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文选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暖
今天是第一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十世纪前半叶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饥饿、伤痛的袭击，无数人家破人亡、无数人妻离子散。本世纪后半叶人类的进步力量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和平，或者说由人类诸地区诸进步力量的联合防卫，人类大多数人已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和平是人类用烈士生命、道德、良知以及民主力量结盟防卫取得的。稍有些现代意识的人都知道和平来之不易。
近日每于黄昏格外思亲。而凌晨即醒，长思诸事，亦格外劳心。山河之秀丽，人民之勤劳，文化源流之长远，底蕴之深厚，总于凌晨默默励我。
《和平万岁》 非正义战争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极端自私、极端残暴、极端随心所欲的对劳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二大根本性的障碍。前者是后者企图将压迫和剥削扩大到外国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策划者和发动者。这两种障碍相互依存、狼狈为奸，给人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灾难与创伤。
本世纪前半叶，就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那是两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万恶的战争发动者把几千万本国的国民、附从国的国民，驱赶到前线充当抢劫者，也迫使应战国的几千万国民勇敢地投身火线，伤亡于炮火、枪弹、刺刀之下。于此同时，交战双方的后方，都有数万万包括老弱妇幼在内的国民，挣扎于战争引起的饥饿、疾病、丧亲、过度劳累的苦海以及种种随之而来的深重的精神苦海之中。
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在这样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要真诚地感激那些为了捍卫世界和平与民主文明而撒血战场的官兵，他们以躯体与生命为代价，勇敢地与侵略者拼杀；也要真诚地感激那些在后方各个领域中，为保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惮精竭力虑废寝忘食的组织者；更要真诚地感激当时各反侵略国家的劳动阶级，他们不但无私地向炮火连天的前线献出自己的子弟，而且夜以继日地劳动于各个领域，向前线源源不断地提供打败侵略者所必需的物质力量。他们当中有乐观善战的美国人、英猛异常的俄国人、不怕牺牲的中国人、百折不扰的英国人、还有欧洲铁蹄之下的各国抵抗分子以及世界各大洲不愿与法西斯为伍、不愿向侵略者低头、不愿看到民主文明沦亡的进步力量。
那两个时代，无边的苦难压迫着整个人类。但是人类的民主进步力量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大联合打败了侵略者。这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骄傲，使得民主阵营的人民有机会将自己的国度建设得繁荣昌盛。
今天我们应永远记住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都是以民主世界为核心的联合力量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法美等民主文明力量为核心的协约国，打败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反动的专制极权的堡垒——霍享佐伦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民主文明国家美英为核心的美英苏中为首的联合力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斩断了法西斯侵略联盟的魔爪，摧毁了策划并发动战争的诸多极权主义的政权，保卫了世界和平，因此也保卫了随近代史上几大革命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既然民主阵营的联合力量如此无坚不摧，战而必胜，那么人类就应该进一步巩固并扩大这种联合力量，使之成为巩固和扩大人类和平的根本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阵营没有很好地约束几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发展，终于养虎贻患，酿成了二战的祸根。这是人类永远都不应忘记的血腥的教训。这个教训以及整个人类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野蛮的侵略战争与专制极权政制永远互为因果。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后者，那么野蛮的侵略战争或迟或早要降灾于人类。专制力量永远对正义力量开战：当它无力扩张时，便以政治压迫的形式向本国的劳动阶级开战；当它羽毛丰满有力扩张时，便必然向外部世界、向热爱和平的民主阵营开战，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既然非正义的战争的根源仍在，那么世界民主阵营就应更加警惕起来，停止任何绥靖主义的养虎贻患的行为，停止任何因小失大的变相输血的行为，挖掉它赖以苟延的根基，趁早将它扼死在摇篮。
全世界进步阵营必须联合起来，扫除掉那个当代极权主义堡垒！这样人类才能拥有更稳固的和平，才能更彻底地解除当今人类文明昌盛繁荣的最大的障碍与危胁。
中国历史点滴：
1、尧舜时代的“禅让”制是中国文明早期的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实践。它不光以选举为根基，而且注意对被选举人的实际才干的进一步证实——被推选为最高行政首脑的人不是立刻就任，而是由前任认真考察一段时期，证明确实具备为民服务和维护公益的品德与才干，然后才可以正式接任。尧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过程，就是选举、考察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华先民古代实践民主制的证明。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社会管理方面曾有过高超的智慧并会很好地把握过真理。尽管后来的历史曲折破坏了它并长期地阻碍那种模式的复兴与发展，但它的精神没有灭亡，一直激励着孟子、黄南雷到中山先生间上百代历史精英，毫无疑问，尧舜时期的中国人的民主制度方面的实践是全人类共同的有益的文化遗产。
2、甲骨文笔划园转乃因镌刻便利而成。其文字大多笔划精简也因便利而生。
3、周厉王政经一并专制，路人钳口，遂至国人暴动。夏杰、商纣、周厉、秦始皇、汉武帝及近代某某（即中共暴政）一脉相承。
4、陈胜吴广被迫造反。刘项趁乱起兵。黄巢经长期准备而造反。绿林、赤眉、平林、新市因饥饿啸聚闹事。隋末618年长白义军起，渐汇成瓦岗，乃是大胆的起义，竟敢起事于王朝的腹心地带，气魄胆量有过人之处。黄巢起义败于无基地、无稳固的基地的政、经、军、文的建设的流寇主义以及在占领区的无好政纲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主义。993－995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败于敌强已弱。以一隅之川对抗刚兴起的大宋王朝，力量悬殊甚大。其均平富理想虽好，然实施起来工程浩大，非一般造反者所能做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均平富往往被行成吃大户、分粮食、杀富济贫等消极的平等主义手段之上，而积极均平富的手段只到近代民主制度以后才逐步完善起来，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平等、经济自由、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等等，缺少这些具体内容，无论什么样的平均主义，不但无法实现，而且必然陷入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极大的消极平等主义的粪坑。元末红巾军起义，首发于黄淮地区，北有王朝都城、西有潼关之阻，南有大江之隔，竟能揭竿举义，其革命精神是书生的严肃思虑的对象。李自成1628年参加举义，1645年失败战死，年仅39岁。期间定长安、占北京，建国号，多有气象。其成功主要在1641－1644年短暂之间。其失败亦旋踵而至。败因有（1）、学识不足以左右历史潮流；（2）、“免粮”、“五年不征”之政策过“左”，使得缺少必要的物质力量来巩固并扩大军事力量，来建立巩固的地方政权；（3）、缺少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才干与政策，这必影响到干部队伍的素质以及义军在整个社会的凝聚力。（4）、缺少瓦解并团结原政权体系中的中间派和离心派。总之李自成与洪秀全同属有革命之志，但无革命之术的失败英雄。然而其不向暴政低头的气概永垂风范。
5、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隋唐的均田制、十世纪高丽王朝的田柴课制、七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实施的班田制都是分田到户，意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解决当时人口中多数人的民生问题。
6、《周礼》、《九章算术》、《齐民要求》、《梦溪笔谈》、《资治通鉴》、《本草纲目》、《布政全书》、《天工开物》、《三国水浒》、《三言》、《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合在一起可以算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说某一部即是，纯是信口开河，一孔之见，哄哄泥脚子与绿林中的文盲而已。
张良革命生涯的启示 进步力量改造社会的活动受主客观两种条件的限制。主观条件就是主观力量的大小，客观条件包括阻碍力量的强弱与整个社会反叛状态的强弱。
没有主观力量，是绝对不行的，无论此时客观条件多么有利于进步主体，也不能达到既定的改新目标。因为，没有主观力量，在阻碍力量强大之时，进步群体注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在对手的力量四分五裂或削弱减少之时，进步群体如果不具备大规模的主观力量，就不具备控制动荡局面、稳定社会秩序、实施改新宏图的组织手段和物质手段。
社会改新的主观条件必须与客观条件对应，否则进步群体的改新活动，就不能稳定的连续的有效的开展下去，就无力适时地把握诸多有利的历史时机，就不能在关键的时期有力地铲除改新的阻碍。
张良的革命生涯完全反映了这个进步群体之改新活动深受主客观条件限制的道理。他年轻时目睹暴秦无止境地奴役劳动阶级，丧心病狂地迫害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恶毒地灭绝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铺天盖地而凶残地实行滥捕滥杀的暴政，把中国沦为一座没有一点人道的人世间最庞大的监狱。因此张良痛恨暴秦到了极点。于是萌发了铲除暴政，救助人民的革命意识，接着便立即采取了激烈的革命行动。
张良最初的革命行动是招集志同道合的义士，在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伏击暴政的总头目秦始皇。伏击失败了。这是少数人的密谋主义行为，与巴枯宁主义及十二月党人的行为异曲同工。当时整个秦王朝统治集团没有发生分化，相对统一，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整个社会的反叛意识尚处于思想阶段，反叛力量还分散在各地各种人群之中，保持沉默，因此改新力量与阻碍力量悬殊甚大，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已弱彼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即使张良几个人行剌成功，也不足以动摇整个暴秦的统治基础，至多包括暴秦在内的整个社会产生一点刺激作用。因此可以说，张良博浪沙的革命行为是一种仅受革命热情支配而不顾客观条件极不成熟的冒险盲动主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对激励少数热血青年的行动与一部分国民的觉醒有一定的作用，但对整个社会的改新成功不起主要作用。
