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管教”,一个变态的职业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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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看守所关押过1年半,那里也有要求在押人员于警察巡仓或查号时集体大声喊“管教好!”的规矩。现在发生成都市看守所竟然因为公民陈云飞不遵循这种不成文的规矩而受到看守所残酷折磨的事件,可见共惨主义的骗子教育已經将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毒害得认知失常、人格扭曲、精神变态了。

除了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关系,在和平时期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中,在押人员与警察或看守人的关系可能是最紧张的,潜藏的敌意也应该最强烈。看守所没有任何一个在押人员是主动向警察申請或行贿要求住进去的,所有人无不是被国家执法人员强制关进去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押人员不将愤怒和不满发泄在看押人员身上应该就已經是最好的心态了。而绝不可能会对看押人员充满感激和友善的情感。在这样一种相互充满戒备和敌意才符合正常人性的情況下,看守所强制被押人员向看押警察致敬和问好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也是强迫所有被押人违背自己的心愿和情感而说谎的荒謬行为。

我在看守所期間,曾經向关押在一起的台灣人和香港人打听过台灣和香港看守所的情况,他們说根本不会有大陆这种变态的规矩。台灣和香港的看守所警察会尽可能不与被押人员产生情感上的冲突,极少主动去招惹在押人员。而大陆看守所这种要求警察以管理和教育的名义天天主动招惹和刺激在押人员的搞法,在正常法制社会看来是十分愚昧和荒唐的。看守所的这种管理方式根本不可能将犯罪或犯错的人变好。在这种变态制度的折騰下,所有进看守所的好人都有可能变坏,原本小坏的人只会变得很坏,而原本已經很坏的人只会变得更坏。这种变态的反人性制度竟然从1949年开始被执行到现在丝毫没有改變过。

自古以来看守犯人的工作人员都叫狱卒,只是一份普通职业而已,社会地位并不被世俗习惯普遍尊崇,更谈不上象读书人一样受社会大众的普遍赞誉。从1949年后,几千年的“狱卒”职业被改了一个名字,叫“管教”。中國从此也进入了一个黑白颠倒的反常识时代。狱卒负有管理在押人员的职能不会有争议,但狱卒还负有对在押人员教育的职能和使命就非常搞笑和胡扯了。中國大陆用68年的时间将华夏数千的文明和道德毁灭,无不与这种变态的“管教”制度有莫大的关系,也无不与成都看守所里这种变态“狱卒”的内心扭曲和人格邪惡有莫大的关系。

从中共用司法强制力逼迫犯人向他們致敬、问好这一行为可以分析得出来,这当中暴露了中共在1949年前的20多年中被大陆人民称为赤匪而留下的深刻心理创伤和自卑心态非常的严重,在好不容易建立政权后又受到全世界主流国家歧視和排斥。这种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自卑心理导致了中共在其权力最不受制約的公检法等部門以一种在正常人看来十分变态和荒謬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而因为中共从发家开始对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排斥,导致他們长期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变态和荒謬,一直象个精神病群体一样在文明社会面前丢人现丑,颜面无存。

公民陈云飞是基督徒,会尊从内心的良知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不愿违背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向看守所的狱卒表达敬意,这既是一个基督徒对良知的坚守,也是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坚持。成都看守所因为陈云飞对良知的坚守而对其进行没有人性的残酷折磨,更是将红魔邪教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反社会的本质暴露无遗。

2017年7月4日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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