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的构成
谁是主体？对于人类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与个体的集合体就是主体，或者说主体就是我们每个人以及由我们每个人组成的群体。
主体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要先从宇宙起源谈起。最初宇宙一片混沌，老了名之为“道”，《易传》称之为太极，大概古代思想家不愿意过多地纠缠于宇宙源头的具体所在，故而靠长期的观察和悟性，将它抽象地称呼为“道……”太极“。现代科学的发展，虽然借助了大量的古人所不具备的工具和积累经验，但对于宇宙源在何处仍没有十分明确令人信服的定论。但是由浑沌而气化、而星辰天地、而金木水火土的过程，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便是这万物中的一种特殊存在。人是宇宙自然衍化中的一种产物，人离不开外在的产生它的自然环境，这就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本身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
但是仅仅从这方面考察主体远远不够的。主体（即人）与其它种自然存在有极大的区别。荀子将人与天地万物的差异表达得非常完美——“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的意思是——水火等自然界无机物具备气（物质的基本成份，现代人称这种物质基本构成为分子、原子），但没有生命的特征；草木虽有生命的特性，但没有意识、知识的能力与活动，禽兽等动物虽有一定的意识、知识的两方面的能力与活动，但不具备道德意识与能力（即不具备道德责任感、制定道德法则与实践道德的能力）；由于人具备宇宙中其它种存在不具备的高级智能，因此能很好结群制定规则、构造社会秩序，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人又具备了其它万物所没有的或不能与之相比的道德属性。
虽然现代比较心理学证明一些动物也具有一定的道德能力与社会性，但与人类相比，还很低下。普遍动物身上自然性占优势，人作为宇宙之主体，社会性是主要属性。在人的身上，虽然自然性永远在运作，但关键时总受到社会性的节制。主体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间，离开特定的时空谈主体，不免坠入泛泛而论与形而上学。主体创造了特定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总和构成了主体的全部性。但更重要是主体的这种历史性，因为它是主体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改造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体与历史通过语言、文字、各种工具、建筑等等文化手段，或产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手段，完全透渗到了主体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过程之中。
而其它的动物不过是它们先辈遗传基因的复制品，它们与死去的先辈基本上没有什文化上的联系。因此主体这种历史性是有别于其它万物的一大独有的特征。
每个主体或每一代主体除了与自然、社会、历史有割不断的联系，又必然具有现实性。主体现实性也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它集团、群体、民族的内容，或者说，横向比较时，世界上每一个不同的主体，其现实性（即主体现实中的精神世界与物质活动的全部内容）都是互不相同的。一个南方人与一个北方人有区别，一个农村人与一个城市人有区别，一个劳动者与一个管理者有区别，一个藏族人与一个维族人有区别，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欧美日人有区别。将这里所有的“一个”换成“一群”，道理上仍然讲得通。主体的现实性对于我们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就是现实的主体，改造世界，决定历史走向何方，决定我们的后人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多少文化遗产，完全取决我们自身如何建设主体的现实性。
主体又具有民族特性。不同的民族深受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强而有力，使得不同民族的相互间的特征差异很大，这在传统的落后的相对封闭的地区与时代，尤为明显。即便在现代世界，主体的民族性仍没有消失，仍顽固地生存着生长着。
然而主体的国际性（即人的世界化）现象方兴未艾。人类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在克服地区性、狭隘性、一直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交往，或者说一直在克服空间上的有限性，朝时间上的与空间上的世界化以及文化上的世界化方向发展。现代世界，由于交通的日益发达，由于传媒工具的日益先进，整个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里的主体，无不深受世界文化的影响、感染与制约，致使主体的现实属性中，国际性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具主导性的倾向。
主体是人或人群，它具有一系列属性。离开主体就没有这些属性；离开这些属性，就谈不上还有什么主体。无边无际的时空总和－宇宙中，气象学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地之和－自然中，人群以一定的关系和法则结成的社会中，任何载体都具有一定的属性，任何属性艘是一定载体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失此即亡彼，失彼即亡此，二者是绝对同一的。主体的属性与主体的结构（躯体与群体）同样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共生共死的。
