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狱中文选】《大学》心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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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中的“明德”意为光明的德性,即爱心与道德心,以古人语,乃仁心义心也。

性者心之本,心者性之用。欲情智德之潜能谓之性,欲情智德之实相谓之心。潜能者似胚胎也,实相者,类禾苗也。或曰性者如胚胎也,心者如禾苗也。二者本来一体,但胚胎自是胚胎,禾苗自是禾苗。同为本同,异为末异。性与心,一体之两端也。以现代人语:人的本性与精神意识是一种存在的不同阶级。

人性虽一,然人心各异,何类也?譬如麦种千数,胚胎之性同,而生成之禾苗则高低肥瘦、颜色深浅各有殊异,是本同而末异也。心为性之所发伸,性为心之所由来。譬如日月星辰乃气之紧凝,气乃日月星辰之由来,性虽相同,而后天养育不同,际遇互异,因而心(即精神意识)各自殊征矣。正如千数麦种之胚胎同性,然其后天土壤不同,雨水互异,因而禾苗果实各有不同。故而虽有天赋之智德,亦必待道之、明之、扩之、充之而后不失为善心良心。反之则为鄙心脏心矣。又如性中之智,东人西人均所固有,然汉人以之创造汉语,法人以之创造法文,智之性虽相同,智之果却大异。以此类推,欲之具相,情之面目,智之果实,德之颜貌,名之为心可,皆性之用也。心也者,精神世界是也。精神世界者,性之实相也。故曰有性必有心,有心必有性。性心连体也,二者一体之异端也。既互依互存,必相辅相成,相养相育。性滋生心,心反而制性。心之用大矣哉!大在制性,大在构想,大在创造,大在化育。心能制性,则欲得以范,情得以中,智得以从良,德得以伸张。心能构想,故评议生矣,文字生矣,要领生矣,学理生矣。心能创造,故而有衣服房屋,有家畜驯养,有舟车道路,桥梁机器,有飞船电脑。心能化育,故而哲人前涌后继,仁爱不绝于史。心之用亦泰盛可知也。

“明德”者,仁心义心是也。仁心,爱心是也;义心,责任心是也。“明明德”即光大扩充仁义之心也,苟能如此,则人有以高于兽矣,有以循天道也。人性者,天道之大枝也,发扬人性之潜能,亦即发扬天所赋我者,此即循天道也。

“新民”者,帮助大众,使之物质与精神日新月异也。

“明德”、“新民”二事乃人生之大业大任,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一曝十寒,半途而途,而当尽心竭力为之,以臻完美之境界为矢的。“至善”者,完美之境界也。“明明德”,修内也;新民者,利人也,安外也。内修外利,一并达于完美则至善矣。“止于至善”即以完美完满为人生归宿也。存在之意义,因之而立矣。

“知止而后者定”,即人生的存在目的与意义一旦自觉确立,则人心便有了定向,不再朝秦暮楚,不再摇摆不定。“定而后能静”,即人心一旦有了定向,人心便能沉静下来,不再混乱烦恼,不再胡思乱想。“静而后能安”,即身心一旦沉静下来,则人便能安顿下来,不再妄言妄行,不再浮躁盲动。“安而后能虑”即心身安于平和,规避了浮躁,就能完全发挥思维功用了。“虑而后得”,即完全发挥思维功能,就能获得知识、真理、或曰就能获得有关于天道与人道——即有关于责任与物利的真知了。“得”者,褒意也。非执理不能谓之得也。故此处“得”,实指获取真理之事,严肃思考而后悟得的真理。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天下平。”意为——研究客观事物便能获得真知,有真知而后能不自欺欺人,如此才有光明磊落、公道正直之胸怀(即公正),心正而后能言行举止有节、做人做事得当,如此而后家政秩序井然,亲爱和睦,直到行政辖区与天下(全人类)都因之而受到感染,一并走向平安富足。

“人皆以修身为本”,非妄言也。人者,家庭之主人、社会之成员、天地之公民也、文明之大本也。无人则文明自何而生?故于此本有者,当尽心竭力,循其本性,导其智力,弘其德能,使之得以健康成长,完满发育,臻于善我,以免病本,若多数社会成员尽心尽力,造成健康之自我,则文明必趋于至善;若多数社会成员无心于此根本大业,沦为病我,则人民必愚昧、生产必落后、争斗必无休、文明必凋弊。必多数人成已为善我,欲情才得以有效节制,智德才得以有效发挥,民主与科学才得以伸张于社会。可见,修身即建设健康主体(自我),乃人人之天职。失此天职者,非人也,乃人中败类也。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厚修身而行薄者,薄修身而德厚者,是背理逆情之事,是人世间没有的现象。