陈吴起义以后，许多早就待机而动的反暴秦力量纷纷树起义旗，组织武装力量，展开了公开的革命活动，以铲除暴秦为伟大的目标。这时期张良先在项羽的阵营，后又到刘邦的阵营，积极而又卓有成效地参预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活动。这时期社会改新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观方面全国各地产生了许多公开对抗暴秦的革命武装力量；客观方面，统治阶级内部自始皇死后一直发生着内讧、分裂，已不具备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政治的与组织的基础。因此改新的力量经过正确的政治与军事路线终于战胜了阻碍力量，而且张良也是胜利者之一。
张良的革命生涯告诉人们：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改新力量必须采取不同的活动策略、不同的斗争形式、避免冒险主义、做好播种工作，以便在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之时具备足够的人群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勇猛地铲除阻碍。共产党夺权也吸取了张良的教训。就是说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其最佳的改新活动方式，超前便陷入已弱他强的困境，便会使改新群体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滞后便会失去最佳的历史时机，只有按不同阶段的主客观的具体特征，采取机动主义的应变手法，才能踏上成功得胜的道路。
十一月十三日 细雨 星期四
凌晨醒来，天散微雨。未起时照常思考问题。然后读《灌园叟晚逢仙女》。此篇虽已数读，但心得最多，当在此次。园叟爱花惜花之情性，乃是最纯真的爱惜生命的情性之体现。其葬花、护花之举，终为仙人之局，与林黛玉之生平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上午观秋雨景象，但见微雨慢飘，山野新静，林木院树之余青恰似孟春颜色，叫人爱怜。温润之空气，凉爽怡人。大自然再一次与人心默默交流。 又重新想到《三言》中精品写得功力上甚于《红楼梦》，比如爱情、法案、营商等等。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天 阴雨潇潇
昨日中午午休，一同犯以鼠笼捉鼠一只，且以手弹击鼠梁，鼠唧唧喊叫，又以土槿皮酊刺激其嘴巴及尾断处，鼠复痛喊不已，我等自睡梦中被吵醒，悯鼠亦生命，想到即使偷食些人的食物，咬坏些衣物等，也不过是生计所迫，所导致的损失不过人类总损失的九牛一毛，与战争内乱之比，简直不堪一提。于是劝同犯放掉，同犯不愿。约下午四点，鼠于笼内来回寻找出路，十分焦躁，竭力咬笼铁栏，心又悯之，想到此鼠像是一家之长，有幼弱在家，等它归去抚养，又好比受害之战俘，遂提笼欲释放之，无奈笼口已被那同犯用铁丝缠死，便放回原处。今晨起见已奄奄一息。又听说有甲班之犯人以开水烫浇之。心中复又想到国人素质低劣，此可见其一斑也。鼠亦生命，败在人类之手，乃因其天赋之能力远不及人类矣。即便因人类也要生存而不得已灭之，也应令其速死，不有痛苦之感，捉到后以对待俘虏的人道标准对待之，而不应虐待折磨之。
十一月十七（农历） 晨起如常，打好开水，至晒衣间景衣裳，猛见满地冰花，原来是一夜寒潮雨雪之后，气温陡降所致。昨日之微雨，霏霏扬扬，稍夹几粒雪片，寒而不冷，今早高阳扫尽阴 ，然虽晴而冷。现在约上午八点时光，高阳渐暖，向阳处仍然是小阳春之气候；背阴则寒气浸人。仍当奋力读思著写。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朝寒 午暖 阴处寒 阳处暖
早晨五点半起身，打开水毕，坐于过道重读《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忽感其古风与宝玉悼女将军略有异曲同工之妙。饭后处理些杂务。复记清晨秋菊之态：淡雾为衣，昏灯冷照，虽经两日寒冰，仍然傲寒斗霜。花瓣花须，立于枝头不坠；花颜白面，尚显端重清姿，菊之峭丽，类烈女持重之性也。苏东坡曾思：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取秋霜傲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此可谓恰如其份也。 十八日早又发现几人香皂复被老鼠吃过，此为近半年常见之现象。是试吃？还是吃过后有治病效用？或者也可推测是因当点心吃？香皂有夏士莲、茉莉花诸种。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天放暖晴
清晨尚潮湿阴郁，八、九点后高阳广照，山烟林雾渐消，苍崖杂树，一并清新爽静，云堆乳白，空气微温。上午本欲读写，然为人临写赵孟《宜人墓志》，遂浪掷一段光阴。许久不习楷书，退步甚多，切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说。早五点半醒，复读《红楼梦》，记些推测，留待将来研究之用。身边没有三希堂法帖，没有时新书报，没有赵翼之类大学者的笔记。焦急！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阴微雨
昨日黄昏，微雨飞来。晚头痛异常，乃风湿痛所致，曹公亦屡为是疾所苦。遂匆匆习《麻姑》时许，上床躺思。约二小时后，复读古代小说两遍。前两天接女儿来信，反复看十余遍，其份量岂止万金！昨日又接到二姐寄来的妙黄豆妙花生米，此皆价廉物美之食品，想来贫困区人尚不能常有，心中复沉忧不断。 今日早起，心情畅舒，盖因风湿感应期已过之故也。天虽微雨，仍人心清爽，淡雾之下，原土山林一派湿润，冬至未来，却到处是春季气息。上午阅读法朗士短文。中饭后临成亲王大楷《归去来兮》，此帖端庄清健，虽纯循柳法，其峻整峭劲之处不在柳下。下午起床后缝补衣服，钉钮扣，后读习片刻，遂参加晚点名。 最近常思考：中共十五大确立（承认）民有民营的重要性，钱其琛又在美言中美已达成“努力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共识。此二者表明中国的内政外交已大大向前迈进。若各方面给以更多推动的话，国共可能一、二十年内实现合作（第三次）。但是这种可能化为现实，还需要外部条件。外部世界的变化，将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对未来吾心已如朗空矣。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阴雨
晨五点半前即醒，重新思考人性之结构，以为人性即人这个特殊个体的属性，精神是其别称，精神之内容即是人性之内容，它包括欲望、情感、智慧、德操四种成份。欲望又可称为本欲（原欲）；情感即爱憎、喜怒、愁忧与愉悦之类的总和，相当于Senliments与Passions之总和；智慧即智能即人的理性能力，进而言之即人的观照感觉、审视、思考（分析、综合）之能力；德操即品德、德性，乃人精神之理性功能中主持价值判断之功能与结果。此四者又可简称为欲、情、智、德。它们是人区别于其它物性的先天与习得之特性。人性是宇宙发展的奇迹，是宇宙意识（因人乃宇宙之物，故而人之意识可称为宇宙意识）之本身，是宇宙之中心，是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最复杂的状态。人性之结构或处心理状态或处行为状态。躯体之禀赋差异，外在环境董陶之不同，智慧作出的选择各殊，合而成就各人的人性之特殊状态，然而其一般性不外欲、情、智、德也。 又想到批评十年动乱（暗指整个共党保守派的暴政）的一种表达方式：四人帮（指整个中共保守派）把最原始愚昧、最陈腐发臭的恶行说成是新生事物，把最残酷的秦皇式的暴虐美化为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把贫穷到民不聊生、举国饥寒的悲惨状态硬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把一切反人道反文明的封建法西斯行为胡说成是最先进的文明，总之他们把人类史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蛮横凶残的恶行发展到最败坏的地步。 又想到九四年《新现代化的蓝图》中《东方乐园计划》一章中《现代化的行政区划 与社会管理》的内容，复以为：为了加强全国政令、法令、军令之统一，便于国家领导全社会之现代化之事业，将全国分为九大政区：华东、华南、西、北、中政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政区，大政区隶属于国务院，副国务级，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权威、领导地方建设，承担社会服务（公益服务），保障地方安全等等。 省乃极重要之地方政区，目前稍显大而难管，不利于细致、深入、高效地领导地方建设，故而将现有之省细分为五十省左右。如东川、西川、南川、北川，南福建、北福建等……。目前交通、通讯、办公用具的现代化，现有县、乡政区均显狭小，可二县并一县，原县城一律为独立镇，重新选址建新县城，以城市化带动建筑、服务、劳动诸市场之发展。乡村，二、三乡并一乡，二、三村并一村，中心区建设循市镇方向，目的不言自明。县、乡、村的并合，有利于简精机构，以城市化带动地方的社会发展，其第一效果是选择新的物质条件下最佳之政区管理跨度。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即智德部分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内养、外育。内养者，自我陶冶也；外育者，外力薰陶也。内养靠主体自我增加知识、光大爱心、戒除纵欲、保持静心；外育靠外部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的文化营养。良好的内养外育成就健康之人性。但是就整体而言，光靠个人的内养是远远不够，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人性光明一面的阵容与力量日益扩大的决定性力量。在糟糕的文化环境中，人性普遍地低劣；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人性普遍地优质，其结果是健康之文化环境促成了人性的光明面由个人而家庭，而社会，主宰世事；恶劣的文化环境，则严重摧残、扼杀、毁坏人性之光明面，大大地催化人性中非理性的损人利已放纵欲与情的邪恶阴暗的一面，于是人性普遍低劣，于是暴虐不公、混乱贫困、疾病灾荒、尔虞我诈、侵略成性、恃强凌弱等等横行霸道，主宰人世。西方民主社会的现实是前者的例证，大陆中国是后者的例证。 人性光明的一面别称为善；人性阴暗一面的别称叫恶。善恶与文化环境互为因果，自人类产生以来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当今世界仍在以多种更复杂，甚至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目前人性光明面之力量即善的力量，在举世占了上风，其对手——人性中阴暗面之力量即恶的力量，正在遭受惨败。民主与科学的文明已成为人类多数人自觉的追求，少数地方以压制人性光明面为能事的局面是难以久长的，就是说中共的暴政快到进入坟墓的时候了。 对各种共同体（commurity）考察后可见：德赛文明维护、哺育、弘大利他主义，而与之相反的共同体事实上一直摧残利他主义，为任意为非作歹的利已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最终结论是：要想很好地发展博爱事业，推广利他主义，则必须实施彻底的开放改新，创建新的文明。
十一月二十九日