主体的结构显然由几个成份组成，首先主体是生物体，其次主体是社会的成员，即是个社会体。此二体赋有三大要件－精神世界、活动能力、活动形态。主体的精神世界是宇宙与自然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它由大脑（精神中心处理器）与一系列附属的感觉器官、感觉能力组成，能看、听、闻、触、记忆、类比、分析、综合、判断、选择，一句话它有独特的思想能力。主体活动的潜能是很大的，无论哪个个体，只要生长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之下，他便能学习、思考、制定计划、制造工具、用工具来从事各种事务、制定规则然后在实践中予以遵守和执行等等。之所以说这些潜能是主体结构的要件，是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只有主体能发展这些潜能，使之成为创造工具、改造自然、创造规范、建立社会的现实活动，而其它动物并不具备这些潜能，放在同等条件下，它们绝无可能发展到人的现实水平，就好像种子落在土里，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石头、鸟蛋埋到土里，就不能取得这样的发展一样。因为种子具备那样的潜在可能性，而石头鸟蛋则反之。
主体除了具备其他生物的生物遗传功能外，还具备追求更幸福生活的潜能以及为这展开文化活动的功能，并由此而进行各种文化活动－制器、耕田、开山、捕渔、采矿、养殖、造房、筑城、纺织、制衣、从事贸易、进行科研、举行学术交流、出版各种书刊、建立通讯网络、建立电脑联网、将飞行器送入太空、制造社会规则，选择社会架构等等，总之进行下列文化造创活动——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制定规则，构建秩序；建立学校并发明印刷业，推进知识与经验热带传播。主体这种活动形态的广泛性、系统性、高级性是主体构成独有的成份，是其它任何类型的存在都不具备的构件。
二、主体的需要
主体的需要其实是主体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必然内容。主体与需要是分不开的，需要是主体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天能、极大的内在属性。需要生存才有了各种实业；需要安居，才有了农村和城市；主体有分工和协作的需要，才产生了社会结构；主体需要有序地共存，需要防止社会陷入混乱，因而创造了各种规范。总之需要是主体展开精神与物质活动的原始驱力。需要－思考－创造－满足－再需要－再思考－再创造－再满足的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与全部归宿。这种循环的运动，由于人类自身的创造潜能具备自新能力，由于历代的经验积累，总的方向是朝着更高级的文化文明状态推进的。
主体的需要大体可分为两种类：第一类是原生的或曰基本的，第二类是派生和与现代的。吃饭、穿衣、居住、安全、交通、交往、生育、求知、娱乐、审美是第一类需要；伦理（具血缘关系的人际间的规范）、道德（社会群体的公共行为规范）的需要、荣誉成就的需要，发展系统的科技的需要是第二类；第一类与第二类又有着不可绝对分开的内在联系，二者是一种事物的二端，就是原生的与基本的需要中也包含着派生的与现代的需要的原型，而派生的与现代的需要也必然包含着基本的需要。比如原始人有求知需要，从那里产生了最初最简单的科学活动，而现代人科研活动不过是原始人性中求知需要的高级化罢了。之所以说有些需要是基本的，意思是离开这些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将面监着种族的灭亡；而说另一些需要是派生的与现代的，理由在于离开对这些需要的满足，人类照样能够苟延下去，但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类需要，人类才能不断地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大踏步地行在不断创新之道路上。此种第二类需要的重要性甚至更加不容忽视。
需要必须经受道德与法律的衡量与审判。超越一定社会规范的需要，就是不道德的或非法的需要。因为法律有阶级性质，因此有些需要虽然与法律相左，但并非不道德，因此道德法庭即人类的良知法庭是需要的终审法庭。一般超过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的需要叫做贪欲。贫欲对人类整体的共存共荣是有害的，因此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种文明，都一致地反对贫欲。中国古代宋朝的理学家高喊“去人欲”实质便是对贫欲。现代青年在认识需要、评价需要、满足需要的活动中，一定要站在道德的旗帜之下，分清正义的需要与不正义需要的差异，理直气壮地反对贫欲，并与之作不懈的持久的坚定斗争。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主体存在一天，这场战争便一天不会结束。
主体的需要一直处在历史变化过程之中，随一定的客观、主观的情势而变动不居，需要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既有其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相异的一面。相同的往往是形式，相异的往往是内容，譬如同样是居住，古代的村居与城市和现代村居与城市的内容大有不同。另外有些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是正义的，但放到现代社会中，就变成了不合理的与非正义的需要，如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革命排满的需要在当时是正义的，因为满清统治实行封建压迫，民族压迫，使我四万万同胞，时时处水深火热之悲惨困境，革命排满是要实现民族的平等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现在若要提排满，就是大笑话了，因为现在满汉一家，如同兄弟。各个时代的自身诸种需要之间，有轻重缓急的区别，如岳飞抗金时，社会的重大需要是收复中原失地，驱除外寇侵略，解放北方人民；在本世纪初期，由于数千年专制实行了阶级压迫，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的对立十分尖锐，对主体而言，以暴力革命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就是重大的需要；在另外一些时期，发展经济与科技，推进教育实业，又成了重大的需要。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灵活机动，紧抓机遇，分清主次，全力去满足当今社会的重大需要，是万分迫切的任务。每个时代还会产生许多新的需要，我们必须考察它们的道德性，衡量它们的轻重，区分它们的缓急，然后选择重大而又急切的需要，作为努力奋斗的重心。我们目前时代的最重大最新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必须铲除中共保守派把持垄断的一党专制。
总之需要是一定时空里的特定主体的需要，在科学尚未发现绝对法则的时候，我们不能否板地照搬书本或教条企图用某个现成的公式或某种永恒的程式去一劳永逸地满足主体的需要。目前的时代有哪些需要呢？可以说以往一切人类社会的需要，当今时代基本上同样具有，或者说原生的与基本的需要，派生的与现代的需要并存于当今时代。但是突出的是发展经济、科技、教育，而这些领域的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改革，即铲除极权主义政制，建立民主政制。
