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狱中文选】中国古代的国耻军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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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优秀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劳动阶级所创造的文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不能踏着前人中愚味分子的足迹,只是一味以曾拥有过四大发明而沾沾处喜。现代人必须既看传统文明的业绩,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牢记历史上的国耻军耻,以此激励自己更好投身于建设现代化的事业。

有三大历史时期的国耻军耻我们不能忘记,那便是西晋末、两宋末、清末的中原易主和对外战争的失败。西晋末、两宋末,虽然中原易主只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间的争战,但这种争战给双方民众带来的离乱、饥饿、死亡的苦难是巨大的,对社会稳步发展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易主后统治中原的是落后的民族,因此易主后的民族压迫和阻碍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清末中华民族的多次对外战争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其结果是极端恶劣的,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迟滞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的步伐。

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三个历史时期国耻军耻的形态,然后再寻找其原因。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都洛阳,传至愍帝司马宴,共四传五十二年,西晋末,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社会秩序的冲击已经开始。自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三0四年)刘渊建号称主。至南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北凉降魏止,在宋魏对峙以前的一百三十六年间,北方(中原为主)一直为少数民族占领统治,历史上被称为“五胡乱华”。尔后魏分化为东西魏,东西魏又被北齐、北周取代,直至公元五八年杨坚建立的隋朝为止,中原与北方被少数民族占领并统治了二百六十五年(公元316-581)。

这期间的国耻、军耻不断。公元三百十年,以山西汾阳一带为国土中心的刘汉政权(匈奴人与西汉公主的后代刘渊所建立的政权),驱四万兵,攻破洛阳,烧杀淫掠,无所不至,屠城杀三万余人,将晋怀帝及皇后俘虏而去。《晋书卷一0二载记第二刘聪》记载道——“刘聪……于是以永嘉四年,即皇帝位。……遣*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辗辕,周旋梁陈汝颖之间。……署其卫尉呼延宴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都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宴比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刘曜至,复与宴会洛阳。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阳门陷,弥宴入于南宫。……纵兵大掠,悉将宫人珍宝,曜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于平阳。”后来晋怀帝还是被杀掉了。皇室的人总是忘不掉皇位,怀帝一死,愍帝便在长安做起皇帝,此人只身逃离洛阳,廷遇一二亲旧,复遭乱兵追杀,又时遇土匪山贼相遇,狼狈之态不可言尽,幸得州剌史阎鼎一人以牛车载至武关,次于孟田,复得雍州剌史以兵迎送至长安。当时的长安,久经内乱,早成一座荒城,无民无兵,加之晋迁早成孤家寡人,没有人拼死救援,故三年后,遂被攻破,愍帝也被俘,一如怀帝被刘曜杀掉。史书记载——“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幸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故君臣窘迫,以致辱杀云。”(《晋书卷五愍帝纪》)“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月京师饥甚,斗米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十一月使侍中宋敝,送于曜,帝乘羊车,肉袒衔璧与榇出……十二月帝遇杀……”(《晋书卷五愍帝纪》)

西晋本为统一的大帝国,西晋统一中国时(公元二百八十年),拥有十九州土地,郡国173个。疆域与东汉帝国的不相上下,拥有户,口,兵:中央军有“七军五校”之编制,总在一万二千人以上,野战军最起码在一、二十万以上,伐吴的战史中有这类记载。相比之下,刘汉偏居汾阳一带,地不满半州,人不满百万,无论在疆域、资源、人口、物产等哪方面,都无法与西晋相比。然而为什么能够打败西晋呢?这要从西晋的政治腐败中找根因。西晋政权一建立,认为曹魏的封王制只是名义上的事,诸王无政治军事权力,因此政权被异姓夺走,于是西晋大封诸王,恢复封建制度,赋予同姓子弟以极大的政治与军事的权力。“武帝受禅初,泰始元年,封建子弟为二十余人,以为郡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初虽有封国,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宁三年,诏徙诸王公诸归国。……其未之国,大国置守士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皆自选其文武官。”(《通考卷》二七一、封建考一二)宗法封建制本来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它将天下的土地、人民、权力视为绝对的私产,不按人的才能、道德、功绩分配政治与经济的资源,而是按血缘,将政经资源垄断起来并予以瓜分,秦以前中国人花了七百时间才打破此种不合理按血缘分配资源与权力的制度,现在竟死灰复燃,此制的弊病在于首先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以才德参预社会竞争的机会,其次极大地助长了权力拥有者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由于不以个人才德而以血缘为标准的制度只会造成本身素质大有问题的人随心所欲地瞎用、滥用权力,最后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权力一体化地被赋予许多本为弱智、低能儿、吃喝狂、玩乐狂、权欲狂、缺少责任感的人等等,极端的腐败与内部相互残杀必因此而必然使社会陷入虚弱赤贫状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西汉初已有残痛之社会教训,但西晋一心扑在宗族利益上,故恢复之。

