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04
图片：学生温习课本，为即将来临的高考做准备。（法新社资料图片）
中国大陆的高考刚刚结束不久，就引发了“寒门难出贵子”的热议。事出有因，2017年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隐隐印证了“寒门再难出贵子”。
熊轩昂在被问到“是否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时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能看到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所以有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有分析说，熊轩昂的一席话点出中国教育现状的痛点。他的言论已经超越了很多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将教育成果的差异归因到社会阶层的差异，而不单单是个人能力的差异上。这是一种格局更大的认知，说明他在努力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还能保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熊轩昂的言论”在微博上引起热议，点赞量达13.8万、转发量7.7万、评论3.9万条。
在微博上，有网友评论说：“虽然话难听，但是很现实。”还有一位网友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可是有人就住罗马。”这两条评论分别引来10万个赞。
清华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里，入学之前曾到过境外的学生占43.9%，没有出过省的学生为零。相比之下，西部一所大学，到过境外的学生只占2.3%，没有出过省的学生则有22.7%.在倡导“教育公平”的今天，“寒门难出贵子”状况依然是普遍现象。
有教师透露，面对家长、学生期盼的眼神，给几个学生“开小灶”。想不到学生的成绩竟然普遍大大提高，最后都金榜题名。结果求补的人越来越多，教师于是偷偷开班补习。现今该教师已彻底甩掉清贫的帽子，买了车又买了房。仅此为例，可看出望子成龙且条件好的家长可以为孩子争取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
而“寒门再难出贵子”，一个仅能解决温饱的家庭，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再怎么重视，也很难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学习环境。
就此，本台记者首先采访到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他评论说：“首先高考的标准要做到平等，无论是出题，录取的方式和考试的内容，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基本水平。不能出一些农村孩子不能接触到的偏题。至于考试之外的一些因素，涉及高考政策和方针的问题则很难解决。比如，高考在农村的录取率越来越低，这首先与经济发展有关系。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中国农村几十年来一直远远落后于城市，不论是物质还是文化资源，农村一直是为城市提供各方面的财力支持，中国1949年之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造成农村一直落后于城市。”
改革开放之后，朱欣欣老师说，城乡差距在缩小，但最近这些年来，因为农村的土地问题，加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面临缺乏劳动力和资金支持的问题，农村的土地栓不住年轻人了，农村面临凋敝，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而中共的土地政策一直还是国有化，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农业问题造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他举例说：“80年代我上的是河北大学，那时我们班里大致有一半人多来自农村，或是县城或城镇。后来看到有关数据统计，农村考生越来越下降，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农村经济和教育的条件，远远落后于城市。再加上这些年来就业问题也很难，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社会拼爹的现象也愈来愈严重，录取各方面的人材存在很多不平等，再加上就业的歧视和大学生就业难，也造成农村父母不再愿意为孩子提供上大学的支持，说是上大学之后还是失业找不到工作。农民省吃俭用供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供出后再找不到工作，不如早早去打工。新的读书无用论在蔓延，这也是造成农村考生下降的重要原因。”
农村考生越来越少，还与农村人口转移有关系。朱欣欣老师说：“很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很多孩子来城里上学，直接从农村考上来的就越来越少了，农村的学校也在兼并合并，说明农村的孩子在减少。我所接触的城里的小学生比较多，很多都是家长这一辈刚刚进入到城市里来，第一代的移民，这些孩子是跟着父母从小进入到城市里来，他们和故乡的联系已经很少，只是过年回趟老家。当然如果父母打工到城市里来，其孩子的言谈举止和行为规范与城市长大的，或移民比较早的家庭相比就有差距，在学习能力和守纪律方面，也差一些。”
那么，大学招生时有没有对农村孩子的录取分数线灵活掌握的政策呢？朱欣欣老师对此表示：“现在有一些大学可以自主招生，招生分数是不一样的，这些政策有情可原。但是各省的录取分数不一样，仍然为大家所诟病。有个笑话说，北京的一个孩子不会做题，，在旁边的保姆代为做好，原来保姆当年考分不低，竟然也没有考上大学。保姆这个身份在段子里常被安排为老家是山东的，而山东的录取分数线确实比较高，所以即使很多山东考生考了很高的分，也没有被大学录取。比山东考分远远低的北京上海的本地考生，反而上了大学，因为本地的分数线低，要照顾本地人，宁可招分数低一点的城里孩子，也不愿招分数高一些的农村孩子。这说明高考地区性的不平等。”
这样看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积极性越来越不高了，朱欣欣老师承认情况确实如此，他说，
父母辈的家长如果文化水平相对低一些，他们往往就看到眼前利益多一些。朱老师接着说：“有点类似我当时考大学。我当时考大学录取率也很低，2% 到3%，我母亲就说，同事里有很多人问，你供孩子花钱上大学，出来以后不是还得工作吗？你看我的孩子早早工作早早挣钱，多为家长减轻负担多好，认为供孩子上大学不合算。后来下岗的多是受教育少的工人。受过教育的人的竞争能力还是不一样。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活质量也高一些，不仅体现在钱上，还体现在家庭生活和业余生活上，个人修养，精神境界都不一样。”
朱欣欣老师说，有些家长就是把上大学和就业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功利主义观念对孩子影响也不好。受教育是全面提高一个人的素质，所以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也导致文化的落后，影响到家长们的观念，这也造成孩子上学动力减少。
