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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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的状态总是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意识观念。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促生了美国新的价值观念,比如种族平等、女性权益、反战、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多元文化、人权至尚、保护环境、全球化、普世主义,等等。这些观念一旦普及,获得普遍认同,便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即社会公认的意识体系——主流意识:价值、观念、伦理。

国家、社会是人之共同生活体,人结而为群,共同生活,即必需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即使黑社会也是如此。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两种难以融合的信仰体系,某些方面甚至是极为对立的,但是这两种信仰的人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国家,就必须在这两种信仰之上,再建立一重共生价值与观念,并被双方接受,即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如果做不到,这个国家就将分裂,乃至战争。美国种种“政治正确”的观念均类似,是相应社会之变化而形成的。如果美国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而白人、黑人又共同生活于这个国家,那么就需要建立种族平等的观念。

社会主体价值、观念、伦理一旦确立,就形成公共意识形态,进而逐渐教条化,并趋向绝对化,不可置疑。由此,便形成所谓的“政治正确”。这是人结群共处的必然文化形态,人类结成群体就一定需要共同的观念认同、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否则群体无法维持,大至国家、宗教,小至社团。所有的国家、社会、文明体,乃至各种部落、宗教、党团、黑道,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只是内容不同、程度不同、或好或坏罢了。比如,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宋明儒家“存天理灭人欲”:“共济会”的秘密誓言;犹太人的《旧约》;美国的“新教传统”;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等等,都是或曾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文明普遍之模式。

川普当选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悲痛不已,有的甚至如丧考批,神情恍惚。《纽约时报》有篇文章“亲爱的美国,你为什么让我们失望”,作者是LISA PRYOR,一位澳大利亚医生。文章写道“自从大选日以来,我哭过很多次,有时是在浴室里,有时是在车上,因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以每一项令人沮丧的任命和每一次冲动的情绪爆发,破坏着那些塑造西方自由民主制面貌的传统。我有些尴尬地为不属于我的政府和国家而悲伤。感觉像是我们正在哀悼名为美利坚的观念之死。”

这位作者让我想到前苏联崩溃后,许多坚贞的共产党员,痛不欲生,甚至自杀,比如前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苏联解体4个月后自杀。满清倒台后,中国传统文化随之破灭,王国维为之投了昆明湖。在宗教中,为信念殉道的更是比比皆是。等等这些均是人的精神现象。人是精神性动物,除了肉体的存在,亦受观念的支配。一种精神观念、价值一旦确立,便构成其生命之意义,它是他生命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置疑。我们常说某某人的精神崩溃了,也就是他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垮了。摧毁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莫过于摧毁其精神。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人赖以存在的精神信念、教条。至于其是否“正确”、“好坏”另说;关键是为人所信。此即“政治正确”的人性基础。人如此,民族、国家亦如此。

文明即神话,各种神话谱系不一,但终属神话。今天,我们阅读古代神话,仅将之当作文学,但对当时的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相信的“真实”世界。“政治正确”本质上也是一种神话,现代基督教文明的神话。人存在于自己的神话中,这是“人”的本质。“人”存在于人创造的文明中;用另一种话语表示,则是“人”存在于人的虚构中;佛理是:“人”的世界即人的“色界”。人的所有言说都在建造或结构这个神话。但是所有的神话最终将破灭,因为它是人的创造——虚构。

国家有国家之神话,民族有民族之神话,个人有个人之神话。“普世价值”——以人权为核心,是上世纪六十后欧美国家逐渐形成的后现代神话。美国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欧洲,因此人们揶揄美国视为欧洲的大农村,客观地说美国确实远比欧洲保守,至上世纪前半叶,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尚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国家意识形态。但到六十年代,在反文化的潮流冲击下,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势衰,“自由、公平、人权、和平”意识——后发展为普世价值——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其不仅成为国民共认的价值,而且也成了大众的精神信念。

所谓“神话”即此。而人的精神信念一旦建立,即分离现实,成为抽象精神,教条化、绝对化,不可怀疑,并不断拔高、放大。于是它也就越愈分脱离实际,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欧美国家“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

当今美国及欧洲,我们看到一方面,“政治正确”作为精神理想,人们对之期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家、社会、民生对之却越来越难以承担,因为其代价太高;因此只能是寅吃卯粮,在财政、道义、精神各方面透支——承担不了而硬要承担。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是一条普世价值的信条——“政治正确”,绝对没错,但是难民潮涌入了欧洲,欧洲各国要不要接收?接收多少?二十万、三十万不在话下,但是如果是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该如何是好?接收,各国将寻还自身;不接收则违背“人权”信念;欧洲各国被搞得焦头烂额。再,制止迫害、歧视同性恋,完全应该。