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八之乱延续十六年(291-306)。这十六年间最高领导层每时每刻忙于应付集团间的相互厮杀,其结果从长安仅剩百户人家可见悲惨的一班。八王之乱引起的经济破坏、人口减少、人心涣散、社会凋弊的程度是非常严重。

西晋那样的统治集团,一心想的如何保护家族利益,目光之短浅、心怀之狭隘、智能之平庸,在中国史上是罕见的,思想文化上绝对地排斥异已,屡兴杀戮,甚至连几个文化名人(稽康一类)也不能容忍。政治上、军事上对地方官员的防范更是臆料的事了。“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及永宁(惠帝)之后,屡有变难,寇贼众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晋书卷四三山涛传》)“太康元年(公元280)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剌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剌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三)。

西晋一个拥有广大国土、众多人民的大王朝,竟抵挡不住刘汉六万七千军队的进攻,以至于人民广遭屠杀,国土被人占领,京城被人攻存,皇帝被人俘虏,这样的国耻军耻应永远被主体挂在良知的门前,作为中国人自激自励的历史材资。孔子、墨子、孟子、孙子要是活着一定会为之流泪的。

北宋也是个大国,疆土广大,兵源允足,资财不薄。疆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部队分禁兵(中央直属常备野战军)、厢兵(地方常备部队)、乡兵(按户征兵的守备部队)、藩兵(边疆受中央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战斗部队)。主要的成份是禁军。总的兵力开宝年间(太祖时期)37.80万人,至道(太宗)时66.60万人,天禧(真宗)时91.20万人,庆历(仁宗)125.90万人,治平(英宗)时116.20万人。财政收入太宗至道末22245800缗,真宗天禧末150850100缗,仁宗皇*元年126251946缗,英宗治平二年116138405缗,而辽国虽“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外蒙之克鲁伦河)、南至白沟(冀新县之马拒河),幅员万里”(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序)但其作战部队不过五十余万。

按这样的力量对比,宋即使不能获胜,也应能在平等的对峙中保住疆土与主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宋仁宗两次主动出兵(979年6月一次,980年11月一次)北伐,企图恢复燕秦汉时便是中国领土的幽州的主权,结果均以失败告终。986年派潘美北伐,仍大败,杨家将中杨业及其子延玉,战没于此次战役。至此虽不能胜,但尚能守住边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太宗下面的真宗便开始走下坡路,兵败、纳币(赔款),称臣,军耻、国耻遂生焉。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入冠,皇帝惊惶失措,一班胆小如鼠的臣子劝皇帝迁都金陵和成都,若如此正应望风而逃之说,幸得宗泽力主皇帝亲赴前线,领导抗战,于是方挽住一发不可收拾的败局。皇帝至澶渊,汉兵云集,毙敌主帅挞览,敌大败。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皇帝竟生苟和思想,放弃索燕地的大好机会,并轻易地答应每年纳币三十万给辽国。此后宋仁宗增岁币,神宗割地予敌国,军耻国耻日深一日矣。