现代化应该包括人的人现代化、工具的现代化、传媒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等等。 关于国民之素质问题，梁启超曾曰：“现世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又有人曰有几流之国民便有几流之政府。其说法不壹，其大旨甚同，均以为国民素质极端重要，乃国家兴衰之决定因素。如今此说扬扬沸沸，风行八方，甚至被一些悲观主义者用来作为搪塞，将一切畏惧困难、推诿责职、回避使命之失败主义与无所作为归之于国民素质低劣，言外之意是革新太难，随它去了。反复思考，便能认清此种推诿之荒谬。国民素质乃环境之产物，清廷之下，一日环境不改，则一日国民素质日趋恶化，不得更除其旧疾。欲提高之，必先改造环境。若依失败主义之几流国民有几流政府之说，则国民素质永无提高之日。整体国民素质虽差，然而其中精英应该看到文化环境之渐变，使得初中以上之社会成员完全能理解、接受现代精神。正因为整体国民之素质极需提高，所以各阶级的精英（即现代化的前卫）有责任舞旗当先，创新除旧，为多数人提高素质创建新基康境，而不应立于大潮旁边，袖手冷眼旁观，一味埋怨国民素质太素。 另外，曾国藩、李鸿章近来徒获虚誉。近几年来，曾李传记纷纷出笼，作者多浅陋之才，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每每拜倒在二人脚下，一味赞美，不分清红皂白，遂蒙弊了诸多年轻学子，以为曾李乃一世之伟人。此大谬了！二人修身稍严，并不算什么特别高尚之品德，古今中外，修身严正者车载斗量，何足膜拜！ 二人处民族内受满贵腐政暴政之毒，外遭列强侵逼之侮，不能奋起取而代之，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怅，甘当满贵之犬仆，适为汉华各族之巨耻！ 二人为何不敢生取而代之之志呢？乃私欲极深之故也。革命救民，胜败各半，风险也大矣！曾李皆功名利禄之鄙俗之辈，怎能冒身家性命之险为各族劳动阶级而举义呢？ 观人要观其大者，即观其以国民利益为人生宗旨，抑或以王朝利益、个人功名为人生宗旨。若是后者，则才干愈大，害民愈深。曾李即此俦也。一般人读书不能反复思考，察人不能高屋建筑，亦可悲也。 另外又想到，尽管中国有优良之思想理论的历史，其典籍之丰、源流之长、学派之多，皆举世所公承。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博大精深之思想理论多数时间里除少数人化为已有之外，基本大多躺于经籍、书阁，即便是阁馆书，亦每每遭遇兵火，化为灰烬 .优秀之思想必须化为多数人言行，方能产生其优秀果实。否则，死文字也，死书本也，死书馆也。现代社会，正是建造化书为宝之环境阶段。 优秀传统开花结果之时渐来。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阴
晨起如常，上午忽闻窗东南处大墙外有女童声，犹如莺歌燕语，似我女儿之声，遂停立窗下，久久不忍离去。自前几日摘译法朗士随笔停工后，昼夜阅读《三言》与《红楼梦》，其互文之处，一一记下，以便来日比较研究这用。晚复读《三国志》到凌晨中班收工结束。主要重读武帝本纪、臧洪传、王杰、袁绍、刘表传等。中午习柳体。
十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天 阴雨
一天读《中华二千年史》中戊戌维新、义和团章节。又手记《人性的文化环境》、《伦理道德的源流与结构》，以及其方面的文史思考片断。晚读梁实秋《雅舍文集》，四月曾不以为是，今却爱不释手，此集下笔从容，言语雅正，冷眼旁观人事，调侃不温不火，乃饱学、慎思、审察之结果。深夜复思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处境同异。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晴朗
晨五点半起，打开水毕，复上床躺思，有心得随手记下，待日后用。约十点，一同犯自储藏室包至监室，一大老鼠自包的开口处爬出逃至床下，另一同犯见包中尚有蠕动，遂以脚猛踩，拉开包口后又有一只大鼠缓缓逃至床下，另一只七孔流血当场毙命。众人开始将十二只抽屉拉开，一齐捉那逃至床下的二只鼠。少顷，又以棍棒毙鼠一只。此时本人坐观那只被踩死之鼠，只见它双目紧闭，眼珠突出，嘴鼻、眼珠处溢血，安静横卧，一动不动，毛色浅灰，并不粗糙。心想：鼠固然有不好的一面，但对人的危害远不及王宝森（即中共要人）之类所为巨大。更不能与人类自相残杀的祸害相比。生命是宇宙发展的高级存在，鼠亦生命之物矣，别人曰打死老鼠是打死害虫，我则曰打死老鼠也是打死生命。人类最大的祸害来自人类自身中的害虫，老鼠及它物的危害微不足道矣。 十二点半前，一直躺床上读明清学术史以及《雅舍文集》，读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此书自去年外甥送来，读思再三，所得甚多。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二 明晴
生活起居如常，上午解一道二元一次方程题，下午又以算术语言复解之。晚饭前后记录读书心解。至八点许，腰力不支，遂上床躺阅《雅舍小品》与梁著《李鸿章传》。复思：洪秀全之败，实学识、境界、才干、德性诸缺陷所致。学识不足，则不能赢得举世多数阶级赞成想往的主义。境界不高，则贪图眼前之利乐，而不思终身进取。才干不足，则内不能知人善任，御将统兵，随机应变，订高明之政略军略，开诚布公，与大众同甘共苦，合万众一人一心，并力向敌；外不能顺应世界大势，建立有道有益之联盟，利用文明盟友之助，实现安民济世之理想。德性不足则最大之贻害莫过于众叛亲离，天下失望，遂致驱委英杰与声望予敌方。又想到，洪秀全攻破南京时，当立即委派杨、韦、秦、石、李开芳等兵分五路，乘势攻占四方，控制全国要害以便掀翻满清。此五路应是：一路向江浙，以占经济兵员来源之地；二路由宣、微向南，取道湘奥挥云贵川，以定南方、西南方为稳固之后方依赖；三路沿长江西进和以攻占安庆、淮南、淮北、湖北、四川为第一目标；四路跨江渡淮，沿运河北上，先稳取苏北、鲁南，步步为营；五路自三路分化而来，北向直河南，然后会同四路合作，北上直捣北方清廷；第六路占领四川的二路一部、三部一部合成，穿秦岭而进取关中，同时占领湖北之军由武关入取关中，双方会师后，立即分兵两支，一支北上东渡黄河指向北方清廷，一支东出潼关会同河南之师，北向攻取黄龙。这样加上苏北鲁南之北伐之师，三大股互相策应，按当时清又遇与英法交战，西人进京，皇廷外逃，清政府焦头烂额，惊溃无措之时，自不难势如劈竹，扫荡满清矣。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三 晴而清冷
五点半醒，复思考万物万事之理。六点起，忙完杂务后，天色依然朦胧，立于过道壁灯下重读《李鸿章传》，意在深入思考太平天国及洋务派之败因，并掌握大事记。此篇读得最细致，收获也较以往为大。主要收获是以下几点已铭心刻骨——
洪之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不能乘势向四方全力发展，方面之才闲置最高领导左右，遂致外无扩展，内生互斗，又不能巧妙利用世界大势，遂致欲助之覆满之西方力量转而助清；（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以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驰，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博爱和平，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政府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梁启超）可见管理（领导）无能，御众无方；战略不当；外交路数不清三因，乃太平天国半途而废而根源。
刚才做摘要方猛梁启超早已道出了我的几点感悟——
“按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必其不欲中国之忧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之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外交树敌，终为夷谬，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生矣。” 再简言洪之三大失误：不明世界大势，未用外交之利；方面之才困于身旁，未使人尽其才，却致内斗不已；破南京后未能向四方发展，乘势一举掀翻清廷。 书中载：“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记，乞降。……遂开门降。”时苏州城中尚有十余万太平军，而堡垒自内部攻破，一大历史教训！对已阵则陷入困境时必须提防叛卖，对进取则有压力才能促变，且压力越大，越能收明显之促变效果。促变者，非徒托空言，乃施加实际压力也。压力促变，千古法则。 然而李鸿章施阴谋诡计，于宴席间杀尽苏州降将，乃千古大罪了。文明阵营不但要设法保证俘虏的衣食住行、读书就业养老育幼的权利，还应全力保护其身体、生命的权利不受侵犯。至于最卑鄙之杀降者，非李鸿章而他矣。是先以欺诈手遣数十、百万俘虏还乡，然后各地分别行动，一一以历史反革命罪捕杀之。为何遣返原籍然而一一除灭呢？盖因杀俘或集体杀俘无名而必引起举世公愤也。此历史之大罪更甚于李鸿章也。 早饭毕记下以上心得。近午时分，脑中突然冒出如下的思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康的社会成员，即将人培养成爱劳动、爱科技、爱公益、爱物力、爱人类、爱自然的社会成员。劳动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爱劳动是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是他的天责，不爱劳动的人必是家庭与社会的累赘与祸根，因此要培养人爱劳动；科技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是人类改造自然、提高生产、便利生活、增益幸福的力量无比的工具，不爱科技，则不明事理，不善做事，因而不能有效地读书思考、从事劳动、料理生活，更不能有效地为他人服务，参预社会的各项创新活动，增益人类整体之福祉，因此教育必须培养人爱科技并很好地掌握科技；公益是众人的共同利益，只有人人爱公益，公益才能发展至最佳水平，这样才有利于每个社会成员从中获得更多的福利，因此教育培养人爱公益；物力包括大自然能提供的一切有形的能源、无形的时间以及人类创造的所有物品，物力是有限的，大自然中有形之能源宝贵异常且来之不易，时间是生命最珍贵的组成部份，转瞬即逝，人造物品更是人类心血与汗水加之有限的物质材料结合而成。因此人类必须为自己眼前及后代的利益爱物力，因此教育必须培养人爱物力；爱人类是亲亲之爱的扩大，是人类良知深刻的觉醒，是共富共乐、同康同强的根本动力，它一直驱动着人类极力摆脱自私狭隘、我他之分、团体分界、阶级局限的束缚，朝着兼顾全体、博爱大同之方向发展，因此教育必须培养人爱人类，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我们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是生来就有的，也非永葆青春，它是宇宙神奇的化力量无数年演化的结果，滥砍森木、破坏草场加速沙化、破坏臭氧、污染与毒化空气、海洋、江河湖泊、大量杀野生动物等大大损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严惩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使得人类追求精神物质幸福、健康的天性日益陷在面临危机的身披重创的伤痕累累的自然之中，因此为了人类拥有符合天性趋向的外在环境，教育必须培养人爱自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此话绝非危言耸听。 以上是午休起床后整理上午中饭前之心得。
午休前又记下学校教育的阶段性与主次性——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以德性、闻知（即见闻与知道）为主，理解力为副，语文以语感为主，至四、五年级始可介绍最简单的语法知识，且应作为阅读材料之面目出现，科目以语文、史地知识、自然、科学常识为主，数学这类需要抽象智力的课目要浅易；初中是小学的扩展阶段，高中是大学的准备阶段，因此除培养见闻力外，要逐步增加理解力的训练，可增加些经济学常识，德性教育仍然是主要内容之一；高中以上，学生均在十六、七岁以上，智能器官、见闻、理解力、经验力都基本成熟，故而在师长一面，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在学生则以修身、求知、增强理性力、创新力、实践操作处理问题与事务的的潜能为主。德性教育贯串于人的一生，而于学校则贯串于学前、小学、中高院校诸阶段之中，其目的是宏扬博爱心性、塑造文明人格，就是说培养健康光明的以博爱驭智慧、情感、欲望的心理。 此问题去年曾思考过，几年前读《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文选中》曾见一女教育家研究儿童智力阶段性文章，曾受启发。但一直没有时间深入研究。看来只得将此问题的深入研究留给专家。 现在天色乌暗，歌声自外边传来。再将前日零星思得记此：儒家中思孟学派表面上与墨家论战激烈，实质上明争暗合处甚多。思孟学派的力主民本、民权、民生主义，与墨家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基本一致。儒墨两家政治思想在思孟学派略合为一。至黄南雷处，则完全合并生成中国古代成熟的民主主义理论。 午休前于床上读《荒漠甘泉》遂手记下：上帝是人心（精神）的最终依赖，因为上帝是人类纯化精神世界的最终源头、最高级的道德纯化剂，他给人以无比高尚、无比巨大的精神动力，使人类中信他的人不畏艰难险阻，利用、驭驾一切尽可以利用的物质力量，来造福人类的全体。因为物质自己不能自动，必待精神策划之、组织之、运输之、分割之、改变之，而后才能造福人类，向前发展，故而曰精神是人类文化的创造师、推动者，是人类文化的本源。我们说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总体来自精神的创造力，必有人冒假唯物主义之名指责这是唯心主义。殊不知真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精神的本源创造力。物质文明随便它高级到何种状态，必是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假唯物论必说：离开物质条件，精神必无所作为，那么真唯物论则理直气壮地回答物依能量而生作用，而人的根本能量在精神，若无精神创造力施于物质之上，为之主宰，则随便什么物质都只是废物一堆。又因为上帝是最完全的道德良知、道德伦理法则，是精神世界的指南动力，故而是人类文化创造与发展的最本源性动力，其它力量只是受它主宰、为他使用，当其配角助手。 又记下：福音书关于园主与佣工之寓言，所明之理为一支配自己财产之自由意志，行善之自由意志，不容侵犯，而契约亦须守信履行。
