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机关头，为了用他们自己的理论思想和价值观念支配政策，知识分子就对现行的制度提出诘疑。六十年代早期，因为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一群德高望重的，相对地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毛主义的政策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期，一群年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回击了这场挑战。七十年代早期，随着文化革命的政治动乱，同样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与激进派的反击又一次发生。知识界的斗争者形形色色，有的是改良分子，有的是革命分子，但是他们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他们原先在西方古典文学、历史、文学、哲学诸科训练有素。他们人数微少，与其说有数千，还不如说有数百人为宜。他们是知识阶层中一个变动的政治上敏感的部份，他们具有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王朝时代异端儒家书生的传统。他们更多地乐于传播一系列思想理论，而不是乐于践行一种信念。
把这微少部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区别开来是公开发布政策文件的责任。甚至那些企在提高他们政治地位的人也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道德良心。虽然他们观点相左、立场互异，但他们的智力劳动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出社会的缺陷，以便于改革整顿。他们的活动舞台——科学院、报刊杂志社、创作领域——在权力的统辖之内，但他们对中国政治下权力关系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绵延于大跃进与文化革命期间的政治论战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表述观点的机会。政界领导因这些论战而分化成宗派，后来，这些宗派在他们的斗争中得到了知识分子集团的支持。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集团的利益与那些他们与之联盟的政治宗派仅仅部份地相互一致。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的政治派别，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领导下，接受许多官员的控制，这些官员对党治与计划经济负有责任。与这个官僚机构结盟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分担官僚机构的委托事务，但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不同，他们持久地关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传入中国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中国传统的仁学价值观念。因此，他们除了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具有西方意识即关注智能与信仰自主的“自由主义分子”，而且他们还是具备中国传统意识即寻求通过在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的架框内百家争鸣、改善现行制度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的许多建议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的功利主义背道而驰，这种功利主义表现在注重封闭的组织和僵化的管理。
依附于中共主席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派别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分担毛分派的踏实地凭意志力量和改造现实的革命意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他们也具有毛的民本主义信念：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进程中，群众，一旦被动员起来，可以克服所有的阻障，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但是，与激进派知识分子坚定不移地维护这种唯意志论者的地位相反，他们的政治靠山对此态度暧昧，官僚机构领袖的宣传口径，即使是在毛最激进的时期，也准备立足中庸。
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二者利用政治宗派主义的机会，不仅是为了支持他们政治保护人的事业，而且也为了经由领导所不愿的途径制定政策。在某些短暂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集团可以表达他们的思想。不管怎样，当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的实践相距甚远和激起反对派走向行动时，他们立即就会遭到阻拦。
知识异端的传统先例
知识界异端分子同政治领导联合一起，而且他们的观点恒常地与他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相互衔接。老一辈知识分子可能自觉地效仿历史上的先辈。但那些对传统了解甚少的年轻知识分子的行为可能无视或早以意识到这些先辈的作用。如同西方，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彻底的屈从到彻底的隐退在政治系统内参预政事。直到二十世纪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具备接近官位途径的儒派书生，这些大多数支持现状。然而，在一些场合，这些书生既参预他们的政府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因为这些书生是优秀的统治成员，所以那些持异端见解的人常常靠向权力中心。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界的后辈同样在一些时候拥有官位，以致于他们时常批评官方政策。