北宋败于完颜氏金朝的历史更令人发指。北宋与金在宣和四年订约,夹击辽,这本为北宋成功地运用远交近攻的战略的表现,但在金击败辽国主力之同时或以后,北宋进攻燕地的二次战役全告失败,在尔后的抗金作战中败的就更惨了。金兵首次南侵中原,兵分两路,东路斡离不为统帅,自燕山侵河北;西路粘罕为统帅,沿黄河东岸自晋北南侵。山西中北部守军统师童贯不战而逃,粘罕遂轻易陷忻州代州(今晋北)地区,围攻太原。宋燕山府副守将郭药师本为辽国降将,早通金,其通敌书曾被朝廷截获,但由于童贯的力保,而反被朝廷倚为北方国防的依赖。金兵一到郭药师立即公开投敌,为敌前驱,后为金国侵略者策划围京城、掠府库、虏文物者,就是此人。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人围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时,号称有兵六万,而四方勤王之兵云城下者已达二十万余,李纲劝皇帝坚守待机,然后待深入中原的六万金国孤军食尽力疲,不战自溃时,予以有力的出击。皇帝无能,没有决断,遂致勤王之师非散即败。然后接受敌人索地、索款、索质的苛刻的条件,敌方解围北还。但是的侵略者的欲望是填不满的。1126年8月,金主遣粘罕、斡离不复分两道大举南侵,各人的进兵路线与上次相同,所到之处,宋守备空虚,粘军一军遂进兵宋京。本来,宋京尚有三万人守城,若上下一心,坚守之,并号召四方发兵援助,则仍可与入侵者相持,然而靠血缘关系取得领导权力的皇帝是个低能儿,总想苟安,亲至敌营议和,第二次被扣,接着,敌人继续索人质、索金银。直至纵兵城内,抢劫府库,最终将皇室人员、宫廷贵族、宫女、玩物、金银财宝、书籍、知识精英等等一并虏走,最可悲可笑可耻的是宋廷的一些官员,在抗敌方无能到了极点,但在敌人的压力下在城中搜刮民财,以充赔款,却劲头十足。

北宋是亡于强大的敌人么?不是,北宋亡于自身体制特有弊病。这种体制最常见的弊病是只为官僚、贵族着想;文武官员没有责任心,权力不受来自下级方面的制约,因之而贪腐盛行,军队没有战斗力,行政部门成了整个官僚阶级、贵族、皇室的税收机构,而利用各种名目收来的财富最后大多被权力阶级贪占挥霍;权力斗争十分激烈,遂致上下离心,遂致整个社会人心涣散。

摘些资料可使人更加明*以上有关北宋政治弊病的结论。

北宋官僚阶级、贵族阶级的待遇相当丰厚,他们不劳动、多干坏事,却定期地获得国家的俸禄。“宋史职官制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史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凡俸钱并支一分现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史月一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折度使一百五十……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使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人衣粮’,宰相枢密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有’?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官京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等,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赵翼二十四史扎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这样还能有多少钱财花在国防与民生之上呢?此外荫子制度空前绝后,官僚、贵族、故臣、阵亡军官等死后他们子孙可有一人或几十人受到特殊照顾,得到官位,有的还有荫及到亲戚、门客。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国家财政与国家权力完全当作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这种状态之下,一遇敌侵,有权的多本腐烂不堪、愚蠢而胆小如鼠,自然不是溃败,接受苛约苟安,便是投敌;而无权的又无物质力量因此而无真正的号召力,即使有一点,临时结集的人马,怎能有效地抵御蓄谋已久的练训有素的入侵者呢?北宋领导阶层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先后有过废后、仆议之争、新旧党之争、学术界的蜀洛之争等等,而这些党争与权力之争是紧密相联的。各派之间,竭力倾扎,你死我活,全部心思都放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什么人真正地关心富国强兵呢?在权力斗争成为官僚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主要的内容的地方,军备松弛,军队没有战斗力是必然的。北宋立国不久,这个弊病便暴露了出来。“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宋史卷187兵志序)后来则欺瞒之风大起,“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河北将兵,十号二三,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椿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故靖康之变,虽画一之诏,哀痛激切,而事已无及矣。”(宋史兵志)金虽然攻破北宋京城,虏走皇室人员,但因为它不具备统治中原的能力,虏而北去,只封张宗昌为楚王,刘豫为齐王,企图以“以华制华”的办法应付局面。同时大半个中国仍在汉人之手,此时宗泽劝宗高宗坚持中原,李纲劝其迁都关中,皆以恢复山河为宗旨。当时宋高宗政权若迁都关中,内部整顿改革,外部一心抗敌,以正兵坚守中原,正兵以守为攻,关中积累力量,渡黄河攻河北为奇兵,而同时以华北诸多未陷之城池作战略上的游击基地与力量,号召普天下实行全民抗战,并尽力武装民众,坚持五年,则金兵必败无疑。但宋高宗不会采取这样的战略,这些靠血缘取得权力的皇帝,其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终生将苟且偷安的策略放在首位。至于大好河山沦为敌土,百姓人民横遭屠杀,他们是漠不关心的。宋时的制度是助长权力阶级私心贪欲无限恶化的制度,只要权力阶级的私心贪欲不受百姓意志的节制,无论多么好的国土、江山、人民,最终都免不了侵略者的蹂躏。

