎金’才肯放我走？如果要请说个数，并请把我手机还我或是借个电话用，我好跟朋友联系让他们备‘赎金’来接我。”
——倘若我如同郭律师3月份那样被弄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嫌疑（因为3月4日我和其他几位朋友前去参加市司法局对郭律师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并被警方扣留，事后“有关部门”认定我们是被郭律师“指使”，居然以此所谓罪名嫌疑“刑事拘留”了郭国汀律师后被家属取保），我希望能由我的朋友将我“保释”出去而不要惊扰了我年迈的父母。
岂料几分钟后，出房门打电话的周某进来告诉我，已打电话给我父亲，说警察找到我了正在谈话，可能要晚些时候送我回去。
我气急败坏！冲他吼道：“你们就有能耐吓唬老人！我父母身体都不大好，吓出问题来我要找政府负责任的！”——父母知道我现在不是跟朋友而是跟警察在一起，不知道会担心成什么样子！实在是对不起！我只能在心里说。
周某似乎很委屈：“我完全是一片好心让你的父母放心，说了只是跟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晚点会送你回家的。”
我问周某和钱女士：“你们做这种事情就不觉得很丢脸吗？”
周反问：“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
我说：“我一直并没把你当傻瓜，对聪明人是不需要多废话的。”
周说：“我是不明白呀，我们执行任务有什么丢脸的？”
“那我只好将你当傻瓜了，对傻瓜同样不需要多废话。”
未已后到的洪警官（女）带来了几份肯德基快餐，我也拒绝了，告诉他们在重获自由之前我不会吃任何东西。他们三人无计可施，只得自己吃了快餐。
接着周又出去打电话大概是请示上司，回来后告诉我：“李剑虹，我们也是奉命调查。希望你配合别为难我们。待会我们还是做个‘询问笔录’，向你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早点做完你也好早点回家，你父母还等着呢。”
对父母的担忧无疑对我是具有“杀伤力”的，我终于让步同意做“询问笔录”，并告诉周某，上次3月听证会时，他们的上级部门市局同事李某为我做“笔录”时，我曾提出来要查看经办人证件而未获允准，结果笔录最终也没有做。我上回说过查看经办人证件是今后给我做任何笔录的先决条件，今天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和他也算是“老相识”了，但没看过证件确认其身份，我要求行使我作为当事人的权利查看证件。
周某在这点上比3月那位市局的同事爽快，他说“行”就马上掏出了警证递过来。我查看了一下，不是我想象中的小本本，而是身份证一样的硬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上海市公安局”、姓名、证号、有效期等信息，没有具体的工作部门，我记下周先生的警证号是510288.
询问笔录开始，依例问了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将身份证递过去让周先生抄写，当问及“工作单位”时，我报上前一家上班的公司名称、地址，又补充道：“你也可以写上‘无业游民’或‘社会闲杂’，因为最近没去上班。”他问我原因，我说你知道的我原先的工作是做证券股市咨询，老板让我负责业务，但中国股市情况你也了解一些，在我看来已经“崩盘”无可救药，所以我告诉老板这样的大势下我实在无法完成公司业务指标，只得向老板辞职。而且据我所知公司现已停业。
周某故意问道：“国内做你这个行业的人也很多吧？不会人人都象你现在失业吧？”
我说，我失业不假，但我不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不努力或工作能力有问题造成的。中国经济号称连续十几年“高速增长”，可理论上是“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却自2001年以来至今连续五年走下坡路，很多大的券商都承受不住，连年亏损，被迫裁员。去年一家巨无霸券商“南方证券”也已被行政接管，我能有什么回天之术？股民更是叫苦连天！去年以来我接触的股民客户连续三四年本金亏损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不在少数，封闭式基金价格已跌至四五毛，开放式基金净值也已跌到七八毛。五一后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三位股民因不堪保命钱在股市里血本无归，在证监会门前自焚！还有网友跟帖道：估计会被当作法轮功信徒处理。我无法证实此消息真假，如果是真我对这三位股民表示同情和遗憾！我同情他们的不幸，但不赞成他们采取如此暴烈的抗议方式——钱没了，生命还是可宝贵的。但我理解现在很多股民朋友对政府有想法：我们拿出养老、保命的血汗钱投入股市，也算是支援国企改革和国家建设，赚不到钱也就罢了，政府怎么把股市弄成这样害我们血本无归？原还指望这些钱保证后半生的养老、医疗费呢。
我告诉周警官：这倒的的确确是目前有碍“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对中国股市“起死回生”不看好，网上也有传言“为了您的健康和生命，请远离股市和毒品”。有朋友向我咨询对股市的看法时，我都请他们早点离场。中国股市现已成了“高危地带”，所以我也无法从事原来的工作谋生，自己感到再做下去简直是在“谋财害命”，所以打算另谋出路了。
我提出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问题自然非周先生工作职责范围，他也无力解答，只问我个人今后有何打算，我告诉他，也许做回教师本行（我是师范类大学毕业且做过教师），不行就先赚稿费了。