但是2016年5月奥巴马发布政府令:美国所有公立学校允许跨性别者使用自己认同的厕所。也就是说,一个男生,只要自己认为他是个女的,就可以使用女卫生间。反之亦然。可见事情到了荒唐的地步。在欧美国家,“政治正确”的每项内容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在前我们提到,“政治正确”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对的、好的,是美国社会在发展中所不能回避的,是美国文明不断完善的体现。问题是,所有的事务都有“度”的限定,超越了国家、社会、民生所能承受的程度,就走到了负面。美国大多数民众不并反对“政治正确”指涉的内容,只是反对将之不断拔高、放大、绝对化,不容置疑,以致不顾现实,凡事向“政治正确”看齐,以之评判。“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作为精神理想,当然光亮,但由于脱离实际,则有害于美国国家、社会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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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今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广义,以人权为核心)——即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六十年代以后形成的,至苏联解体后获得全球性胜利,二十余年达至顶峰,此次美国大选,显示出危机。

美国传统意识形态是新教精神与伦理,这是美国的灵魂。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精神、伦理、价值发生重要转变,即由新教精神、伦理转向世俗“普世价值”。这是美国的重要转变,其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势弱;左翼思想逐步演进为“普世价值”,取而代之,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美国由此进入后现代时代。

六十年代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时代,是美国国家与社会的转折,传统保守的美国转入后现代的美国。六十年代,美国发生的黑人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至关重要,其全面改变了美国社会,也改变了美国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至今,人们对之认识不甚了了。美国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源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改变了美国传统——以新教精神、伦理为代表;后现代精神文化成为美国主流精神文化——以普世价值为代表,其抚育了当今数代美国精英阶级及民众。美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后现代精神文化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可以实例来比较:美国老一辈政治领袖由罗斯福到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当今新一代政治领袖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希拉里——这些新一代领袖正是美国六十年代的青年。此二者的差异即美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后现代精神文化之差异。如果我们将二者的差异想清楚,就会明白当今美国走向衰落的原因。

普世价值没有错,是好,是高度文明之体现,只是以之取代美国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就有了偏差,犹如果树,仅取其果实,而弃之老根。普世价值——人权为核心价值与基督教精神是关联的,后者是根,前者是果;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世俗呈现,后者乃根于前者之信仰。连贯二者之间的是救世精神。救世救人是基督教精神的主脉,因此说普世价值与基督教精神有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在基督教国家可以如实实行,而在非基督教国家就很难实行,勉强为之也大多走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普世价值先天地带有乌托邦色彩。

还是要说基督教精神伦理是根,普世价值是果;根可以生果,但果不能取代根。如果以此代彼,便会产生根本性偏差。首先,普世价值是世俗价值,意在此世,没有终极性绝对性;而基督精神是宗教精神,意在彼界,是终极的绝对的。特别要注意,基督教将此界与彼界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就是当你将基督精神作为信仰,那么你就属于彼界,而对此界就不会过多地要求,此界是罪,归属凯撒,它的不合理理所当然。直白地说,就是基督教承认现世的不合理和罪恶。由此而言,基督教又是非常现实而深刻的,它知道此世之罪从根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人有原罪,因此其对现世即不奢望,也不妄为;宽容人与人世的罪及欠缺。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有限、人世有限,这是我们对人与人世要求的前提,也是边界;而超乎这个边界就是妄,将导致灾难。

完美的人类社会在彼界,而此界人世是残缺的,有局限的,不可能超越人的原罪。用完美的理想要求人世,就走向乌托邦。当我们将普世价值取代基督精神,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绝对化——也就是宗教化,并用之要求现世,这就是普世价值的乌托邦化。当今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是无视人与人世的局限,不断地拔高理想、人权、道义,自由再自由、平等再平等、权利再权利、福利再福利……,以致国家、社会、民生难以承负,实是慢性自杀。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就精神现象与普世价值的乌托邦化有类似性,都是不计实际,用完美的理想要求此界人世——其自认为的完美理想。普世价值是好的,但是它是此世之价值,凡此世之事就都是有局限的,不可将之作为绝对价值,不可过分夸张,需用之有度,限于现实可能之内,有限地要求,有限地实行,它们是实实在在之事,不可逾越人与人世的有限边界。比如,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要不要接受移民?当然需要,无论是就利益还是就道义,但是如果外来淫民超过本民族人口15%大致就会有害自身(美国不是民族国家,另论)。这是很实际的事。此界是凯撒的世界,不合理——罪与恶乃是其题中之意。放弃宗教精神,以人文理想取代,它的危险之一,就是将人文理想绝对化、宗教化,并用此强求现世,走向乌托邦化。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特点,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当今的普世主义都有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乃是基督教文明自身的命运;基督教文明伟大之处在此——追求人类社会的完美;而其弊端也在此——对人类社会的妄想与妄为。

(未完待续)

2017年 夏 于伊萨卡

《公民议报》8/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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