半公开的异端被和传统的体制联系在一起。对于不同层次的掌权者，儒家学说的核心是有责任在政府偏离儒家理想时仗义直言。与西方不同，儒家学说不从法律上确保一个忠诚的职位，但它从意识形态上认可职位。因此，在书生对现行政治权力的忠诚与他们自身信念的忠诚之间存有不安的因素。因为许多政权并不经常依赖儒学生存，所以一些时候书生们为了倡导用应该的替代已然的，就冒着被惩罚甚至是丧失生命的危险。他们常先根据儒家的矫正理论可以率导调整政策的信条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进行批评。书生的批评偏离理想的责任感和意识形态的变更，是政治变更的前提的信念也是书生现代后辈的信条。即使是看重经济变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想念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观点的表露会引起政治领域的变更。
书生并不想作为宗派的成员活动，而是想作为个人活动。一个派别为了观点而战斗的声明被看成是从事分裂。既然宗派的左翼从没有形成专门性组织，那么书生就缺少有足够权力实施影响的专门性团体或自治的组织。还有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群体集结到一起，非正式地发表与政府相异的观点。十一世纪时，宋朝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基于共同原则的书生联合颇有兴趣。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历史地阐述了听信书生群体批评的帝王获得了成功，相反，禁锢书生的帝王遭到毁灭。十七世纪，清朝期间，学者黄南雷为阐述各种各样观点的学术中心辩护。他这样做并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因急于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最终是非取于学堂的学者一？哲人，他们是真理的鉴护人。”形成于共和国的一些异端知识分子群体同样看到了他们的职责即指引中国沿着它曾偏离的正途行进。
既然异端书生群体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确认权利，没有专门性的机构场地，他们就不可能获得重视，除非他们在权力机构中拥有盟友。当书生卷进政治斗争之中时，这种结盟在宗派斗争的领域里，最容易发生。因为书生被看作是需要领导的人，所以政界宗派把他们作为帮手而加之利用。共和国的宗派斗争同样为知识分子提供被重视的机会。当政界领袖忙于宗派斗争需要他们的才智去寻求支持时，知识分子群体公开地表现自己。在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的联合过程中，激进的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书生先辈一样，发表异于现行传统的观念，一些时候，甚至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的观念也大相径庭。
书生群体为中国的灵魂新生而一起工作，叫做“清议”，通常出现于中国陷入经济和政治患难或一系列危机之时。这样的患难和危机事件唤醒了书生努力地形成组织，揭露那些他们坚信官僚机构或帝王未曾恰当地处理的政事问题。他们在意识形态的谈论中发表他们的政治批评，并且为了改变现实考证过去的思想。这种清议运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患难时期的非正式的知识分子组织而言乃是始俑典范。
七世纪早期的东林党运动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就是这样的一种。明朝内忧外患甚多之时，一群书生汇集于东林书院，目的是振兴公共道德，他们确信公共道德早被那个王国毁弃丢尽。他们运用信任、小册子、讨论会，扩展他们的思想影响和争取同道者。尽管他们具备信仰上的联系，但他们的一致性与其说是地域性质的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知名学者带来了一大批徒生和朋友。开初，东林党的活动是哲学上的非难，尔后，恰逢朝廷内一场宗派倾扎时，演变成为政治上的非难。有一个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派别把东林党作为一个方面的支持的力量拉入政治斗争。这种运动结束于1620年，是年，东林党和他们的靠山被清除出政府。如同他们的后辈，东林党的失败原因是：先是从意识形态，后是从哲学上入手的途径，缺少相应支持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另一次的发生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晚期的清议运动，早已具有共和国中特别是与毛联盟的激进派和知识分子批评的特征。象这些激进派一样，晚清书生群体由年轻的在人文科学方面训练有素的知识官僚构成，他们处于中下层职位。他们也因为了获得晋升而卷入新老二辈的冲突之中。由于政府官僚机构中老官员的阻碍，那些机会与他们遥遥相距。他们也敦促他们的君主光绪皇帝，在高级职位上选用新人。他们运用可能被他们激进的后辈运用的言辞宣称：“如果我们不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富国强兵，但如我们不用新人，我们就无法改革。”而且他们也坚信中国需要精神革命，以期解决这些问题。当皇帝在与太后和老官员的斗争中把他们纳为盟友时，这些书生获得了决策途径。同样如此，当毛利用他们与党的官僚斗争时，激进派知识分子也获得了决策途径。清议书生，同样象他们的激进的和自由的后辈一样，在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人的冲突中最终发现了他们自身。要求帝王或迟或早作出折衷让步的压力在帝王和帝王的理论上的知识盟友间凿出鸿沟。