周某不屑地问你那种文章卖得出去吗？我说维持温饱应该不难，只不过难以以此发财罢了。我这人物质生活上要求不高。
他又问我是否收到过国外的稿费，我说这个问题好象与今天的询问主题无关，如果下次你们要专门就此问题询问，我再回答。
他也觉得话题扯得太远，于是拉回到“正题”——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我说“不知道”，直到现在我还为此疑惑呢！这问题应该由你们向我解答。
周某说我们黄浦局的同事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他们接到110报警电话举报，说你们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所以去查看，他们查验了你的身份证发现你是我们浦东辖区的，就通知我们去接人，这符合工作规程。
我问周：那到底是什么“异常”情况？总得有个名目吧？举报的人是以什么名目举报的？抢劫？盗窃？
周说：“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你说能有什么‘异常’？”
这等低级的诬蔑和栽赃气得我直乐！我正色告诉周：“第一，纠正一下你的不正确说法：不是‘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而是张裕先生从国外回国来上海去酒店开房。张裕先生大老远的从欧洲回国，来上海不住酒店难道你让人住在大街上或是你周先生家里？张裕先生来上海旅游访友，他请本地的一位朋友到酒店见面聊天这有何‘异常’？第二，你的这句话我会原原本本放在网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无耻的不是我李剑虹。”
接下来他们问到我和张裕先生什么时候如何结识，平时有哪些交往，这次又是怎么联系上的等等。我说和张先生是在网上结识，大约一个月。又问在什么网站认识，我说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网站。对方问得极细致，我见他们没完没了，索性说出来原本不想告诉他们的一些情况，我说张裕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海外会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在上海的会员，所以此番张裕先生回国，以及国际笔会悉尼笔会的两位作家访沪，我受独立中文笔会委托接待安排他们在上海的行程。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朋友聚会，你们却如此无理地粗暴干涉破坏，我认为此事已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并严重伤害到上海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
周某说你了解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我说独立中文笔会是隶属于国际笔会的一个中文作家民间社团，该社团的宗旨、背景、成立过程和主要人员、机构等情况，其网站上俱有详细介绍，你可以去网上查询，这里我就不做知识普及了。
周某说网上的东西未必是真的，据我所知独立中文笔会“很有问题”，不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组织。
我问那你如何评价国际笔会？
周说这我不做评论。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国际笔会是国际上认可的一个作家民间组织，中国政府认可的正规社团“中国作家协会”也是其下属社团，倘若国际笔会有“问题”，那中国官方认可的、在您眼里应该是“很积极”、“很正面”的“中国作协”怎么会成为其下属会员单位？而倘若国际笔会这一组织没有问题，它又怎么会接受一个“很有问题”、在您眼里不“积极”、不“正面”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为其下属机构？
周无言以对。
最后周让我看一遍笔录并签名。看完后我提出：“第一个问题‘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答曰‘是因为我和一位朋友（男性）在朗润酒店房间里的一些情况’，这个答案不是我本意的表达，我不能签字。”
周问我那你本意如何表述，我说我的回答一直是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带我来，是你自己告诉我黄浦局的同事通知你们有人打110电话举报酒店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带我过来查问的。周某大概为了让我签字画押，依我的意思补充说明了我被警方告知警察接到110电话举报而带我来查问。我在笔录前3页签署了名字和日期，第4页最后一页笔录文末，我按照周某的要求写上一句“规定程式”：“以上四页笔录我已看过，与我表达意思相符。”然后补充：“我不认可……”
周某一把抢了过去，说不可以，我只能写规定要写的文字并签名，不能另外添加文字。我说我不认可他们所说的那个“理由”，我要表达“抗议”，否则我拒绝在最后一页上签字。
周说你的“抗议”我可以给你一张纸另写，你不能在笔录上添加文字。我说那好吧。
周将最后一页笔录誊抄一遍，然后让我在上面写上规定程式的文字并签名。又给我一张空白纸，我写上：“我不认可警方今天将我带来问话的理由，我对警方采取强力将我从酒店带往某处问话的违法行为表示抗议！李剑虹2005.5.19.”