“所谓诚者,……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者不自欺也,乃实实在在之品德也。不自欺则必不欺人,此和睦人际,温暖人心,成已成物之本源也。不自欺,加上厌恶不诚如厌恶巨臭,爱慕诚实如爱慕娇女美颜,是自我怡情悦性之乐也。正因为自得之乐,无人监督,故得道之人独处时,必谨慎小心地坚持这些美德。小人(即为贪欲和私欲,奸心诈心所压倒者),则有人处与无人处截然相反。但是自欺有何益处?因而诚于中而形于外,不诚于中必无益处,故得道(即领悟了真理)之人,独处而无人监督时,仍然谨慎持身,毫不苟且。

第九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故治国在齐其家。”其实不能整顿家庭而能治理天下者,罕见。考之于历史,此言乃真理也。尧舜妻贤则引为知已伙伴;女儿不成器,则摒诸朝政之外,家中人人各得其所,这叫做家齐。唐太宗得长孙皇后之贤助,于是后宫整肃,朝政开明,也是家齐尔后国治。尧舜唐宗之齐家,教化流于四海,人心受其感化。桀纣之家,皆淫女肆乱之家,于是贪鄙者缘之进,贤德者因之退,朝纲败坏,政治黑暗,天下之人大多受到传染,纵欲肆情,尔虞我诈,富者劫贫,强者欺弱,以快已意。这就是家不教而不能教导天下的力证。秦以后此类例子多如牛毛。毛泽东不能齐家因而也未能治理好国家,是最明显的例子。

第十章

“此所谓?矩之道也”以上,阐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从民意而不从已意者,从民欲而不从私欲者,才是合格的民之官长,反之则必为民之祸害矣。此处民权民主的思想意识非常明显。

德、人、土、财用四者的本末之序,不容颠倒。为官长者,必以立德为本,以财用为末。有德者,人民拥护之,于是能拥有管辖地域,有管辖地域然后有钱币,有物品钱币然后有借物质力量建树起的基础。若无德者,百姓憎恨之,亲众背之,焉能得辖土、财物,焉能有所建树?“用”者建树的意思,不是一已之消费挥霍也。

当政者将德性与立德抛置九霄云外,满脑子是占有财物、挥霍消费的思想,则是外本内末,即把根本性的东西抛到外边,而将末捎之事当成精神关注的头等大事。如此与民争(“争民”)、劫掠人民(“施夺者”)的政治横行肆虐矣。“财聚者”,则与民争利也,劫掠人民如此者,人民必走开,散而到其它地方:“财散者”,不与民争利也,不厚敛税赋也,让民以利也,扶植民生也,如此人民便必亲密团结于当政者周围。因此德本财末,乃天理、人性、政道。恒立于世间,不与时易,不因人废,故而如下之现象亦为必然矣——以悖情逆理违道之言教人,人亦以此类荒谬之言回应之;以悖情逆理违道之法敛财者,必被人以此类方法夺走。“性命不于常”。曾子言,“命”既道善则得,道不善则失,必是一物也。其含意概指人生政事之正果,在于人之努力。“正果者”良好之结局也。而《康诰》之“命”乃指某种客观的必然性,贵在古人认识到客观的必然性也非一程不变,若有外力参预其间,若有人力奋起创造,则“命”也不处于僵化不变之态。合而言之,《康诰》、曾子,主旨皆在强调人之道德力量、人之主体努力的功效,希望人勿忘明德亲民、爱家爱民的天责,勿拒牵制者在他而成之者在我之天理人道。牵制者在于外在力量(“他”),说的是客观制约不可忽视;成之者在我,说的是削减或排除客观制约、发挥人既有潜能,必将使人生、政事、社会更加美好。

“善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此类品格是安身立命、和家兴国、利民惠民的法宝。

如此,则人心思善,人际厌争,和睦互助之风起,纷争乱取之风息。唐太宗如此,故有康初国泰民安,四海富足;大陆的极端保守派与此相反,故有十年文化大破坏时期的国乱民贫,中华凋弊以及目前官场腐烂社会混乱的局面。