甚至书生所运用的影响政策的战略手段在共和国也有其摹本。毛在1962年曾宣称：“为了推翻一个政权，我们必须首先大造公共舆论，并且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哲学方面的工作。”他往昔的先辈也坚信为了贯彻政策，赢得公众的意识方面的支持尤为必要。如同那些决策者，书生也运用他们行业的工具——论文、哲学争论、历史解释、文学批评、诗歌和戏剧——去影响公众意见。19世纪后期当西式学问、报刊发展起来时，他们所寻求施加影响的公众范围扩大了：从知识官僚中的优秀分子到学生、教师、厂主、包括农民中一些能工巧匠。这种更为广泛的公众的辨别力同样是自由的和激时的知识分子的注意中心，他们为了影响更多的听众，既运用了传统的也运用了现代的传播渠道。
在共和国，甚至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所使用的隐讳的言语也类似于过去时期所曾运用的。因为意见一致是维护中华政权的合法性的需要，所以，人们就拐弯抹角地讨论和微妙地争议有争议的问题，目的在于不完全推翻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网罗党羽。另外，因为毛象旧时代的帝王一样，中共象封建官僚机构一样，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力和超凡的感召力，所以批评在没有伟大的个人牺牲时，不可能直接地与他们对抗。间接的手段减少了批评的的危险。所以，中国有一种寓言式政治批评的传统。这种间接的手段，被叫做“指桑骂槐”或“含沙射影”（killing the rooster to warn the monkey）以讨论别的历史时期或一种抽象的哲学要领为名，隐讳地指责政权。举国上下（population），特别是书生，被迫在字里行间研究异端言论政治的寓意。政治评论也各有千秋地隐藏在迂腐的言论和道德修辞之中，这些言论修辞并不是从特殊的问题出发以致于涉及到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书生们的现代后辈灵活地运用了这些传统的方法。甚至在更大的要求一致的压力之下，他们也是阐幽发微（nuance）、象征和引喻的制造家。他们的言辞抽象多于具体，普遍性多于特殊性。他们也把他们理想掩藏于思想意识、哲学、文学和历史的博学的讨论之中。他们既运用马列著作，也从浩瀚的中国经典之中挑选根据，借以巩固他们的职位。象他们的先辈一样，通过对思想意识微妙的再释，表达他们的非正统的见解。他们的言辞晦涩诘奥，转弯抹角，一些时候难以捉摸。
这些异端分子的方法并非中国特有。在君主制国度里，到处被运用。沙皇俄国和苏维埃联邦的知识分子，象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运用影射，寓言式言语，托古等办法去表达他们对官方失道的憎恨。中国的显著特征是不仅仅异端知识分子为了与检查机构周旋而运用这些手段，就是高级官员也同样运用这些手段。甚至公开冲突的倡导者毛，也用半晦奥的格言传达自己的见解。政治领袖同他们的知识界的盟友一样，惧怕公开的冲突使政权倾覆。除了文化革命这一个极其显著的事例外，毛主义者和党的官僚都企图维护一致性。如同在传统体制里一样，他们运用这些迂回曲折的手段目的在于防止派性活动导致政权分崩离折，并且为了政策争议提供一个途径。
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五四运动的承继者。五四运动因一群学生在1919年5月4日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腐败政府而得名。那场运动一直延续了二十年，以知识界反对传统孔教体系的批评掘起和西方思想观念对中国的渗透为标记。那些卷入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是他们时代最活跃伶俐最感觉灵敏的发言人。他们不仅译介重大的事变而且从理论上为推翻旧制度铺路搭桥，为1949年的革命变化准备了媒介。同样如此，自由的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著作言词看作是与社会的政治的敌人作斗争的工具和改造政治思想的工具。
不管怎么说，在某些方面，自由派比激进派更直接地与五四时知识分子一脉相承。因此，激进派，象他们的清议先辈一样，追求恢复基本的原则；自由派知识分子，象他们的五四先辈一样，追求基本的变更。自由派认为毛的革命原则已不再适应急骤变化的复杂的社会。他们企图把中国引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里的指导原则将是实用的经济惯例和技术的科学的管理的技艺。
自由知识分子要求某种程度的知识自治，更多地也归因于五四运动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价值观念。二、三十年代，一些未入仕不依附任何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组成了强大的学术和文化组织团体。尽管他们把他们的目的描述成是为了促成中国政治稳定和团结，但他们仍把他们的活动视为自由的独立于政界控制的活动。甚至那些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象中国杰出的作家鲁迅一样，坚信知识自治。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仅归因于政治一统权威的崩溃，而且也归因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并不同于西方类似的运动，特别是不同19世纪的俄国，五四知识分子遇到冷漠疏远。尽管站在他们和他们国家位置上看令人绝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一撅不振。他们坚信他们能够振兴国家、富强中华，同时他们的确把自身奉献给了社会和民众。因此，除了政治委托以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传统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的参预者。
二十世纪，近乎混乱的头几十年中，知识分子还可以集中在上海、北京的咖啡馆、出版社、书店和杂志社相对自由地公开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共就发动运动，以马列主义和毛思想为准绳训导知识分子，并强迫他们遵循中共变化莫测的政治路线，1949年的共和国建立后，此举变本加厉了。不管怎样，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非是简单的压制。因为党决心建造一个工业化社会，所以避免产生窒息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创造性，乃是当务之急。因此，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途径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强迫他们信守僵化的教条；另一方面，它努力地激励他们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不断创新地工作。