我告诉周某一定要将我的“抗议”转达其领导，我不需要他“好心”替我掩藏什么。
然后周某又出去打电话，回来让我又坐了约半小时，终于说送我回家了。
周与同事开车送我到住处的楼道，将扣留的手机还给我，看着我上楼了才离开。我一边缓慢上楼，一边打开手机查看，一连串朋友关心的短信和未接电话显示出来（我的手机有“秘书台”功能，关机状态未接电话会发短信通知），令我温暖且感动！心里又有些不甘，好端端一场故雨新知的聚谈交流，就这样硬生生给搅了！看看时间约10：20，我抬头望望楼上家所在的方位，不知道父母是否在焦急不安地等我？手机上有张裕先生和温克坚兄好几个未接电话，想来他们的晚宴也因我的被绑而心存阴影无法尽兴。不知道别的几位上海朋友怎样了？能否顺利参加活动？我突然想出去找个公用电话打给温兄或张先生问一下情况——手机和家里电话明显都有监控，不想被他们听见。犹豫了几分钟，我下了楼，先向往小区门口相反的方向走了几步，查看一下动静，四周围静悄悄的，没什么异常。我于是轻轻往小区门口方向走去。才过了小区居民楼之间的一个路口，停在我身后的一辆原本“黑灯瞎火”的小车突然亮起车灯，紧接着车里传来话音：“李剑虹呵，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
是适才“审问”我的便衣警探之一洪小姐（也是“老相识”了），紧接着，周某开着另一辆小车从我可能出小区的另一路口过来——真叫是“天网恢恢”！我算是孙行者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了！郁闷至极！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去吃点东西再回家，免得父母看我这么狼狈这么晚了饭也没吃地回去。
他们说我们送你去。
我说不必了看见你们我就没胃口。
我独自往小区门外走，几个人开了一辆车缓缓跟在后面。出了小区门，周某在驾驶座上打开窗对我说：“李剑虹，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到处逛多不安全！还是我们送你吧。”
我想反正今晚是逃不脱他们的控制了，无奈上车，他们带我去了一家还在营业的面馆，我自己点了一碗面，没领他们的“情”自己付了帐，他们也在另一桌要了点宵夜陪我吃。吃完后开车将我送回家里。
这次我没有情绪再玩什么“花样”，又记挂着父母，上楼用钥匙开了门。时间大约是11：20，父亲还在亮着灯等我（平常他和母亲十点钟左右就休息了），神情显得担忧而疲惫。我听到房间里母亲压抑的抽泣声。父亲告诉我自听到我被警察带走后，母亲就一直哭泣，并对父亲说小虹若是回不来你就进去陪她。
在此我严正抗议：
一、抗议上海警方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窃听公民电话，严重干扰公民通讯自由、侵犯公民通讯隐私的违宪行径！——预备参与是次国际笔会交流活动的上海本地几位公民无一例外均遭到警方骚扰，警方能事先预知活动安排时间和所有参与对象的唯一合理解释是窃听了有关人等的电话通讯信息；
二、抗议上海警方无理粗暴干涉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和私人聚会、野蛮绑架合法公民的违法行径！警方竟当着独立中文笔会旅欧回国会员张裕先生的面并在酒店门口众目睽睽之下野蛮绑架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上海接待人员的我，并非法扣留6小时；同时独立中文笔会邀请参与是次交流活动的上海本地人员，包括已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因忙于其他事务可能无法分身前来参加活动的北海舟（王继海）和31415926（民主与自由论坛版主）无一例外均遭到警方软禁或传唤，致使作为“东道主”的上海朋友竟无一人能够依约出席当天欢迎国际笔会来宾的晚宴，警方之不近人情令人匪夷所思！
谨在此道歉：
一、本人被迫无法依约尽“东道主”之责，谨向张裕先生和两位澳大利亚贵宾道歉！
二、实在是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尤其母亲这次受了很大的惊吓，又一直患有高血压等不能受刺激的慢性病症。面对他们我只有愧疚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实在是罪过！我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尊严，却不得不带给我至爱的亲人以至深的伤害——此种心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2005.5.23.于上海
《小乔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