又记下当今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之弊—— 旧日科举制下学风之流毒尚未扫尽：青少年点灯熬油，连天带夜，所学者大多是枯死教条，陈旧知识，僵化说教，与真实业、真科技、真教育、真艺术、真宗教的实践几乎毫不相干。大好青春，浪费在无益之记诵上，毕生精力只是求应考过关，而如何养德爱人、如何实践创新、如何不畏艰难险阻之才具与心理，一无所备。因而学子变成学虫，人群化为书役。整个社会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于教育，且又未得真正有用之人才。此类弊病，恶性循环，与日倍增，妨碍开放改新之深化。中共教育体系对国民的精神的毒化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阴
昨晚九、十点入睡，至今日凌晨一点醒，读《荒漠甘泉》数十页，复感到有本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精华作精神世界之营养，心理颓丧之时，几无须外物作恃。约四点复入睡，七点起床。现在仍在思考长篇《世纪沧桑》。 上午小整理文字后，读《李传》剿捻一章，知孙传庭、曾李及后日德人之堡垒战术乃同法异代也。深为民间反清派的举动所感动，以最贫苦者为主力，与反叛绅豪结盟，同一切反清者交友，不惜身家性命，大胆举起义旗，武装反清，胆魄何其雄壮！尔后据金陵，贪享受，坐失良机，不图进取，遂致毙命敌人重围之中，太平军大业归于灭亡，又何其昏庸！ 午休前及下午读洋务一章。近十年前构思《洋务派与新洋务派》一书，腹稿早成，今之读思，增益其细节也。读是章是书，深感百年来研究李、评价李、无一如梁启超深刻、公道、精简，此书方能称著作，余皆心得、笔记也。 随手记下两段心得——
官营之（官商之）低效，为数千年官商官营低效无效所证明，为洋务运动之真相所证明，为一、二战以来（本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国有公营经济实体（企业）低效弊多所证明，更为东方二大地域（苏联和大陆中国）数十年实践所证明。因而开放改新乃世道之必然，事务之所必需。将来民有民营必生长壮大，然后大展其富民、利民、便民、惠民之效用。古代未有健康之政制制约私有制，故私有制多成恶性私有制，而现代人类已发明了扼制私有制向恶性发展的文明健康之政制，故私有制多为良性私有制。事物未有不变者，私有制由恶性发展至良性，由不健康变化为健康，正合宇宙规律。 关于满清败于洋人之手，有人以为若清廷诸费皆省，集更多之人财物力于新军建设之工，必能强国御侮，不致甲午战败，联军入京，庚子赔款，云云。此看法李鸿章曾持其半，我曾持其全体。今日视之，大谬也。极权政制之下，无论投多人、财、物力于新军建设及其它建设，必大多为各级官佐将弁乃至兵员东偷西取、假公济私、贪入私囊。所剩力量胡弄些门面而已，加之奸商与主办者串通，偷工减料，因而必致所办之新事新物不堪用，不堪击，陷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假软弱状态。结论：清廷之下，专制制度不除，则一切人财物投入建设，皆必成为群群官佐共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捷径。因之而一切改新措施、构想、蓝图皆必化为泡影。洋务派之实践如是而已矣。 十二月五日六日 星期五六 阴雨 连续两天整理十一月二十八、九日之心得。早起皆读《李鸿章传》，今早读治黄一章，细阅比利时人卢比尔工程师之上书，方知黄河决口之因：沙淤而河床高，河床高而水溃堤，并对整个黄河之概况、治土山、治堤坝、疏河道、疏海口之议有概要性了解，并复思从前自己治黄之管见。 晚八、九点抄写（毕，阅偶遇之报，见《南京日报》十二月四日第五版《中国资产重组面临的五个障碍》一文，深感不谋而合，道出我心中部分看法，摘录如下－ 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魏杰教授目前指出，中国之资产重组成功率不足10％，主要之障碍有五： 一是利益障碍，即部门、地区、个人之利益，解决在于国有资产体制之调整，建立多层次所在制；二是费用障碍，即国有资产背后有债务、富余人员、退休金等问题。其中债务一项，全国企业就欠着银行几万个亿，如此庞大，企、社双方都负担不起；三是机制障碍，此发生于跨所有制成本重组上，其中阻力最大在人。妙方为“购买政策”，即卖下国有机制，输入新机制；四是政策不配套，即税制、贷款制及人事制之不配套；五资本市场不发达。资产重组属于资本，而资本经营需要资本市场，目前中国恰缺此物。一旦资产市场建立起来，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之步伐将大大加快。
治理黄河之几点构想——
上游多选宜建水电站并宜建城市处，建水电站与城市，视电站之能力而构造相应之城市群、市镇群，所造之城市、市镇因境而宜，或旅游为主，或一般产业为主，或新兴产业为主。若某地极适宜建电站与外界交通道路艰难，则以发展电子、轻工等易于运输且运量小者为主。 中游（进入黄土高原后的，这里大约指兰州一带至洛阳之间）则以治堤、坡、土山为一手段，大力发展灌溉农、林、果、草业为又一手段。治堤、坡、土山之方法，众所周知，不外植树种草，土石加固；而更重要的是应将中游沿岸两边一、二百公里，甚至是四、五百公里内经由引黄灌溉而变成农区、林区、果区、草区，荒废地、堤坡、荒山林、果、草与杞柳、紫荆槐一类灌木大量混种以收防风、保水、固土之效。中游之沿岸或二、三十里，或百来里设一抽水站，大小配置，日夜抽水，以灌遍黄土高原地土、鄂尔多斯高原戈壁与沙漠为目标，最终使整个中游两岸无一座荒山，无一块荒地，戈壁尽变成林区，黄土高原尽变成粮果木草畜之基地。既然中游之水多抽去灌溉，则下游河道略加整治，便可平安。因为中游固地封沙、大量抽水，则下游必水少沙少，千百年水带泥沙、沙淤河决之害，便自根源处得到医治。半世纪之和平环境，未能种好树、草，未能改变黄土高原缺水之状，而任黄水自其腹地滔滔穿过，白流入海，实令人痛心异常！ 一旦上游、中游得到根治利用，下游之治理乃可迎刃而解，汉朝贾复，比人卢法尔之议皆可酌情参照。十年前读通鉴、读方志所遇而未决之问题，九十年代以来，豁然解于心中矣。 上、中游之土地可向国人开卖、开租，百年为期，价格优惠，买者、租者投入农、林、果、牧、工商之劳动，可得政府贷款、税收之优惠，科技市场之扶持。如此，一、二十年间便会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之效应。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爽阴
晨五点二十起，下楼安置水瓶，毕，复上楼，读《李鸿章传》尾章。六点四十下楼提开水，上楼安置毕，复下楼取早餐（稀饭、馒头），上楼餐毕，复下楼至水池，洗三床被里被面以及小衣、鞋子之类。约二小时，洗毕，汗流浃背，手指几不能弯曲。遂思——吃得饱、穿得暖、有气力之壮年男子尚因此疲乏，试想母亲辈之中国劳动阶级妇女于食不裹腹、衣不御寒之冰天雪地，手上血口道道，日日如此浆洗，其坚契不拔之耐力是何等的伟大！其所历之苦难是今人何等的难忘！劳动阶级的生活是什么呢？劳动阶级之生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与贫困、艰难、饥寒殊死搏斗的战争，于此战争中，劳动阶级别选择，要么是战胜困难而生存下来，要么是被困难压倒而毁亡。因此劳动阶级为了赢得基本之生存权，总是永远不向困难低头。他们的生活与浅薄学虫之生活，与帝王将相之生活，完全不同，就象蜂蚁之生活与蛆、回虫之生活完全不同。 又《南京日报》12月3日第7版——我国税外收费：一名目繁多，全国省以上批准之行政事业性大小收费约有数千项，各种基金六百多种，每年收费、基金收费，收入估约三千亿左右。二是收费级次多，有权收费之部门多。三是收费标准与实际收交率偏离甚远，多数是大标准，小征收。四是税费界限模糊。税收之显著标准是无偿性，这是与费的根本区别。费多之负面效应：增企业负担，影响其发展；税外费与地方税并齐驱；阻碍政府机构职能换转。 对策：“增加地方税种，扩大税基，在某些领域以税代费”（摘者：此乃新的专事聚敛的坏主意）加快税外立法；实行收费管理。 前天见报载今年矿井瓦斯爆炸，死伤惨重，又联想到半世纪以来矿工之辛劳与贡献，深为死难及家庭巨大之精神创伤悲哀，更觉报上原因分析之恰当，但未挖根源，令人三思。 据《新华日报》97年12月3日第5版—— 全国重点煤矿连续发生重特大事故，劳动部、国家经贸委11月28日紧急通报言：至11月27日，本年国有重点煤矿共发生10人以上死人事故12起，其中一次死人五十人以上二起。12起除一次为透水事故，余均为瓦斯爆炸事故，11月4日盘江矿务局月亮田煤矿，死43人；11月13日淮南矿务局潘三煤矿死89人；11月27日淮南局谢二矿死45人；11月27日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死28人。
十二月七日 星期天 明亮晴暖
起居饭食如故。天明光暖，菊傲庭院，东北大墙外山坡上之一株垂柳仍如青罗伞盖。感河山之秀丽，觉任重而道远，遂构思各重大之理论与实践问题。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较昨日更明晴暖
昨晚九点许多入睡，至十二点半醒，遂读书，至凌晨近三点方复入睡。觉得从前之看法（即清未时局之看法）欠缺深入，从前总以为若清廷将赔款、挥霍款用于海陆军建设，则必可有三、四亿两白银于军建设，由此而可制敌。现在深入思考之下，猛然省悟此想愿望虽好，无法化为现实。试想专制清廷一日不倒，则一日无官不贪、无事不贿、无一新举措不为官吏假公济私、吞公肥私、中饱私囊的工具与捷径。假定当时清廷拔一亿两白银为军费，经层层克扣，最后能用于实事者至多一半。即使最终添了些新械，练了些新兵，一旦开战，也不过像平壤战役中的新军一样，大多一触即溃，委新式器械与粮草与他人。正如李鸿章自言一般，皆是纸糊的老虎。 李鸿章时常埋怨清帝国不能多拔军费，不能上下一心，归败因于此。殊不知满清专制一日不除，则一日举国不能齐心，则一日经济投入不能收应有之效。李之叹乃不明政治原理之叹，大帝国似此之叹者多，终就是无可奈何的心声。如今的大陆中国中共的状况犹如青帝国末期的状况。 上午读《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中“太平天国”的章节。此次是二十年来最细的一3次，收获也最大的一次。洪秀全曾有交不起船费之窘困之遇，这正是磨练考验之时。冯、萧早亡，乃太平天国之巨大损失，一为难得的革命知识分子，一为勇猛善战之好将帅。袁世凯、良弼卫兵被炸死许多，而自己不死；冯萧却周围人不死，自己中炮身亡，皆巧事也。第一次破武昌、安庆皆不守，大错也。自古武汉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弃而不守，必致长江上、下游，华南与中原四地不能连成一片，若为对方占领，则构成极大之军事、经济、士气、民众心理上之压力。洪秀全一贯喜欢长驱直入，不重视所占地区之巩固，不重视步步为营，杨秀清令林、李孤军背伐，也犯同样之错误。罗大纲比杨秀清懂战略，其建议尤具真知卓见——“即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河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之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秀清方专政。不纳。”洪杨不备领袖之才而据其位，故良计必不能用，能人必不能驭，故举事终必败绩。