明朝末期的历史也大体如此,所不同的是明末皇室的抵抗运动在爱国民众的帮助下坚持了很久的时间。下面轮到展览清末的军耻国耻了。道光末至甲午前的暂不谈论,单单那甲午中日战争的大失败,便是中华民族永生永世的耻辱。1894年6月至次年正月(阳历是7.25——1.30日),中日两国军队在海上和陆上交战,农历6月23日中国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海军击沉,护航之两舰被击伤,运军械之船被日军俘获。6月26日,日陆军进攻驻朝部队聂士成部,日军获胜,此时大清王室在宁寿宫演戏,庆祝光绪生日,次日(6月29日),牙山失守,中国守军叶志超部退平壤,反捏造战功谎报于25、26、27三日,共歼日兵五千余,腐败昏庸的清朝廷倒很相信,赏银二万两,为数十人加官晋级。8月16日,日陆军四路会攻平壤,中国守军溃败,死伤二千多人,平素储于平壤之火炮四十尊,枪万余枝以及粮饷军资为日军俘获。8月18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一带会战,中方失败。尔后日军海军以封锁侧应为事,陆军则加速进攻,9月27日占安东九连城。10月9日,日军攻陷大连湾,俘获军事物资甚多。10月10日清京都依旧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花了一千万两银子为慈禧庆六十大寿。10月24日,日军陷旅顺,屠城,持续四天,仅留三十六人埋尸,12月25日,日军陷山东之荣成,次年正月18日,退守威海的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投降。二、三两月中日在日本议和,4月8日,清廷批准和约,即人类条件约史最令人感到莫大奇耻的《马关条约》,其中仅赔偿日本军费一项便达白银两亿两,还要算利息,野蛮的日军与当时世界多数列强一样,完全奉行与文明时代相悖的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不但逼着弱国割地赔款,而且还要强迫弱国缴纳利息。更为残暴的屠杀平民的行径惊动了全世界,美国有家报纸说“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但清廷却一直麻木不仁。

一个庞大的帝国被一个只有三个半江苏省大的资源贫乏的小岛国战败,根因在哪里呢?众说纷坛,而大多数人只说到了表皮性的原因。清廷当时为了腿诿责任,将败因推到几个将领身上,逮捕了叶志超,丁汝昌,龚照与,赵怀世(甲午11月21日),12月21日,以临敌败退,贻误军机为名,杀了卫汝贵。而早在8月24日以临阵先逃为名奏请诛杀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近年学者考证就是李鸿章设计的一个推诿自己罪责的冤案。这样看好象几个军官不能力战或者是具体的军事上战术的失败导致了甲午大败。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朝鲜陆上战争,双方的兵力火力悬殊不大,且我守敌攻,地形又利于守方,然而中方守军一触即溃;大东沟海战,双方之力量悬殊也不大,然而敌无一舰亡,仅以数舰受伤的代价,致中国海军四艘战舰沉没。10月9日日军攻打金州,总兵赵怀业部不战自溃。次年之正月5、6两日日军轻易地攻下威海卫南北两邦炮台,并以此两处之大炮、弹药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仍具备一定战斗力的泊于海湾内的北洋战舰。战斗部队不力战的直接后果是间接地资敌-即不断地将现储军资及地盘拱手交给敌人,这等于是间接地不断地壮大敌方、削弱已方。由于部队不发扬必死的拼命精神,不但不断地在瓦解已方的前线与后方的士气(或曰抵抗精神),而且也在不断地替敌兵鼓气(即助长了敌兵的战斗精神)。总之前线战斗部队不能拼死抗敌的直接效应是不断地壮大敌人力量、消弱已方力量并不断地鼓舞敌方战斗意志、瓦解已方的战斗意志,而且这种现象的发生呈多来诺骨牌的势态,用中国话说,呈倒墙势态。可以称之为战争初期的多来诺或倒墙效应。