那么国家，教育部门，地方政府对此有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朱欣欣老师说：“我觉得首先发展经济最主要，在落后地区，中共当局也在讲反哺农村，减少农村负担，补贴农业。另外要制定相关政策，对农村教育，学校进行大量投入。现在很多地方教育投入不足，不仅国家，地方政府也如是。温家宝那时候就说，教师的收入不能低于公务员，可是到现在国家投入的比例也还是很低，更不用提基层了。”
而生育又牵扯到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的投资方向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朱欣欣老师说，地方政府的投入首先考虑的是官员的政绩，要做急就章，而教育需要长期投入，且产生的效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见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各级政府都是短视。因此体制一定得改，人民有权监督决定怎样投资和投入。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城乡差距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的现象长期存在，这次是从北京状元的口里说出来，把大家焦虑的问题突出了一下：“他讲的现象都存在，但相比之下，1949年后有更多的寒门子弟能够通过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现在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焦虑，我们中国历来是重视教育，经济改善以后有了钱，中产阶级的家庭越来越多，给孩子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当大家发现越来越多的投资可以让孩子出国，见识广，甚至放弃国内高考，出国的孩子也越来越多。现在从总体上说，不管是寒门还是中产阶级，寒门出贵子的机会还是比以前多。”
而其中最大的背景是教育的普及化，刘开明先生说：“我是1983年考上大学的，当时被录取很难，后来越来越多，实际上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城市孩子一半以上都会上大学。而到底什么是所谓贵子，我们也很难单单从大学入学来判断。”
的确，落后地区教育资源危机确实存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下，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教育资源越少。据《南方周末》报导，1978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而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国有54.63%的中学生来自农村。而北京大学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6.3%.
据2015年的中国高考统计，9成以上的高考状元都是“非农业户口”，且父母学历普遍较高。有分析指出，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而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7月份，中国政府网宣布，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对大中小学教材加强审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主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坤明任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任秘书长。
据悉，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所谓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一般认为，在中小学阶段，指的是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在大学阶段，则从政治学、法学，再到历史，很可能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评论说，其实过去中国的教材一直是有审查的，只不过这次在国家层面上搞这么一个专门的机构，说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他说：“成立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倒不是针对理工类，目的就是要严格审查涉及到历史，政治，公民或者是文科类的，文史哲方面。这个体制是唯恐党文化之外的一些他所认为的有害的内容进入到教材中去。这不仅仅是对教育的极大损害，还涉及到整个民族的素质。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很可能就像回到文革一样，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文科都成为口号和大批判。只不过现在中共对教育的控制更经济化也更专业化了。教材里未必就是简单粗暴的宣传内容，可能会设计得更巧妙一些，把谎言和假大空包装得更艺术化精致化，带有伪文化的意味，这是必然的。就像中共其它的宣传一样，其毒害性更大。”
年轻人在一定的年龄段所受的教育，不可能再重新回炉，其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很难短期消除。朱欣欣老师说，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几代人的整体素质，文化道德科学素质，现在在全世界都排列比较低下，这就是党文化全面控制的一个恶果。如果继续不反思不开放，反而倒退，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教育要有突破，教材要更多元化，特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过分缩紧：“再像文革时期强调又红又专的话，我们的教育问题会和教育本质有很大区别。因为可能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意识形态非常重要，但实际上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说，不应当这样。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一个人的创造力就没法得到开发。”
刘开明先生说，现在人们担心是否是文革要重来，很多文革式语言再次出现。他说，如果我们国内的大学越来越政治化，可能优秀的孩子就都出国了，这实际上也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的财富不是支持中国的教育，而是支持国外的教育，这是大问题。比如我们看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包括政府官员的孩子，出国留学比重增加非常大，尤其是对国内教育失望。刘开明先生说，他身边朋友的孩子基本上都出国了，他们高考考得很好，也还是放弃了国内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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