天京事变之经验告示后人：若部下强悍聚于一处，必生争权夺利之内讧，对此类人，不宜使聚于左右，必须让他们经营四方，发挥其方面之才干，所谓贤者在侧，能者在职是也。不能使部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和睦相处的领导，绝不能成好的领导。 石达开欲渡大渡河，突然遇雨水涨而不能步涉，遂致全军覆灭；同治元年六月，李秀成攻上海眼看胜利在望，天却大风大雨，遂致攻势减弱，清兵与洋人中之内应又被清抚台杀灭，攻城失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步渡淮河后半小时，上游洪峰至，追兵遂不得渡河。此三例便表明天气对军事行动极大影响。李开芳之降乃愚蠢之行为，八十余人降后仍然见杀。与其如此，不如战死。石达开之降，为救众人，乃仁慈心怀之体现。李秀成对太平天国十大失误之总结颇为有理。同彦曰：太平天国失败之根本原因是义军队伍缺少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没有成熟的领导集团，任何形式的团体也好，政党也好，国家也好，企业集团也好，都不会取得完满的成就。而领导集团中最高统帅又是关键中之关键。其主要职责是团结众人，使之齐心协力；明确方向，争取天下多数人归心。 下午三点，城西书店在东邻水四中队售书，至现场购买：《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社会契约论》、《老残游记》、《隋唐演义》、《镜花缘》、《阅微草堂笔记》、《官场现形记》、《楚辞注释》、《千字文》、《三字经》、《围城》、《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凡十八本，五百五十元钱。晚读书。 中午入睡前思考心得——实业之最高境界是同富同乐、同康同强；科技的最高境界是造福人类，保护自然；教育之最高境界：德是根本，才是枝叶，以德御才，德才并重；外交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所谓上兵伐谋；宗教之最高境界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政治之最高境界是以民为本，造福人民。又想到四求四戒当为人生指南：为人求诚戒诈；读书求深戒浅；敬业求精戒糙；管理求实戒虚。四求四戒，诚是根本。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大晴
晨五点二十起。做完一切杂务写家信二封。一封给泗阳，一封给爱女。其中提到五有（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有事做）是人的基本幸福；六爱（爱劳动、爱科技、爱公益、爱物力、爱人类、爱自然）是人（社会成员）的基本责任。大学之三纲八条，我们的五有六爱，合在一起，便是人基本使命和实现使命之基本手段。 午饭前读《太平天国》之官制。饭后至十四点读《大学》，心得如下：《大学》乃《礼记》篇目，是孔子后学之读书笔记，通篇引诗经、舒已见而解释曾子记录的孔子三纲八条之大旨。“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解得切。“慈者，所以使众也。”此中有博爱精神。“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此言《老子》曾有，至理也。大众拥护之主义终必胜；大众反对的一套终必败。极权主义必然失败。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财民聚。”是应该让利于民的另一种表达。“与国人交，止于信。”孔子曰：足信。又曰：人无信不立。此皆为契约主义观点。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求贤爱贤若渴，嫉恶如仇如寇，是欲为民服务、平治天下之人的责任，此处谓之为仁人才具。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生之者众，言生产品多也；食之者寡，言所消费掉的少。书上译文错了。以义为利后为孟子继承，由此思路，可大略知《大学》乃思孟学派之著作。后来孟轲之制民恒产轻徭薄赋、扶持农桑之民生主义是《大学》此最后一段的深化、发展。 午睡未成，二点半起读《太平天国》之兵制、阵法（牵阵法、螃蟹阵、百鸟阵、伏地阵）、营垒法、守城法（该法严整，以致汪悔翁曰……然后知我军守城真儿戏也）。又读律、与服之节，历法、礼法之节。其营规式“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抄药材铺，并文化府州、县有司衙门。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八令不得焚毁民房，及出恭在路井旁舍。九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之挑夫……。”观此军令整肃，能攻善守之大军，竟无英明之领袖做最高统帅，惜哉！三国吕蒙也一样止禁军兵扰民。这传统被近现代二支好军队继承。 四点半又至水四，城西商场书店所办之书市购书：《资汉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孙子兵法》、《卢梭》、《容斋随笔》、《徐霞客游记》、《金圣叹选唐诗六百首》、《今古奇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成宫》、《焚龙颜碑》，凡十五本，计347.20元。今昨之书，大多为缩印本，字虽小，阅读方便，故虽早备善本（中华书局出版为多），还是重复购制。至书摊，知市场经济之驱力；每一种书总有数家同时出版，且书店在利益驱动下，主动到处出击。这种风气濡人心而变环境。 另外二心得：一是杨秀清仪仗之铺张排场，既脱离群众，又惹同僚侧目。如此讲排场、出风头，不利于团结同道，不利于保护自己，最终不利于义军大业。二是拜上帝会之《天理要论》四，上帝乃灵，承认上帝是精神性的（Sprutual）。我以为上帝是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即至善阶段。这种至善精神耶稣完全把握、具有，因此耶稣是上帝之化身。上帝属灵之真知，明确了人类最高级精神在人类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主宰作用）。此待再思。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大晴
起居如常，上下午读《邓著中华二千史》中捻军、苗教、滇回、蓝李四支义军之历史，深为太平天国不能把握时机而惋惜，痛恨洪据金陵后之无能、昏庸。外有洋人欲为之援，内有友军遍及鲁豫、皖北、鄂北、云贵、四川、关中、陕北、晋南，竟不能外结内联，合天下之力，扩席卷之势，可叹可恨。扶王陈得才曾自武关入陕，洪若随之入关中，固之为根本，则仍可重新振作。但事在人为，洪有志而无才，且同治元年（1862）洋人决计支持清廷，败局遂定矣。溯其源洪之罪大矣。 晚饭后习陆润庠大楷《西湖游记》，又观其行楷《读书乐》，陆字端庄沉稳，收放自如，沉稳而不失流利，流利又无点滴轻浮，正如逸士高人，俊杰雅士。上床后复读历史书籍。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仍暖和晴朗
早四点零五醒，思考。五点三十五起，杂务毕，坐于楼道读《老残游记》。早饭后继续，至十点读毕正篇。其正篇以写官家司法为主，继篇以写尼姑为主，而通篇愤世嫉俗，同情弱女，乃主旨也。下午及晚读《今古奇观》中一、二刻篇，《老》继篇。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晨六点四十二分起。上午接昨就寝读《二十年怪现状》。午休前仍读之，方觉书中“我”之妹仿佛又一薛宝钗了。二点至四点午休，起而读明清经学简史。毕，复读《怪现状》，至第二十五回“我”之妹解“先王以神道设教”一段，更觉解得切，儒家不信鬼怪神灵，一心要人明德修身，齐家治国，视人之主体创造性为根本，乃伟大之人道思想也。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天
自早起至夜十二点五十速读《怪现状》毕。该书较《老残游记》稍完整些，且官场、民间、黑道三者之恶疾暴露无遗，可与《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一并当历史读。另外写“妹妹”、写诗文酒会、写某大家办丧事，均有受红楼梦影响之迹象。整体上开始与结束循起与合之道。笔下处处是欺诈勾当，只是最终于蒙阴接堂弟时，才写出劳动阶级中的真诚善良。全书虽未特意构思，然平铺中往往奇事迭起，令人动心。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
早七点起。上午读两回《官》，觉《官》书构思又甚于《怪》。又想到《老残》一书原来作者必想写多写全，因事或因准备不足，只得写到残篇止笔。中、下午、晚摘录《李鸿章传》。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雨
晨五点十分起，于廊灯下读《官场现形记》，加昨夜所读，一共读到十回。早饭后再读《大学》、《中庸》。午饭前午休前继续读《官》，下午亦然。此次读小说一改昔日先浏览后精读之习惯，开始便逐字逐句细读，虽慢，然效果甚，且亦能静心养性，不似往日读小说一心想速完，故手眼心神一道陷入忙乱，因而喘息不定，身心疲惫，难收实效。现将近两天之思考录此——《官场现形记》一书除内容格局不及《红楼梦》，然其描写官场之真相又为《红楼梦》书所不逮。小说之中心是写人，而人又是思想、情感、言语、行为构成，故写人必写事，而官场之事乃旧式中国社会主要一面，故《官》书于再现旧式社会、传统人物，功劳极大。 官场之面目为传统型中国社会主要面目之一，何也？传统社会，官僚阶级主宰社会，其思、情、言、行直接决定着风气之好坏、工作之成败、民生之优劣、文明之高低，故而官场事、官场人是社会之一大缩影，大有可写之处，而不写进小说，则不足使人窥见中国社会之人群生活真相与各种隐秘，则不足使人更加明瞭官场是一般劳动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官》书此方面功劳至大。一部《官》书将二千史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史写得淋漓至尽、栩栩如生。吏治之坏莫过于明末、清末、以及中共之末日的官场。 《官》书中官场之真相不外十二个字：吃、喝、嫖、赌、请、托、贪、纳、投、钻、巴、奉。看赵温赴考，便知科制之弊；看陶子尧办洋务便知当今中共官吏，一触及洋务，则祸国殃民，胜从前千倍万倍；看胡华若一帮人赴桐庐剿匪，便知清末之吏治已腐烂到极点。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雨
晨四点半起，于廊灯下读《官》，愈觉构思之精巧、剪裁之得当、描写之细致、揭丑之见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官场之舞弊总是假中生假、诈中套诈，无一岗位、无一环节、无一人物，不弄虚作假，而为官者为谋官，保官等，一切廉耻尽皆丧亡。初写赵温不过热中科举，不惜请托巴结，写陶子尧则道尽官场公差常弊；写胡统领“平匪”则极尽弄虚作假、草菅民命、尔虞我诈、铺张浪费、贪滥冒领、吃喝嫖赌、徇私枉法、上行下效等一派糟糕、一派黑暗之事。三个段落愈写愈细、愈见血、愈现官场之真相。真让人怒发冲冠、切齿痛恨。《官场现形记》实在是一部真实的传统型中国社会政治史，也等于是预先写了中共的官场实录。 自晨至寝，详读是书。前天下午接孩子母亲来信。今日所读贾臬司司法之荒谬、贾少爷治黄、买官之事，黄胖姑、内监、军机大臣之相互串通，广西统领得祸而免祸，时筱仁买官，余小观赴南京引出江南官场之丑态，唐糊芦田小辫子的荒唐与可笑，冒得官之无耻、龙都司之滑稽可悲等等，愈觉其构思有板有眼，头绪多而不乱，上下引带过渡自然，而又无处不扣合主题。段落上有条不紊、从容有度，先赵温科举事，继钱典史捐复原官事，加上其中一切附加内容，算是写吏部吏政，即今日中共的组织工作，作全书引子，其中已将军机徐都爷作为伏笔安置（提到、点到）；然后是钱典史赴江西补缺，引出江西藩台（财、粮、商、税之总厅长一类，副省级）大荷包与其弟三荷包之丑态，这算是写财政领域之丑弊；然后由三荷包署胶州统领而引出军队之弊、阅兵之虚、扰民之盛、洋人之事；由山东巡抚兵而接触洋人欲办洋务而引出陶子尧出差上海购买机器而受骗、贪污（吃喝嫖赌）挥霍公款之事；由陶之妻吃醋揽事而引出上海道，同时山东试用经府周因周果甫随上司经上海出洋而引出周之前馆主，现任浙抚刘某书奏提拔周，由此而有以下浙江官场；因刘抚文案戴大理欲置周于危亡，故而自然过渡到严州“平匪”的闹剧；因“平匪”虚报、害民、冒领、滥保而引出钦差赴浙之索贿，其中烟鬼刘大侉子、贿棍黄三溜子、胡镜孙假戒烟丸、此抚被婊子论诈六千两银之丑态，一样写得活神活现。由替抚垫银引出欲保举的人粮道贾筱芝升河南按察使，于是有糊里糊涂之司法；由司法而写治黄之弊，先从贾大少爷由捐补道员，心犹不足，意欲二品顶戴写起，次按黄河开口，引发了他至河督处谋差发财之事，继而写治黄之弊，无非是胡弄差事，贪占财物，合口之后督抚奏保众人，而贾大少爷又将诸多裙带尽行保进；下面便是贾大少爷“送部引见”再引出京城朝官、内监、市侩（黄胖姑乃一极佳典型）之丑态，由贾大少爷慢待王师爷，王师爷闷游街道，碰到王博高而引出徐军机，又引出文本军门舒某之官司，其中又由因结交王博高（户部额外主事）而拜在徐大军机门，赴江苏做官道经天津遇江南记名道余小观而引出江苏官场，接下来制台之糊涂，冒得官之无耻，龙都司之滑稽，等等。 以上是主线，是经线，表面上是主，实则是客；而主线经线之上附以大量纬枝纬叶，这些表面上是客，实则是客。纬以缀经，方使此书完满。此书官场上事表层上处处官冕堂皇，而深层上处处出于私心，比如戴大理荐周师公随统带“平匪”，名义上夸他有理事才干，实则欲战场交兵中，周某死于土匪之手。 此书自京城到地方，复又至京城，此是京城与地方交错写来；写地方总是省县交错写来，而且官场又与民间（主要是赌场、妓院）交错写来，点面俱佳，详略得当。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暖如春