这些矛盾的结果造成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循环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压制和适时的相对宽松期之间振荡。历次循环有所不同，历次变化部份取决于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事变。这种振荡受他们自己的辩证法左右钳制，因为当局想方设法在正统的反对力量和创造力量之间创建平衡。因此，50年代党发动思想再改造运动，反对不驯服的知识分子。那个年代的早几年，运动强迫西化的知识分子倾向苏联，1955年的运动中，把异端左翼作家胡风和他的同行作为消极榜样对待；1957年后半年的反右运动中，把批评党的政策的知识分子攻击为“右派分子”。但当知识分子变得懒于工作时，党便结束运动，并给予一个相对宽松的间歇期。1956年的宽松和随反胡风和名为百花齐放的运动之后的1957年的上半年，其时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影响深远。在那些间歇期间，党称道知识分子于中国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党甚至坚信放松控制能够促进知识分子的活动，鼓励对名为干部的官员的霸道蛮横作批评。但是，每当知识分子不仅是对于干部而是对党的至高无上的控制提出挑战时，党便立刻发动另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压制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这种循环往复的政策延续于六、七十年代，但这些年中，异端知识分子做出了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在宽松的早期，知识分子在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的私下申明中，如同在墙报上、非正式的小册子里和自发的示威游行中一样，曾私下地非正式地迅速地发表过批评。六、七十年代，自由的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求助于传统的中国实践：和政治宗派结盟。与政界保护人联盟给他们提供了官方支持下，在更为持久地的时期里，在拥有更多的听众的情况下，公开地利用传播工具发表见解的机会。
这种模式也非中国所独有。例如，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和苏联异端作家就是为了对抗斯大林分子而结成非正式的联盟。得到可以正式攻击斯大林主义的罪行的权利后，苏联作家也要求有权公开批评其它的政治罪行，赫鲁晓夫立刻否定了这种权利。苏联官方传播工具继续出版微妙地批评苏维埃制度的文艺作品和编写戏剧。但与中国不同，在苏联，主要的发表异端见解的途径是跳出制度之外，在地下或国外出版。在共和国，尽管地下刊物日见重要，但在六、七十年代，新异的观念欲获听众的主要途径如同往昔一样：与行政机构中的政治宗派结盟。如同过去，这种传统的手段具有异端分子准官方形式的特征。
自由派知识分子激进派分子之间的冲突
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是党的领导和围绕着政治宗派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的分裂的动因。大跃进是毛的计划，他的计划是通过群众动员，唤起革命意识，迅速地把中国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他想在国内普及自我维系的公社，以作为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准备。他抛弃了他从前的渐进经济发展政策，追随苏联模式，无视马克思曾申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所必需的经济发达的先条件。
党内的一致性和知识界的一致性不仅因大跃进政策，而且，更多地因中国应如何发展的众多见解而崩析，政治宗派和知识分子团体基于对中国发展途径看法类似上，形成联合。毛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把党看作是为了实现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目标而献身于无止境斗争的革命的思想的力量。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领导下的党的官僚机构和自由的知识分子把党看作是和技术界精华携手工作的，渐渐地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推动力量的组织团体。
两群人一致认为革命需要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更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党的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坚信这种变化将起源于的技术的领域，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基础结构的领域；相反毛和激进分子坚信除掉意识形成即上层建筑的转变作为先导，变化便无法维持下去。党的官僚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不赞成大跃进中使用的思想斗争和群众动员的办法，另想运用更为具有功利的经济手段。相反，毛和他的帮手认为大跃进中产量激骤下降并不是由党对民众不适当的训导所造成。但是，政治宗派间的差异就是各自的侧重不同，一些时候，他们如出一辙，相反与政治宗派联盟的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的差异就是各自主要宗旨不同。