“秦誓曰……必建夫身”容人之长善者,利国民利之俦也;嫉人之长善者,祸国殃民之类也。惟仁人(爱心充沛、爱民深切者)能创造宽容者当道、狭隘者无以得势的环境。

选举贤德要快,回避不善者应快,要求人于此尤应注重效率。这是很高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拂人之性”将“反人性”的标准阐述得透明彻底。人者非一、二他人,乃普天下之所有他人也。若喜爱并认同天下民众之共同厌恶的事物和道理,厌恶并认同天下民众共同喜爱的事物和道理,就是违背人性,或者说与天下人民之好恶背道驰者,就是反人性。如此,则人生终必陷于灾难之中。若验之于桀纣之下场,“反人性”终必遭灭顶之灾的语气就充足而易晓了。所以说对有德之人而言,奉行忠信,则行于正道;自满狂妄,则偏离正道。容人举贤,顺人性,正道也,即正确人生也;嫉人、失贤、反人性,错误人生也。

“生财者”,发展生产、积累物力也,其正确道路是参加劳动生产的人要多,不劳而获者要少。发展、参加生产的人要努力奋斗,讲求效率;消费产品、使用产品的人要长期节用,这样,物品财货就不会稀缺紧张而充足丰裕了。“生之者众”,明言多数人应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劳动,“食之者寡”,明言社会管理机构之人员(即非生产性人员)要少。秦而后二千年,中国社会官府机构之冗肿,滥员之众多,久为人民头上之重压。劳动者要多,官僚者(或管理者)要少,真乃千古不易之大道也。违反此道者,皆剥民、贼民、害民、误民之匪类也。“仁者”借助物质力量来发扬光大本性中的美好潜能,来培养健康完善的自我:“不仁者”,恰恰相反,为了物质财富,抛亲固之美好潜能,抛弃作为社会成员、宇宙公民的天职,甚至连身家性命也会因之而抛弃。

上级管理者乐于爱人,乐于关心百姓人民之冷暖,则下级与人民必然乐于履行道德责任。下级与人民如此好义,则管理者之事业目标,没有达不到的。管理者府库中的财物也不会因众叛亲离而落入他人之手。

孟献子之言,实是古人思想之佳品,其中心大旨是反对管理者或政府与民争利。提倡生产让民众经营,管理岗位排斥聚敛之臣(即丧心病狂地乱收税、滥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乱涨价的公务人员)。让利与民是当政者的道德责任。“国不以利为利而义者为利也”,意思是说行政当局不要千方百计垄断民生事业,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财富,而应当以“让利与民”为利益。这反映了儒家的“义利之辩”中所重者“义”,是当局(政府)应“让利与民”的“义”也,所轻者“利”,非百姓人民之利,乃当局与执政者垄断民生事业之利,以及依靠政治强权自人民处搜刮剥削而来的统治者的私利。

“长国家”,实指增长官僚集团之力量:“务财用”,实指专门与民争利、搜刮民财为职业。以此二事为人生与工作内容的人,必定是小人。

“彼为善之小人”中的“为善”,应当是“伪善”,即:那样打着为国旗号而与民争利、搜刮民财、破坏民生事业的人,一旦厕身于行政要位,则灾害便一起压到国家与人民的头上。此时,灾害已成事实,就是有道德的人当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能使民之灾害荡然消除。

最后一句,再次明言国家不当以与民争利、搜刮民财为利,而应以让利与民、扶植民生、养民富民为道德责任也。可见义与利并非对立之事物,乃一体之两端也,一体之本末也。国家、政府履行道德责任(即“义”)是根本,人民发展民生是终局。一旦国家政府确实履行了让利与民、扶植民生、养民富民之道德责任,则就整个社会而言,道德责任与物质利益(即义与利)便和谐完满地统一起来了。

本章末尾反复申讲“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道理,可见早期儒家原旨派爱民利民之心是何其深切!

《大学》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开篇,以德本财末,生财大道,让利与民、政府以义为利作为终结,等于明言成年人为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履行道德责任(以义为利),以便为广大民众谋普遍福利。可见《大学》用心之深,思精虑熟,前后一贯。也可见儒学原旨派不轻视物质生产与民生事业,相反,极端重视之,视之为人们求学的目标与归宿。

杨天水
1999年于夏台园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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