晨五点半起，读《官》书。近来反思二十年中自己对小说的态度，觉得凡事皆应反复思考，然后接近真理。七八至八二年，八五年，九三年春某星期，九六年五月上、中旬，九六年六月某天，九七年十一月中、下旬，曾写小说；一向亦爱读小说，但总因烂鱼充塞刊物，总报鄙夷态度，以为小说者，末技也。最近新认识不同于昔，应该说好小说就是社会史、心灵史，且小说之通俗，便于深入大众之心，实是上好的传播手段，当然这里指的好小说，至于劣等小说，文字垃圾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暖
晨五点半起。一天至刚才（21：07）力读《官》书。该书始如涓流，继而渐入，一变而汪洋恣纵，人事愈写愈加精细，行文一路不慌不忙，平谈中见奇处。 龙都司一类军营丑弊之后，又写赈捐之弊，尔后几回写妇人干政，尔后写佐杂之求官为官之真相，尔后又写另一钦差童子良，尔后是刁官刁近鼓极尽奸险之事，尔后是徐军机舅子尹子崇倒卖股份公司给洋人，私吞巨款之事，尔后是江南制台皮毛维新、外交事务之事，尔后是以湖南为例写官场考课、虚假作弊之事，尔后是湖南与京都外务之事，最终以治黄中舞弊之人事，带连小工头家事结尾。 此书无一废字，无一赘笔，无论多复杂之骗局、官弊，总能有序而简要，且不失小说才调。人事之变化、空间之转换，擒纵自如；中央至地方，国人与洋人，一针见血。湍制台九姨太、十二姨太其使女宝姐，瞿耐庵的太太一样操纵政治，卖官纳贿，而其各人得以预权之经历各不同。尤其是瞿太借宝小姐好佛事而借和尚光，以巴结上宝，然后得以攀附制台，最终使丈夫得官，自己得以干政，这几回将中国传统政治过程中妇女干政之真相写得一清二楚。 写佐杂（即办事员一类）之生活求官、为官之真相，令人又怜又恨，怜的是大多佐（品外官）穷困潦倒，时常挨冷受饿；恨得是一旦到任，便敲剥百姓，为害一方。这几回很值得看，申守尧夫妇之生活便是他们那个阶层之一斑，且写得极其细致维妙。隋凤占（蕲州吏目）与代理吏目争四元钱扭打之场面以及其它争权夺利之事，正是当时官场中下层之真相。童子良钦差的守财奴的形象，写活了。刁迈彭刁官之坏形象，千古第一，也写活了。江南制台辖内之海州通判、萧参将等与洋人打交道中的愚昧无知，令人哭笑不得，且又有总理衙门与制台徐尚书、付二锤棒等此方面无知作为呼应，将守旧、愚昧、虚浮、胡混等写活了。而且每一段主干又附有极多枝叶，最妙处是无一人不写活，无一事不写活。此书许多方面还在《红》书之上。《红》书不免雷同，如宴席、冗散处。或许有人曰：《红》包罗广大，为《官》不及。其实《官》虽以官场为主，然乡民、士绅、手工业者、小商贩、挑夫、小业主、船工、民工、仆役、娼妓、洋人、民生等等尽皆写到，细细回味，包罗与《红》并列。《红》固然佳作，然人庸亦庸之风，抬高了其身价。《红》不过是《三言》、《二拍》《金瓶梅》等书的高级互文，功在撰成长篇，而《官》却几乎独杩一帜，自创体例，且既堪作史，尤具小说之长，较《红》更难得也。 《官》书对劳动阶级之苦难遭遇报有无限之同情，且纯以白描写来，不加议论，含蓄恰到好处。浙江胡统领纵兵杀、烧、奸淫中之被害者，河南贾臬司胡审中受害的百姓，瞿耐庵上任后因与前任赌气而胡乱判决拿司法当儿戏中的被害百姓，长沙被洋人一文明杖打死之小童命案，六合县梅知县断案中将受打致伤的有理原告（佣人）痛打一顿后并强令他赔被告二、三两银子的颠倒是非的行为，侯官佐杂申守尧佣人——老妈子之挨冷受饿、挨打受骂之悲惨情形（她是劳动阶级受苦受难终年处于饥寒交迫中之典型，且写得最为真实细致）等，皆写得细致入微。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
早三点半、四点半、六点半醒，七点一刻起。 前日接家信，遂将五前思考之心得重新勾起。家人有叫苦之怨，殊不知吃苦是人生的一种必然责任，我们吃这样的苦是我们这样人的必然责任。想想吕梁山区的十三县国民常年最好饭食是青菜、土豆、黄豆（这是待客时偶尔有之）一起煮食，而且没有充足的保障，想想大关县许多吃不起盐的同胞，想想全国乃至全人类还有那么多人饱暖不济，我们是多么幸福！那些饱暖不济、吃不起盐的人在目下寒冬之季过得是什么日子呢？必是：穿得单薄而破烂，没有足够的棉衣，没有棉帽、棉鞋、手套、袜子、蹬在透风漏雨的破茅屋（草房子）、破窑洞、破棚子里，肚中无食，蜷缩无神，鼻涕冻得直流，有病无钱买药，真正是悲惨可怜。 想到劳动阶级苦难可怜之处，必想到王宝生、蔡某人（交行苏州分行党组书记、总经理、私吞八亿余元者）、刘金彪（哈尔滨大骗子、骗子二亿三千万）这帮贪官污吏及其整个裙带关系（人员）与后台老板的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荒淫到极点的以偷抢国库为职业的寄生群体的丑恶。或者说对劳动阶级的爱，必然引发对贪官污吏的恨，这两种感情有因果关系，且一旦产生，必久久地并存于心中，成为努力奋斗，以除天下之大害，兴天下之大利为已任的内在动力。 近几天又反复想到七十年前，一位爱国革命将领（即蒋公）见到许多七、八岁男童女童衣服褴褛、面黄饥瘦、弓身驼背，与大人一道拉纤；又于晚今晨反复回想《官》书就业在佐杂申守尧守佣人——老妈子悲惨凄苦之生活，不竟涕泪横流，几欲失声。那些儿童本当吃饱穿暖，生于学堂当中；那老妈子一定是孤苦无靠之人，亲人或许因贫困、疾病或冤案而死尽。这些人总还算活了下来，还有更多的劳动阶级的男女老幼，早已饿死、冻死、病死、被司法大人枉杀而死、被土匪与官兵烧杀害死，或是无可奈何自杀而死。 地球本来疆域广大，资源富饶，足以使人人丰衣足食，然而由于阶级的压迫，数千年官僚阶级的丧尽天良，明抢暗偷，遂将广大劳动阶级赖以为生之资财剥尽。那些小童、老妈子之悲惨生活，完全是官僚阶级罪恶造成，任何其它的归因（比如人口多、地理条件差等）都是盗贼式的推诿唐塞。一个有良知的人，必然报定这样的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也不要放弃与贪官污吏及其后台老板的斗争，打赢这场善与恶的斗争永远是劳动阶级与其代表前卫的神圣使命。 目前这场官司是本人一生之关键。这次特殊之经历，济我以充足的思考时间，得以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中共恰是去真存伪），理清思路，把握真理。大的理论问题至九二年底完成了成熟化——（1）、由半民众半英雄史观转变为完全的民众史观。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动力、手段和目的。单就动力而言，没有民众的生产活动，社会其它一切活动便立即失去物质基础，陷于瘫痪，劳动阶级以外的人也将无食无衣无居，陷于灭亡；没有民众劳动阶级的智慧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之基础，其它一切科技、教育、艺术诸方面的智慧、思想、知识，便立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还有没有劳动阶级的广泛的有力的参与，任何社会改造活动都必然失败。 民众史观是民生史观的发民和完善。 谁最伟大呢？青少年时期曾与众人一样，有过一段英雄崇拜时期。那时，很崇拜英雄，看不清传统英雄之长短真相。这是不成熟的标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一旦成熟，就不会盲目崇拜传统英雄，而是分清劳动阶级与其母亲们才是真正的历史英雄，那些靠替几十家洗衣服、靠卖血、靠忍饥挨饿、起早贪黑、勤苦俭极将自己孩子一一养大成人的劳动阶级的母亲们者真正的历史英雄。或者劳动阶级创造了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而它又是母亲们养育长大，就是一些人类公认的英雄，也还是母亲养大，故而归根结底，劳动阶级的母亲们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终恩人与力量。所以说民众史观必然包含着真正的女权主义——对劳动阶级母亲们的历史功劳、应有之地位，当得之权益的真诚的肯定。 再看看袁世凯一类人算英雄么？不算！梁启超一语道破传统意义观念中的英雄乃是杀人的英雄。袁世凯能稳坐新华门内，无非强盗的一套——掌握一定的枪炮屠刀，区别是强盗占山据湖为王，杀人越货，坑害民众；袁世凯是占京都为王，镇压民众，剥削民众，坑害民众，二者形式有异，内容相同，皆是靠暴力压人害人。袁世凯如果没有枪炮屠刀依持，在新华门里连一小时也呆不下去。原因？北京只要有十来个国民步行半小时至其龙座，请他出来，如不依民意，再花半小时架他出来。这不就是袁世凯一旦失去强盗之资本，在新华门里连一小时也站不住脚么？这是什么英雄？是假英雄？真英雄是劳动阶级公认的民意代表与文明前卫、劳动阶级自身及劳动阶级的母亲们。研究中国文化，一定要分清真假，这就要注意研究表层与深层，必须反复思考拔开迷雾，扫清障物，然后才能直见中国人事（文化）之真相，否则便陷入人庸亦庸之俗套之中，便离真理越来越远。（2）、由愚昧无知、荒谬可笑的大男子主义又变成女权主义的真心诚意的拥护者。七八年至八二年，表面上虽对女同学客气礼貌，但内心不以为然，不把女性放在眼中。这是一种极其无知的愚昧的轻狂的浅薄的心理，殊不知古今中外，多少淑女、侠女、才女，堪为人师、人友、人同志。八二年至九0年，虽改变了看法，以为女性娇娇者甚多，确为建设新文明新现代化之主力成份，然而也不过是自社会功利之角度尊重女性女权。九0至九二年，重新思考了母性的历史地位、淑女才女的道德意义、历史意义及光大人性善端的伟大功勋，方深深地体会到真诚地尊重女权要自认识劳动阶级的女性（尤其是母性）开始，进而认识到人皆我师，最后心诚悦服地看到许许多多女性伟大出众，实是难得的真英雄。秋瑾便是一例。视其大处，乃民主英烈，千百万男子所不及；观其诗文，是文星翰斗，又是千百万男子所不及！（3）、方法上由过去的刻板的思路发展到民主应变主义的方法论。 女权主义在思想世界的彻底确立，得益于当时反复阅读《三言》中“有智妇人，赛过男子”一类的故事以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思考；民主应变主义的方法论的确立，得益于当时对先秦诸子及其它典籍之复读与领悟。 现在已接近中午十一点，复又深悯劳动阶级母亲们的苦难生活，那些为了儿女每月为几十家洗衣的妇女，每月去血站卖血的妇女等，每天还得上班为他人生产财富利润。她们是历史上的真正的无名英雄！相比之下，那些楼堂馆所里的国库职业扒手、民膏民脂的明目张胆的强占者与挥者是何等的可恨！ 另外，近来以为：读《道咸宦海见闻录》、《孽海花》、《老残》、《官》、《二十年怪现状》五部书，基本上可以得知近代史之主要内容。《官》中官制之交待比正史还清楚。 中饭后手记中国经学、理学史读书摘要。至二点方午休。四点半起读《儒林外史》，直至晚十点入睡为止。十五年后复读此书，愈感中国文化史上高手如林。不认真读经史子集优秀小说，不但知识、道德无由长进，真理无从把握，且也对不起那些穷尽毕生心血，探索真理、开拓知识、光大道德的思想家、文学家。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晴 星期日