1959年，毛在内部的党的委员会中间，压制了对他的大跃进政策的批评，导致无法悄悄地解决争执。随着政策评议的官方渠道被封锁起来，党的官僚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把冲突转移到公共场所。先是官僚后是毛，每一边都网罗知识界的追随者，去宣扬他们赞成和否定的观点，为了他们的地位，去争取更广泛的支持。结果，传播渠道里不再有一个权威性的意见占主导地位，而是有几个或多或少具有权威性的和不同地位的观点并重。非正式的知识分子的联系网络，不仅把政治宗派的各方面的分歧联合了起来，而且还获得了表达他们自己特别见解的优越的机会。这些并无自主权利的仅因他们的见解部份与政界领袖的见解相一致才获得公开批评权的知识群体，不可能与他们的保护人相距甚远。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利用知识分子时，政界领袖就放松对那些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另外，有争议思想的发表，鼓动了其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宗派出来说话。结果，利用知识分子作为发言人，刺激了各种意见的争鸣。
在共和国早些时期当政治领袖为了政治目的，利用知识分子时，知识分子的反应大大地出乎当政者的预料。例如，大跃进时期，毛调遣知识分子对抗党的官员，目的是揭露和整顿官僚主义。因为毛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在意识理论上已收到信息，所以他期望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发展到批评党在大学的控制，但不能发展到批评党的自身，但失败了。还有，百花齐放不同于大跃进后期，大跃进后期领导人物的宗派活动，远没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之中毛自己的新途径的试验中，和需要恢复——在胡风运动之后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中，遇到的困难多。
另外，知识分子的反应是自发的，与60和70年代早期更有组织的反应恰成对照。
大跃进后期，分离的领导寻求具备政治方面有关素养和才智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他们的言行能够说服他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与公众很少有联系，但人文科学和文艺知识分子却因为他们的言语技巧和靠近传播工具，具备接近相对众多听众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揭露错误的概念，嘲笑圣贤，反复误输各种价值观念来影响公众意识。如同信条和辩术专家一样，他们能与他人沟通，敦劝众生，甚至可能使群众信服。这些品质赋予他们这样的机会：间接地议论那些在民主社会必被公开议论的问题。
甚至在否认传统时，异端知识分子也使用一种本质上说是传统的政治议论方式。以历史或哲学的议论或戏剧创造为名，他们向教条挑战，批评个人，提出疑问，挑明他的政治保护人无法公开挑明的转换途径。他们的著作，虽然有些时候只具学术价值，但实质上是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息息相关的。66－69年的文化革命期间领导冲突公开化，1976年毛逝世时又是如此，在此之前，这些微妙的争论是政治斗争的代理武器，争论者是那些不想面对面直接地讨论那些可能分裂党的问题的政治领袖的代言人。名流显贵之间的争论，在大多数君主制社会于私下进行，在中国却披着喻义、阐幽发微和比拟的面纱公开地进行。问题在划定的范围内允许公开地争论。尽管对争论可能并无先行安排的计划，但在走向公开冲突之前，攻击和应战的势态总是逐步升级。
自由的和激进的知识分子通常相互一致。他们大多数是西式的城市文化的产物，同时也精通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化。两群人通常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承认党的领导地位。他们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活动，如同他们的往昔先辈一样，批评他们的对手偏离教义。
虽然两群人的成员是专业协会，研究机构，党内委员会和宣传部门的成员，但他们并不通过这些正式的组织发表他们的见解。可以说，象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rdart）或中国新闻记者协会（All-china Journalists Assocation）这样在各省有发支机构和众多有关部门的协会，非常庞大而且难以运转。另外，因为两群知识分子属于同一样的组织，所以这些组织非常地宗派化，以致于两群知识分子不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作为联合体而履行职责。相反，异端知识分子根据个人的和职业的联系，根据对政治问题的相同见解而分道扬辘进入种种非正式的，无组织的群体之中。
尽管两群人在背景、传统和职业方面具有类似性，他们在从思维方式到地域、辈份和立场方面还有明显的不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首领生于二十世纪前十年左右。他们大多数在上海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圈内度过青壮年，在那里他们作出了许多企图使中国文化西方化的努力。当1949年中共执政时，他们在北京的文化部门，研究院和新闻出版部门特别是在北京市党委和党的中央宣传部拥有举足轻重的职位。