作为社会主体的重要部分的现代大陆中国青年需要是什么？可以说很多，但重大需要是建设自我，积累财富，参预变革。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应该以时代的重大需要为自己的重大任务，也可以说主体的第二类需要必须紧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应该在变化多端的情势中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身的素质，鼓足变革的勇气，为满足时代的需要而努力奋战。
三、主体的活动
主体为了满足一系列需要，必然要展开活动。活动是主体最经常性的内容，无论从个体还是从群体看，主体的现实形态就是需要与活动的统一。离开活动，主体就无法生存，因此活动不但是满足需要的具体手段，而且还是主体自身最重要的规定性。
活动从方式上看，可分为求知活动与务实活动。求知活动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直接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实践、分析、推理、记忆等手段将有关于事物的道理装到脑中；务实活动（即实行、实践的活动）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以制度创新为又一重要目的。前者的直接目标是将知识应用于各种物质材料上，使之变为有用（有益于人类）的工具与物品；而后者是要建立更符合人性的制度，以便人类生活的更加幸福。按其本质而言，求知活动也是务实活动，不过是间接一些的务实活动罢了。
中国古代人所说的知与行，现代人所说的理论与实践，讲的也就是求知和务实的事。求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离开知识，人类许多个别经验就无法上升为一般经验，人类就无法以各种材料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工具，就无法针对各种不同的困难、问题，找出具体而有效的解决措施，更无法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人类改造自然建设文明是从求知处起步的。怎样求知呢？《中庸》讲得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将把握真理、取得实效视为统一的过程。就是以科学为指南，仍离不开这个统一过程，一旦偏离，就会发生偏于一端或互不衔接的分裂状态。博学之，要求我们广泛地学习一切能接触到的文化遗产；审问之，要求我们对所学之知识（推理、结论等）反复设问，以求融会贯通；慎思之，要求我们认真慎重地思考所学的道理；明辨之，要求我们清醒地区别有用的知与无用的知识，区别真理与廖误，勿为表象迷惑；笃行之，则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仅求书本知识之层次上，而应切实地将知识运用于务实活动之中。求知之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自己的品格建设（也称人格的建设）。《大学》中三纲八条如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为三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条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以天下平。”（此为八条）后人将格物（认识客观世界）致知（掌握知识）诚意（端正做人做事的踏实态度），正心（确立正确的健康的精神境界以及大无私的人生观），修身（建设健康全的躯体与灵魂）、齐家（将家庭建设成为模范家庭）、治国（以仁政将国家建设为民富国强之政治实体）、平天下（使整个世界和平富足、人人幸福）等八点称为八条。《大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求知、建设健康的人格与为天下造福联系到了一起，“修身”就是建设健康的人格、健康的躯体。这种系统地申述人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普遍的和平与幸福而奋斗的学说，对我们现代青年建设自我为民服务，仍有航灯性的作用。或者说我们现代青年在建设现代型品格时，必须从古今中外包括《大学》在内的思想中吸取营养。
务实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务实活动，知识才能转化为工具、财富和优良的制度，才能有助于改善人类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水平，所有个人的，他人的，历史的，现实的，群体的，社会的，本地的，外地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运用；没有务实活动，人类以往全部知识只能停留在书本符号的状态，成为死知识，只有主体积极地活动起来，通过务实活动将知识化为活知识，化为工具、财富、优良的制度、更好的精神产品。比如，就营建大楼而言，仅有一张图纸还不行，若无人去从事材料采购、组织工程队施工，那张图纸不过废纸一张而已。只有经过后来的一系列的务实活动，设计蓝图才能与物质材料、劳动力、技术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转变成有用而美观的建筑物。孔夫子也有说得对的地方，他说：德才兼物的人是不说空话的，是非常善于务实的。他的原话是“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孙中山是个伟大的务实主义者，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民主化事业，因为他明白只有民主才能富民强国。
怎样务实呢？以为民服务为宗旨，以科学、民主为工具，铲除畏难情绪、铲除贪欲恶念，切实地实行每一项能增益大众幸福的活动，是我们现代青年务实的必经之途。知行并重。即求知与务实一并重视，是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我们先辈中的社会精英，大多是知行并重的，并在理论上有所总结。《中庸》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贯串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由此可见古代的思想精英将广博学习求知、反得地疑问、仔细地思考、心明眼亮地辨别是非等与切实地行动起来贯串在一起，强调了求知与务实的不可偏废性。