晨四点半起，读《儒》书至八点，共读至十九回。早饭时，遥望山野云天，但见一派寂静，山林云卷，任你四周机声如何喧闹，只是寂然默处。其沉静深默之态，又非笔墨所能描全，非亲临其境，穆穆直观，绝不能得其真相妙趣。 突然数月来一直缠绕困惑心思之一问题有了答案。二、三个月来，一直思考到此身必须一息尚存，奋斗不止，不只是为了天下，也含着使父母一生之辛劳不致埋没于无情岁月之中。但又认为这不是孝经上“显亲扬名”的陈旧思想么？故遂搁此念头于一边。 早晨于过道读到马二先生教道匡超人时，观到“显亲扬名”之说。遂反复思考，豁然开朗。儒家要求人养德、求知、爱人、达人、中举、显亲扬名，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新时代劳动阶级的子弟努力奋斗，以为民服务为终身大业，做出一番利民利国的善举善事，使劳动阶级的许多父母的养育辛劳，终于开花结果，因之而不被埋没，是理所应当且无可指责的。这里（新时代劳动阶级子弟致力于除害兴利、为民为国之大业）以“显亲扬名”与旧时代的科举迷的“显亲扬名”名同而实异，因为它们的目的手段不同，旧式的“显亲扬名”只是以个人的家庭的名誉为目的，而新式的“显亲扬名”是以整个劳动阶级的名誉为最终目的；至于手段，旧式的“显亲扬名”以科举（即以做教条、皇家之奴隶）为手段，而新式的“显亲扬名”则以科学与民主（即真理与人民之自由意志）为手段。 由此看来，劳动阶级的子弟应该进取终身，为劳动阶级的父母、兄弟、姐妹，争取荣誉之路。 读到“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时，深感此语为大道理，极合“先立乎其大”（孟子语）。器识就是今人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先确立这些根本性的思想意识与博大正确境界，然后再追求其它一些具体知识、技术。这就象先要航向，然后具体操作才得以生益；先立根基，然后一砖一瓦才有用于大厦一样。先本后末、先根后枝，正是事物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 今晨又于过道上悟出一个重大答案。从前读《新约全书》见到耶稣“你们若要从我的道。必须抛下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跟我来”的教谕，总迷惑不解，认为抛开父母、妻子、兄弟，不是不仁么？是否《新约》之记编者误记了呢？自前几天接家信后，此问题又泛于脑海，自己诘问自己：既然你自己早以立志置家庭、亲人于次要地位，何以回答“不能爱亲，焉能爱天下”一类的责任呢？如以耶稣之说答之，则责难者仍持责难。现在答案有了——要从主的道，必遇到无数守旧势力之围攻，因而陷入重重困难，若仍欲象常人那样履行亲亲之责任，精力、财力、时间皆显不足，故而为了天下之大义（大责任）必须抛开家庭、亲亲之牵挂，才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大义事业。 午休前、下午、晚上均读《儒林外史》，一字不漏，逐句琢磨。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天
晨四点半起，于廊道下读《儒》书。七点半至八点忙杂务吃早饭（稀饭、馒头、咸菜）。8：00至10：02：48读毕《儒》。近两天来，循一字一句细读法，收获颇大。日后仍要坚持此静心循序法。 小说之章法有贯串法，《红》以宝玉、黛玉为贯，旁及其它，干枝精心钩连，遂成巨著，是贯串法的良例。又有牵带法，即一局人事，设法引出另局人事，《儒》、《官》二书是此法之良便。还有荷花法，即以一事一义为中心，所有人事为之而展开，言、行交往，《水浒》乃此法之良例，它以造反事、忠义孝悌之义为中心。还有闻记法（也可称游记法），此法以一人亲身经历之见闻为主线，串及各种人事。 《儒》书方法随时空推转，记数代之人事。书中所记述之读书人（知识分子）若中举，大多是贪纳、枉法、吃喝嫖赌；若不中举，大多不外是空谈牢骚、吃喝嫖赌。二者所差者，不外中举者有荣华富贵，落榜者必穷困潦倒。 一些人认为著者认同杜少卿一类心地善良、不拘礼法的名士，钟情于书末南京四个狂、怪、乖、僻之人。其实这也是著者在当时痛恨专制文化环境，却又无妙方，只妙借这些与专制文化下世俗风气作对的人的思想言行，发泄心中的愤嫉情感罢了。 此书给人的总印象是在极毒专制文化气氛毒化之下，知识分子要么向皇家归顺，投身于贪官污吏之行列；要么恪守儒家真正的教义而处在江湖，穷困潦倒；要么迂腐得不知料理生计、呆头呆脑，闹出无数笑话来；要么纵情肆欲、任性放荡，甚至狂怪乖僻。这些知识分子如果生活民主制度中，多必是国家社会之栋梁，然恰生于专制制度中，故命运之可悲，不难费解。 《儒》书前半部比后半部精致。后半部，略显拉杂，有拼凑散事之嫌，然而毕竟出自大家手笔，才力之非凡，又使得随意拉杂，也成佳章。周、范、杜少卿、马纯上及诸普通的劳动者，写得最为丰满。尤其是对劳动阶级的苦难，该作付出一腔真挚之同情。序篇中秦老爹对王晚孤儿寡母的照顾，二十一回及其继回中牛老爹卜老爹两人的真诚相处，杜少卿的佣人娄老爷的勤劳、节俭、正直、诚实等等，足以反映著者思想倾向。这些劳动阶级的代表心底之善，行为之良，绝非官府一班人所能相比，真正地具有光照千秋，榜范人类的纯正品质。 写侠客则先有假侠客张铁臂，千里寻父的孝子郭大侠，次有山道救人、边塞立功的萧，最后有慷慨好义救人急难的凤四爹。四个侠客写来各具特色。尤其是凤某遇事当机立断，倒把那些平时攀附钻营、吃喝玩乐、自命清流的一遇事便昏头昏脑的知识分子比得大粪不如了。 该书冷眼旁观世事，讥嘲儒生刻骨。其笔下之儒生，无论在朝在野，多以坑蒙拐骗为事。即使有三、二正直诚实之人也免不了专制文化的毒气污染，于人事社会的更新，无丝毫作用。 此书第13回马纯上论文法有一定的道理。今录于此——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怎么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少于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人口气，所以词赋尤在的禁忌。” 中午读金圣叹《唐诗六百首》。下午读《容斋随笔》，晚读《容》及《四书》中章节。
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晴
星期六 近几日早八点前读古代经典，晚八点后读唐诗与容斋随笔，其间撰《中庸今解》，至本日上午完工。今早五点至七点复读《孟子》梁惠王章句，于廊道之下，寂静无人，从前不能贯通处皆豁然开朗。午饭前整理内务，午休前及下午继续读《孟子》。此书七八－八二年，八二年至九0年，九二年三月，共读五、六次之多，而本次收获最大。其原因大概要用孔子之“知止”说来解释。孔子曰：“知止尔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感到时不待我，故虽无法快马加鞭，也应该坚持不懈。“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要永远遵循曾子的这个求学之道。早晨读《孟子》时萌发撰《孟子导读》。现在正是傍晚时分，天灰气爽，思亲之心遂被勾起。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天 凌晨微雨，阴
昨晚读《孟子》至九点，头痛，浑身不适，预感天将雨，无法正常阅读，遂就寝。凌晨数醒，微闻雨声。六点起床，仍于故处研究《孟子》，此次为武英殿本。早饭后整理内务，门床、厕所、床铺、公用床、地面统而理之，至十点完毕。尔后踱、坐，思考下一步笔事。午睡前仍细读《孟子》。昨晚今晨之思考心得如下——A、子思以为人若最真实无欺地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至诚尽性）则必能同天地即宇宙统一起来，或者说人同宇宙存在着必然的统一性，其过程是至诚、尽性、尽人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这样，人类的伦理道德之本性，便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性。 自己以为：包括人性在内的天地万物在发展过程中皆包含着两种倾向，即成熟的常诚与畸形的变态两种倾向。按照常态发展，便必然成熟、健全；未得常态之条件或常态之规则，则必陷于病变畸形之状态。必然性得以通畅实现是常态，遭到破坏阻挠而不得实现则是事物发展之变态（即病变畸形之不成熟状态）。人性之怜悯心、或曰同情是固有之善端、扩充（发挥、光大、宏扬）之，达到至诚尽性之地步，则人性便完成了自身应有的必然的常态过程，达到完美、健全、成熟之状态；反之若一味肆欲纵情，损害善端，则必破坏人性的常态之必然性，使之陷入病变畸形之状态。B、最近想到华严“缘起性空”的半合理性，即事物及其属性皆因缘而起，大体可理解为：是因诸多它事物它性质交感而生成（或曰产生）；然而说“性空”则不能令人信服，如其“空”是指空无的话，好在此处指的是事物属性转瞬即逝因而无定性。C、孟子是民生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其民权主义不很彻底或曰略有民权主义之色彩。儒家之仁政措施，只有在发达的成熟的民权制度下，仁政之理想才能得以化为现实。法家有些技术性措施若在民权制度之下，能有益于人类，比如“循名责实”之法，必于民权制度下，才能产生真的实效。法家昏在大方向与民权背道而驰。D、物质文化（主要指器物，即生产、生活、科研之器具）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或渐渐更代，或曰新月盛，现代社会之物质文化更是如此；然而人性却古今永一，尤其是伟大的良知，古今相通，墨、孟、柏拉图、耶稣、释伽牟尼、穆罕默德之心，于今世深受人民大众与社会精英之景仰认同，便是人性古今一脉的最好例证。略观察一下历史，便可以发现：无论精神产品与物品产品变化得多么纷繁，人性的基本内容仍旧亘古不变。E、《中庸》将人性与天道的必然性与自然世界的必然性统一了起来；基督教认为人之向善是宇宙终力量（上帝）之必然要求，这也是企图在人的精神世界（人性）与自然之间建立统一性。东西文化（指的是儒墨、基释）皆欲消除人性与天道的对立，认为性本善、性向善是人与天的必然常态。种种主义皆以为，人通过主观努力，充分发挥精神世界中固有之善端善能，便会克服人性的病变畸形之倾向，而走向与宇宙同一、统一，并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状态。 今日早中晚曾数次立东窗南窗之下，仰观俯察，但见薄雾充塞天地之间，断壁静立于寒坡之外；冬气之偏暖，清风之怡人，皆到南京后十五年中所仅遇。 近几日《官场现形记》中申守尧家之女佣老年、《儒林外史》中秦老爹、牛老爹、卜老爹、庄儒生途中葬的一对无依无靠的老年夫妇，吕梁山区、黄土高原、贵州山区饥民以及所有的温饱不济的人群，一并反复浮现于脑中。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天之后第一天 晴
晨四点十分起，于廊道下读《孟子》。八点至九点整理内务，室内所有需清扫、擦拭、整理之处，无不反复用心，以求整洁。然后读思。下午二点半起，仍潜心《孟子》。又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数篇，请张承志《荒芜英雄路》。至十一点半入睡。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半阴半晴
晨五点半起，至中午十二点十分间，除扫清室内卫生、吃饭、做少量琐事外，读毕三百页《荒芜英雄路》。读时有所思考，则随手记。现合十余年之零散心得。略论学界——
四九年以后，由于时代之变异，学贯中西者，如陈寅恪、朱光潜、钱钟书、冯友兰等，大多停止鸿篇巨制之事，少数随世沉浮，文艺界也是如此。故而传世之著、至诚精实甚少。反右扩大后，“文革”内乱作，遂使千百万学子噤若寒蝉；又加上前十七年之苏式教育，偏于一端，绝断西学，便一并造成万马齐喑之状。三中全会以前之二十八年，杰作之少，颇可推因；而遇罗克、张志新之视死如归，却生历史光辉，树人伦典范，增历史荣华，补学界之不足，诚可敬也。七、八十年代交际，政事更新、宽容渐起，老一辈学人或自甘平常，或壮心不已；新一代书生则如久旱逢雨，渴骥奔臬，或钻研国学，或博览洋书，或中西兼治，每每以反思历史、经世致用为矢的。一阵猛餐，至八十年中期各有饱足，遂各抱已心，或以书间旨趣已处穷途，便投身于实务，先同流尔后求创新；或藐视一切，妄自尊大，大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之草莽气概；或鄙弃文人生活，跋山涉水，深入民间，与劳动阶级同心共意，以自然之景观为新刺激、新归宿；或羡慕西方财富与科技而飘洋过海，驻足美欧；或看破红尘，自我了结而归于永恒。心灵之骚动，社会之改新，交互感染，开启八、九十年代之大新局面。一时间学界各持一端之心志，合于一方，因此造成八九民运大潮。未果而后，复又各持已志：有恒心者依旧契而不舍，无恒心者转而半途而废；自负者仍然目空一切，谦逊者继续人人为师；务实因市场经济而更加务实：“亲民”者大约或回到书间或冲入大海，言行相悖。 回首二十年之文学，不成熟乃其最明显之特征，根因在功力、心性、人格诸因素未能合于一人，或曰无一人兼具三种要因。诸名家往往各具短长：顾城细腻情真；一位史姓作家厚重深邃；路遥、张平心性纯正；贾平凹颇知小说之道且不乏文辞；王朔之调侃类似于莫里哀，而才气不及莫氏；梁晓声含蓄平和，有合中庸之道；其他作家，知之甚少，不便妄加评议。
昨今读张承志散文后，感觉如下——
深爱劳动阶级，是其真挚处；过于推崇回教苏菲主义派哲合忍耶教门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非理性色彩以及不时流露的大蒙古民族主义，看低华夏文化，仇恨孔孟之道、中庸之道等等，是其偏狭之处；既对黄土高原之景观、居民、宗教感情，顶礼膜拜，又有“我又要放弃这千里苍凉的大自然，我要逃回都市的温暖中去”，是其矛盾处，这种思想上同情劳动阶级至深，而行动上又无所作为，退回书间之举，是很多知识分子之共有不足；文史兼通，且大体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是其博知处。 其《北庄之雪景》中有“真是，有谁将心比心地关怀过他人的处境呢？有哪个人类分子关怀过麻雀的苦难呢？”以张承志之博知不当有此误问，《三言》中《大树坡义虎送亲》一文开篇便言：西汉时关中扬宝见一小童持弓逐鸟，阻止之，说：鸟亦生命，害之不仁。并以几个钱币哄走小童。贾宝玉曾阻止其侄贾兰以弓击鸟。《老残游记》中老残见雪中饥雀的所思所感，正合仁民爱物之道，且老残将所见写得极细腻、极感人。好象《礼记．月令》中有禁止人春天覆鸟巢的政令。凡此种种皆是一部分人类成员关怀动物，即将爱心给予动物的缩影。更有甚之，人类还有爱鸟如命者。即使现在劳动阶级中以爱心待动物者，不乏其人，怎么能说没有人关心麻雀呢？ 《离别西海固》中提到Farizo之汉译是“天命”。Farizo不知何文，拉丁文？蒙文拉丁音？“天命”常见于《五经四书》，也常见于其他诸子。“天命”在夏商周甚至更久远的尧舜以前的炎黄时代，是与宗教、巫术、占卜等迷信超自然的活动联在一起，多含超自然支配指令的意思。后来，人类理性渐开，逐步意识到并无物质上之超自然力量，于是再言天命，便含有“设神道以教民”的意图；至诸子时，“天命”之含意大多指的是必然之倾向、义不容辞之使命。
