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有两篇重要的讲演，《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探求在一个去魅的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领悟和挨近某种终极的价值。这两篇演讲体现出韦伯作为学者的精神贵族气。我在看完电影《巴顿将军》后想起韦伯的上述文本。因为巴顿也是一个充满精神贵族气质的将军，他用一生书写的演讲，可以仿称为“以战争为业”。
电影中的巴顿是一极具有专业精神的职业军人，对他的评价，不能放在某一个特殊阵营（德军或者盟军）里考察。有两个细节，一是巴顿驱车前往古罗马的废墟，在那里喃喃自语、诵读希罗多德的《历史》。另一个是巴顿视察战地医院时，被一个因害怕战争而神经失常的士兵激怒了，巴顿克制不住自己的鄙视和愤怒，竟然对之大打出手。
你不能简单说他是战争狂人，哪怕他是德国的将军。巴顿对于战争的敬业和迷恋，带着某种形而上的光辉。他把战争与人类的恢宏历史相连，在诵读希罗多德的名句时，一定也生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思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喟叹。如果非要有军人不可，那么巴顿是真正的军人。因为某种职业性，在他眼里战争的合法性就不会与某个特定阵营划上等号。我记得高中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后，我和所有的同龄朋友，无不被巴顿不可一世的气势所倾倒。在冯小刚的第一部贺岁片里，英达饰演一个渴望假扮巴顿过过把瘾的商人。我相信这个情节是非常讨好的，因为它折射了整整一代乃至几代电影观众在对于巴顿将军的仰慕。
这种仰慕甚至超过了对任何一名我方将领（包括苏联电影里的红军将帅）的迷恋程度。尽管我们自己拍摄了汗牛充栋的战争电影，一一讴歌数十名元帅大将，但却皆因被意识形态的方向性所笼罩，为战争暴力定下了一个伟、光、正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没能贡献出一个仿冒的巴顿来。因为朱德贺龙等人说到底都是以政治为业，而不是以战争为业的。所以尽管他们内心也有着对于战争和杀戮的酷爱，但却小心翼翼的用意识形态的伟岸包裹了起来。因为如果不将杀戮与某个绝对真理连起来进行捆绑销售，他们就有些杀不出手，并无法使手下的士卒亢奋。
而巴顿当年的迷人之处，不在于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在于他面对法西斯的满腔正义。他不是政治家，也不去考虑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作为职业军人，他对于战争的敬业是缺乏方向性的，他的敬业指向一种战争的价值本体论，使我们在战争无法规避的时候有幸目睹了在杀戮之中谋求胜利和尊严的最精彩的努力。他并不用意识形态的噱头去刺激手下，而是用军人的尊严和令人尊敬的求生精神来寻求胜利。这种努力赢得我们的谅解，使我们敬重真正的战士，而藐视那些躲在战争背后的政客。
在2001年美国决定对阿富汗开战后，一名美国年轻人公开拒绝服役，他说：如果我在监狱中，我能活下去，如果我去上战场，可能三分钟就死了。
这句话涉及到兵役的实质，参加军队就等于在军事行动时放弃一切的民事权利，承诺将自己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完全交付给自上而下的命令去支配。从民权的角度看，战场上的一个士兵，和一个奴隶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既然“自愿为奴”是不被允许的，也就不能完全用契约来解释兵役对于公民权的剥夺。一个国家在公共利益的名下，有权要求公民交出他们财产的一部分，如果这种要求是经过了一个正当的程序，这种要求就具有公法上的合法性。但一个国家在宪政主义下，有权要求公民交出自己的生命，交出自己的一切自治权利吗？
在巴顿这样的职业军人眼里，回答是肯定的。逃避兵役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在一个国家主义者看来，通常的逻辑是如果大家都为了个人而拒绝交付自己的命运，那么谁来保家卫国？美国电影《爱国者》里的梅尔吉布森和《革命》中的艾尔帕西诺，这两个人甚至拒绝参加独立战争，理由是要捍卫自己的家庭。他们将“保家”与“为国”分的很清楚，梅尔吉布森说，即便是”国家独立”，也不足以构成一个让我们甘愿家破人亡的充分理由。因为一个三十里外的暴君和一个三千里外的暴君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显然宁愿要后者）。正是这样的个人绝对优先于国家（霍布斯）的价值理念，才使得独立战争变得伟大。另外在60年代的美国，一些人拒绝服兵役，因为他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不正义的。而刚才提及的那位年轻人，和前面相比，他的理由最单薄也最不容易被谅解：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想死。
我倾向于认为上述的人群，和迷恋于战争风云的巴顿同样得到我的尊敬。包括出自于自私和懦弱的“逃兵”。因为他们都对那个怂恿和利用他们去打战的理由保持了冷漠。如果一个人不想为了他人或他人提供的理由去死，那么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受到国家的强迫。
我的最后看法是一个国家只能用金钱去雇佣、或以用道义去说服一个公民贡献自己的生命。而不应利用公共权力强迫任何人参加军队。在社会契约论的框架下，如果公共权力来自于私权的让渡和同意，那么生命权就是公民没有让渡也绝不应该让渡的部分。政府可以拿走一个人全部的财产，但缺乏足够的合道性强迫一个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放弃自治，冒着死亡的危险彻底服从命令。
如果军人是一个职业概念而非政治或宗教的概念，那么只有两种人是真正的军人。一种是天生的巴顿。一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雇佣兵。
蒋介石在北伐时曾说，南方与北方之战，是有主义的军队和没有主义的军队之战。所以南方革命军是必胜的。这种仿苏联军制的“有主义的军队”，自国民党始，然后在共产党的手中发挥到了极致。成为至今妨碍宪政主义在中国大陆立足的一个根源。因为“有主义的军队”是最可怕的，暴力一旦到它的手中，就成了圣战。
“有主义的军队”和强制性的兵役，都是与宪政的合法性根基相冲突的。在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时候，雇佣与强制或者发动政治运动比起来，都是最文明的方式。因为它够庸俗，庸俗到什么地步合适呢。在我看来，只要庸俗到拒绝政治思想工作，被枪毙时不会高呼诸如“打倒某某，另一个某某万岁”的口号，甚至钱拿少了可以像警察一样上街游行。那么人类战争的残酷性就会最大限度的受制于经济理性的衡量。
总结出以下的王氏定律，仅供执政者参考：
1、 如果所有的军队都是雇佣军，世界上的战争暴力就会降至最少。
2、 雇佣军是没有主义的军队，能在政治取向上保持中立，以实现军队国家化。
3、 如果所有的军队都是雇佣军，雇佣军之间就会产生以谈判代替战争的倾向，甚至不排除用打官司来代替打仗。如果基地组织的成员是雇佣军，就不会去炸世贸中心。
4、 如果所有的军队都是雇佣军，军队将效忠于纳税人和纳税人会议（国会），而不是效忠于另一个雇员（执政党）。
5、 如果你是独裁者，请维持现状。
王怡／2002-08-17
《王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