尽管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部份人也来自上海，但他们后来成长时，恰逢西方观念不甚流行，并且受马列主义的日益控制。大多数在49年以前接受教育，但尔后才得以成名。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属于文化的和研究院的统治人物中的低阶层官员，他们当中大多数以两个中心为基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所与社会科学部门。所以，此两群知识分子的斗争并不是一种因为政策而引起的冲突。然而，两群知识分子原先因为意识形态的路线而发生分裂，自由派和现代化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和科技人员唇齿相依，相反激进派和年轻的企图攀登政治阶梯的优秀分子狼狈为奸。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得到容忍，或者是没有如同党的管理机构书记处的书记邓小平那样的支持的刘少奇作出支持，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毛及大跃进的批评就不可能被刊发出来。但联系的细情鲜为人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直接负责文化部门的党的官员紧密相联。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和他于其中对文化和知识事务享有决定权的政治局及书记处一些人，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直接的持久的联系。有很多迹象表明毛及其妻江青对知识分子的鼓励和帮助。江青帮助类似这种非正式的知识分子群体，毛在60年代中期搅碎党的官僚的梦幼时曾敦劝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这两群知识分子是各自政治好友的工具，但他们参考构架和出仕的风格绝大部分仍保持其自身原貌。他们大量的著作和接近主要报刊的便利给这里非正式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扮演政治角色的可能性。
1966年，当毛在其妻江青和林彪统领的军队支持下，把代理式的斗争从知识分子争论转变为公开的政治斗争时，激进派知识分子就能从其它地方转入权力中心。他们运用他们新的政治权势，与他们在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里的政治靠山一道残酷地迫害自由派知识分子。
无论激进派仅仅明确表达了毛派观点，还是作为发动文化革命的促进力量而活动，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他们的论据、楷模和知识方面的偏好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无可置疑的。毛指出了文化革命的大体的方向，但并未给出详细的指导。他的模棱两可给激进派知识分子提供了穿凿附会之机。无论如何，文化革命高潮之际，与哲学、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和科学院有联系的激进派的支系，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比毛走得更激进而遭到了毛的迫害。如同古代一样，政治思考，包括来自军政界统治集团的压力，迫使统治者抛弃他们要求空幻的思想纯一的盟友。
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另一支——上海帮，在江青卵翼之下，此时因他们的激进主义暂时蒙受青睐，以致于当69年文化革命终结时，他们还能作为政治局的成员进入党的最高阶层。随着71年林倒台，70年早期总理周恩来负责政府管理以及文化革命中被迫害的邓小平的解放，权力分配对于年老的党的官僚又一次变成了更为炙手可热之物。当上海帮的激进派日益远离经济政治权力中心时，他们具有双重角色；仍然既是一个政治派别，又赋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他们公开地表现自己的能力，甚至是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其时，也依赖毛。他们的权力据点原先是在大学，艺术领域和新闻界。他们激进的价值观念和目标一旦远离时代主流，他们就采取传统的名为讨论的办法去影响公众意见和左右决策者.
上海帮在同行团体的城市民兵中寻求人们支持他们的政策，但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他们再次夺权斗争的主要武器是73－76年发起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运动。虽然毛没有首创这些运动，但没有他的同意和支持，上海帮是不可能发起那些运动的。恰如60年代早期，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与他们的政治支持人大相径庭的观点，70年代中期，上海帮也采取了比毛和党的统治集团更为激进的态度。由于没有他们政治保护人的全力支持，他们又被挤到权力的郊野，最终在76年由于毛的逝世而横遭灭顶。
非常滑稽，在大跃进到毛去世的期间是残害知识分子和文化日益困顿的时期，同时也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哲学的和思想意识争论的时期。这段时期，以整个社会中一些最糟糕的面目为特征。千万个知识分子被逮捕、杀害或者被迫自杀。对中国教育机构、图书馆和文化生活的毁坏需要几代人去修复。这个时期还以政治宗派活动和使得对现实众多的观点可以公开的知识分子的争战为特征，而且的确有许多不同的相左观点公开了。
参预其事的知识分子，并不同他们在西方的同行，为了发表那些与人相异的信仰，既冒职业危险，也冒生命危险。如同所有其他现代社会一样，在中国，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名符其实的公开的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时期，这些问题是：意志、经济限制、个人崇拜和新的技术阶级的作用。
这些问题是现代的，但讨论它们的法却与传统的中国政治争论的模式一脉相承。非正式的思想相投的知识分子群体走到一起去，创建能够影响政策的政治思想意识；他们在为他们的思想观念获得听众而进行的宗派冲突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运用新闻工具，学术机构，文学批评，意识形态的解释和戏剧去宣布他们与人不同的政治见解。尽管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和过去一样，与现行的政治教统保持一致，但一少部份、杰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批评方式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前人之径，这种政治批评的方式由整个中国历史过程中书生先辈创建而成。
（The end ）梅蕾．葛德曼著（Meril goddman），杨天水意译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