求知与务实并重是普遍的道理与法则。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史证明了的不可丢抛、轻视的定理。然而这是对人类或许多人的一生，从整体角度而言的结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等，在任何时候，求知与务实都绝对的同等重要，没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分。事实上，由于整个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无时不处在变易之中，因此有时求知的重要性显得突出，有时务实的重要性显得突出。当主体知识不能满足务实之需时，就应集中精力投入求知活动，但这种投入的目的最终的应是为了更好的务实。当主体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有许多急务不予以完成时，民众、民族、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主体就必须以务实活动为人生或社会运动的中心，但这并不是说此时就不需要知识。恰恰相反，此时仍需要主体自身克服困难、对稀缺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努力弥补知识上的不足，通过人际间、群际间、国际间的分工与交流协作来充实自己的力量，以便更好地完成务实活动。当今是科技日新月盛的时代，各种专门化的科学领域与务实活动中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不是人人都能在短期内迅速把握的，这就需要主体更好地注意人际、群际、国际间的分工与协作，化所有力量为增益大众幸福的工具。
四、主体的价值
主体的真价值在于把握真理、为人类造福。主体的价值具有独一无二的尊贵性，试想没有主体活动于宇宙自然之中，没有主体的特殊机器－大脑的特有的意识统理功能，宇宙与自然中一切存在都只是刻板的或混乱的没有意义的物理性运动。只有在主体发挥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活动于宇宙与自然中后，宇宙与自然才显得富有生机，富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可见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主体获得了特有的尊贵性。中国古代的先哲充分地认识到了主体的尊贵性，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有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孔子说：“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孟子说：“人人皆有贵于已。”（《告子上》）当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时，已将主体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认定天地万物不过是主体的活动舞台而已，是替主体活动准备的材料而已。荀子也高度地赞扬了主体的高贵性，他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中》）
主体的创造性靠主体自己开发，主体的高贵性靠主体自己宏扬。勤奋刻苦、努力向前、不畏艰难、追求真理，为民服务，是扩大主体的创造性、实现主体的高贵性的动力，离开这些动力，主体必然停留在非常粗糙的低级水平之上。孔子的“人能弘道”，现代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一方面主体具发现真理、传播真理、笃行真理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具有扩张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与高贵性的能力，而这二者又往往渗透于主体的连续不断的建设自我、改造自然的活动中。现代青年不要希求在共党队伍中弄个官做然后不劳而获，不要希求整天呆在游乐场所、呆在宴席桌边，终日懒散地等待主体的高贵性与创造性自动喷出，那样无异于守株待兔。要想真正地弘扬高贵性与创造性，必须勤奋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积极参预现代科学实验，用现代科技武装自己，更重要的是应大胆投身于反对专制的争取民主的民运活动，在为民服务与造福人类的活动中不断展示人的高性与创造性，并不断地将它们提高到新的境界。
五、主体的使命
主体的使命是主体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第一使命是有效地道德地满足群体需要，第二使命是充分地实现自身潜能（即自新潜能与创造潜能）。第一使命是为人生终极的目标而工作，第二使命是为了实现第一使命而做的准备工作，二者相辅相成，同时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满地实现。
为了有效地完成第一使命，主体必须将科技置于道德之下，即在积极地运用科技造福人群时，不能忘掉手段与道德的道德性质。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使命，实现自身潜能，主体不但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具备与日俱新的潜能，更重要的是应该在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创造性，来实现内在的潜能，积极地投身社会活动是主体实现自新潜能与创造潜能唯一的途径。离此道路，主体的二种潜能，注定要自生自灭，就象种子离开土壤、水份一样，其胚胎就无法发育成禾苗。
综上所述，可见主体由生理结构和精神世界共同组成、生理结构是其生物性的基础，精神世界是其社会性的基础；主体赋有需要与活动的禀性，能够自新，能够创造，其价值的尊贵性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其使命是更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和实现全人类的潜能，而且只有积极地活动才能完成这二个使命。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活动几乎成了主体的全部内容，是它的构成、它的需要、它的价值、它的使命。而有道德的活动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活动，目前对于大陆中国青年而言，最大的道德活动是铲除极权主义的堡垒，即铲除邪恶的一党专政。
杨天水93年春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