今日其它之思考心得如下——
1、古今中外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辛；访贫问苦，仁民爱物。但是劳动阶级是最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他们世世代代，经年累月，或冒寒风苦冻，或顶酷暑骄阳，或忍漫长春荒，或担三秋忙碌，劳作于田原、牧场、山地、林区、工厂、矿区、店铺里、舟船中、江河湖海之上所历之险境，所遇之艰难，皆非一般探险家旅行家所经遇。大自然的恶劣，普遍之贫困，同类间的伤残，精神性的困惑，养老抚育的重担，各种疾病的侵袭，往往壹并压到他们的头上，而且时间之久，较之一般探险家旅行家历难之时间，尤如泰山之于丸泥。正因为劳动阶级的生活过程就是漫无边际、漫无尽头的劳作与克服千难万险的过程，故而说，劳动阶级是最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
2、墨子言尚同，孔子言大同。而《礼记》之《擅公篇》是孔门后人所记，究竟是孔子原话还是某句话的阐发？我想孔门后学根据孔子仁爱大一统思路、孟子仁政的义理，参照墨子“尚同”之论，阐发而成。子思已经吸收了墨家的三原学说（即检验真理的三个尺度学说，子思《中庸》柔合墨家思想于儒家言论中，说“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以俟圣人而不惑”）《礼记》所阐发的大同思想受墨家部分思想的影响，并不奇怪，表面上看尚同主要指上下统一于一种主义，进一步问尚同于何种主义之下？墨家当然主张尚同于兼爱、非攻、尚贤、尚能诸种大义之下，孔门后学所阐发的大同境界不也是这些内容么？子思及《檀弓篇》之著者，认同了墨家的主体思想，或者说儒墨在子思真理检验法及孔门另外后学檀弓篇作者阐发的大同思想中合流，最终在黄南雷处合而前跃，产生了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见黄著《明夷待访录》）。孟子对墨子的批评是门户之见，大有诡辩攻诘的色彩，而且目标止于“兼爱”、“节葬”，其它诸如“非攻”、“尚贤”、“尚能”、“节用”、“尚同”等并未一并予以反对。孟子对墨家的攻击性批评是不公正的。其实墨儒两家的“兼爱”、“仁爱”同属博爱之道，就是论步骤也大体相同，墨家夷之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与儒家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意旨，不是完全一致么？
3、宗教起源，内缘于人心依靠之天性；外缘于酷烈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压力。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产生于自然环境最酷烈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本来物产匮发、很难生存，加之苛政暴虐，遂使人类成员之精神处于崩溃之边缘。这时只有宗教才能慰藉人心、振奋人心、鼓舞人心，支持人类成员与自然压力、人文压力继续展开博斗，以谋求生存与幸福。 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地带没有产生过洋溢酒神精神的庞大的宗教体系，但是这类地区是伟大的人文思想体系的温床。例如中国先秦《五经》中民本、人本、民生主义等社会学说以及物质（五行）与辩证运动（“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经先秦诸子继承、发挥、发展，形成了完整丰富的中国上古文化理论体系；古希腊、罗马的深邃的哲学以及人文科学思想体系；西欧中古以后的完整发达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多思想体系。另外，温带之思想不光以其理性化与明智为主要特性，而且又具有基于此特性而产生的开放性（即易于接纳外部文化影响，例如佛、伊、基三教在古代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驻足，南欧、西欧、中欧古代对基督教的接纳以及十八世纪左右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宗教的文化是情感（亦即感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伦理道德之文化与科学文化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前者一般生长于大自然中外在物质凭藉相当稀缺之区域，因而人类成员不得不走向心灵（精神）深处，构建幸福之依赖。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大部分藏族同胞的无比虔诚的宗教感情以及中国西北黄土旷原上之回民的炽烈的宗教意识等等，便是佳证。后者一般生长于气候怡人、物产丰饶之区域，这里的人类成员没有生存危机的重压，时间可多用于利用创造物质之活动中，而藏原一类地区外在环境之贫瘠，使得人类成员的时间，除部分用于物质活动外，大多不得不用于返掘心灵的精神活动中。精神一般遇不到释加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三人同时代同区域人类成员的压力与危机，遇不到藏民、回民、大漠四周的诸族人类成员所时时面对的物质压力与危机，故而多明智、中和、少有极端，生存发展之活动中，多能清醒地认清物质与精神的真相，较好处地把握心物关系。
4、人类的生存方式大抵可分为三类：情感的——艺术的；道德的——宗教的；一般功利的——普遍功利的（大同的）。此三类各有两端，始端是基本状态，终端是高级状态。一般功利的生存方式指的是以个人、家庭、团体、阶级福利为指向的生存类型，普遍的功利的（大同的）指的是以人类社会普遍福利为指向的生存类型，也可说成是利已的——利他的方式（虽都是功利主义，指向不同，意义不同）。以上三种生存方式（或曰生存类型）每人或多少兼而有之，然而比例之不同则是人格不同之成因。人天生有选择之权利、选择之能力，同时也应当慎重地选择有益于普遍幸福的方式，并以另两类为生命之繁枝茂叶。克尔歌尔对此问题之见解大约也是这样。
5、先秦诸子都是《六经》文化思想体系的继承阐发者，他们都自战国春秋以前的文化思想记录（《经典》）中，吸取营养，并各有创意，尤其是儒家之思想，使上古中国文化思想完整化、成熟化，是对之最完整、最切近原意的继承与发展。其他各家虽各承一端，然而皆终成各自之体系，于中国文化之发展均有不朽之贡献。
6、一些学子博览经典然未能跳出广杂，由博而约，乍见乍闻乡民之简朴言语、切情感悟，便极力推崇简朴与感悟，转而攻击书间与书本知识（其实这些也是个人与社会之必需）。其实乡民之简朴、感悟都是初级的。真正高级的简朴、感悟不是自然天成的， 而是学习与深化达到一定深度，然后复归自然的结果。人心必繁而后能简（高级状态的简），学然后能悟（高层次的悟）。不多怎能致简，不学如何感悟？由繁琐归向简朴，由力学归向感悟，是由“为学”跃向“为道”之过程。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峰颠，乃一物之两端，一体之两面。而至高境界是将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
7、伊斯兰教中的苏非主义教派的精神大体同于基督教中新教派的精神。任何宗教、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分裂为正统派（往往是保守派）与革新派（往往被正统派视为异端、横加迫害）。中国的儒家学派自思孟始，走向革新，至黄南雷处完成革新。
8、中国文化也分思想、行为、器物、制度四大内容与层面。此四大内容又因社会分层之异差有所不同，具体说中国古代文化又分为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三种子文化还可细分。这是庞大的学术问题，无力深究，而能承些巨任自有其人。另外时下横行九州的文字垃圾化也当前研究批评之重要对象。从前见到一历史学家将明亡之因归咎于心学（王学）后学偏离王学正轨（知行合一）而陷于浮谈，将清道光年间洋人侵中华清国无力抵御之因归咎于乾嘉考据支璃破碎之流风，总觉得这样的追因对知识分子不公平。最近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方觉得上述之归因基本上合情合理。知识分子本是社会中文化知识、管理能力的拥有者，理应充任推动革新或领导的前卫。但是明后期的知识阶层大多虚浮，一虚浮便滑向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为追逐私利而卖身投靠奸相、恶宦、东厂西厂，于是本应承担社会改新之力量不但推卸了此责，反而站到了人民利益与下层革命的对面，为虎作怅，压制任何改新之细芽，遂至明末社会日益溃烂，最后若大之中国连抵御一、二十万清兵的力量都没有。固然明王朝之专制度应负大责，然而当时大多儒生不但不设法改新王制体制反而充当其祸国殃民之帮凶。如此说明要知识分子应对亡国、对劳动阶级甚至全体民族沦为边地落后部落的奴隶应负大责，是没什么不妥的地方。清朝后期乃至于整个历史过程知识分子，都应对国家之兴亡、社会之贫富、人民之苦乐，负担不可推卸之大责。这也是文化史当深究之一大问题。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乍阴乍晴
前天晚，一昆山籍同犯持余秋雨著《文化苦旅》一书，来找人调换阅读，并连声称赞：“这书蛮好！这书蛮好！”接过看其自序的首句，又联想到在一本旧《收获》上见过作者的签名，遂生怏怏之心，丢在一边。片刻之后，随手翻阅数页，见洞庭湖篇、天柱山篇，一目十行，觉得不坏，然后又搁在一边，心想读完《张承志荒芜》，然后再读余氏之书。 昨天晚饭后，先读余氏自序，感到应该仔细读遍。于是孜孜阅读。读毕第一篇，感到于众不同；读毕第二篇，感到大家风范；读毕第三篇，掩卷叹服，心想：此公小品文，五十年来，大陆小品文（Familiar Essay）苑之魁首也。于是欲罢不能，一连阅读到《贵池傩》，方才入睡。其间边读边想，心得如下——
公思想深邃，深入浅出，博精通雅，深得中庸之道，可与梁实秋、林语堂并肩而传世。 此公真正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行文不温不火，不疾不徐；深得文法之行文要领，透出中庸之功夫。文章无洼疏气，表述（客观描绘）之简洁精致，表达（主观道白）之切情切理，描述之优雅意深，均堪为文学之旌旗。而其谴词达意之精确，对比反衬之娴熟，直可与雨果同列。卓然大家之名，当之无愧。 此公与张承志各有特色。公文崇尚理性，汉学功底甚深，景仰中国文化，持论中正公允，张氏推崇感性，也兼博知，景仰回教（宗教精神），持论多立于一端。张氏可为师、为友、为同学，余公可为师、为友、为邻人。皆时代之俊彦也。 今早五点五十起，坐于廊道下，读余氏书。七点多昆山籍同犯来，我立即告之：“此书为五十年来散文之最，且前天之出言草率，今已深愧矣。”该同犯四十余岁，小学文化。又连声说：“我看过不少散文，都没他的好。”
半月前常浮现脑中的一些思绪复又翻腾——
要以天下人为师，一要以当代所有人为师，其一技之长便是先生；二要以古往所有人为师，其长短成败足充无声师长。《尚书》曾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向谁问？向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讨问，向古往今时所有文化精英讨问，向全人类的劳动阶级讨问。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合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强调的不仅仅是学人之长，而是效人之善，发展了“好问则裕”的倡导。反思自己，竟以一目所见，作为依据，草率浅浮之习未绝，当深以为戒。
上午动笔。中午监狱例常查监。晚动笔，至十二点零五分止笔。
九八年元月一日 星期四 晴暖如春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