但是大清帝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体制的僵化,是因此而存在的最高级领导阶层的荒淫无道和无知愚蠢。清帝国在战前已经失败了。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然而求胜,并列举了五种决定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道天地将法),孙子又进一步将此化为了七个更具体的比较因素,他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简单比较一下,便可知清帝国早已处战败的地位。晚清政府的统治者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最腐朽的集团,它的所有精力都花在对内镇压百姓、防范汉人、吃喝玩乐三件事上,就是统治集团内部若有人反对那帮满族小丑的骄奢淫佚,也是要受到压制的。园明圆花掉多少人民的血汗呢?要是用来买枪至少可以增加军力。1890年10月27日,御史吴兆秦奏请停止颐和园工程,慈慈命令大臣议一下,然后严加惩处。而日本民族在内政方面一向知耻同心,团结奋发,甲午前十来年中,每岁增铁舰,领导阶层人人为富国强兵着想,1872年5月14日,李鸿章致他人云:“日本……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同时之清政府何如?1873年11月17日,为了满足太后之奢欲,皇帝下令重修圆明圆,命令王公以的全国官员都要捐钱。李鸿章在1893年10月15日给一位外交官的信中感慨忧虑道:“东洋虽尔小邦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厘米),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特大炮并快放炮,处处俱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简言之,清廷行一心纵欲、上下离心之腐朽没落之道,而日本行上下一心、改革振兴之富国强兵之道。

将孰有能?士卒孰练?日本完全按西式符合新时代之新方法选将育将。而清帝国除了少数淮军及北洋军用新法练兵外,其余军队仍循旧法,而军官之选择一仍按过去弓刀马法择人,北洋部队少数军官虽稍受新法影响,然而因极权专制制度的法令虚设、赏罚不明必然不能成为优秀的将领,因此不是指挥无方,就是临阵选摇。简言之,日本行新法,能人人得以凭才干获得指挥职位或晋级机会,而清军中盛行的人是裙带关系,唯上是从,一句话,清制使得真正的德才兼备的人无法取得指挥职务,相反却助助人弄虚假作、溜须拍马、不尽职责的坏风气。换言之专制王朝的末期,由于整个制度处处生锈,不光优秀的人才无法获得军队官职,即便是本身有一定素质的军官也会被贪污腐败的大染缸染成庸官、懦官、愚官。清廷败于日本是腐烂的极权专制力量败于新兴的积极从事改革的知耻的力量。

天地孰得?肯定有人会说,清军多在本土作战,气候与地理的因素当然多对清军有昨,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当日本奉行现代科技为神明并拥有大量的现代工具、物品之时,本对他们不利的因素必然多被他们人为地化解成有利的方面。可以断言,谁建立了现代社会体制,谁便能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与物质力量,谁便因此成为战争中天地因素的真正的主宰者。这样看,甲午战前,胜败的结果已形成胚胎,后来实战的结局只不过是这种胚胎在一些外因条件下的发育而已。

但是全将军耻国耻的责任放到清廷身上也不全面,为什么那以一小撮人以穷奢极欲为乐事的清廷能存在很长时间,并操纵四万万人的命运呢?那是因为大多数国民还没有真正地觉醒,没有竭力起而为争自由而战,尤其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自古以来,人民有权革命的思想便为众人所知,只要统治者已陷入极度的荒淫、残暴、腐败,人民便有权群起而诛之。孟子称之为“诛独夫民贼”。虽然清末有许多教民举行反清武装斗争,其中太平天国最为声势浩大,但参加这些斗争的人员在数量上仍占中国社会总人口中的少数,那么当时更多的人干什么去了呢?更多的国民仍然是逆来顺受,更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忘不了科举制与做官,甚至有许多国民与知识分子站到清廷的一边,剿杀反对对量。象李鸿章那样的人也不过是有点时务眼光的脓包而已,他经常慨叹中国事难办、许多洋务计划无法实施,但是为什么不自己起来革命呢?他手下新式海陆军,且外国人曾想帮助他取清廷而建立现代政权,为什么他不敢这样做呢?因为他将既得的利益看得过重,苟且思想时时支配其行为,这样自不会有取代清政府的举动。由此看,清廷因私利第一而不敢坚决抗外国侵略者,所谓的精英因个人利益至上而不发动反清革命,国民中多数人持苟且态度对清廷之无能逆来顺受,听之认之,一起造成了甲午前数十年中国社会的破败局面。就是当时反清的力量与个人也有责任,洪秀全若具备现代政治家的素质,清廷何以得到延续的机会呢?总之,整个社会的成员中多数人都将目光盯在个人私利之上,都缺少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造成了极权专制政府得以生存下来,并为所欲为的基础和机会,因而也必造成整个社会在对外抗战中缺少有力的领导集团和训练有素的现役部队与后备役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军耻国耻的根因。(完)

杨天水于龙潭监狱
1996年春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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