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八
告别了上海的李国涛和顾则徐，我赶到了杭州。这个地区是中国大陆民运发达的地区，人才济济。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是以前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故乡所在的省份，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感情就有点特殊。尽管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的政党和政府，由于要抗击帝国主义、马列主义，无法完全自由民主，但是这里的民众，尤其是年龄大点的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的倾向于国民党，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是彻底的专制和腐败。
几个著名的，也是坚定的民主党人，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他们是朱虞夫、祝正明、毛等。这次，我拜访了三位有代表性的民运人员，一个七九老民运，虽然文化不高，但人品纯正，信念未改；一个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朋友，虽然年龄和我相仿，但是七九年民主墙时代，就已经勇敢地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一个是单称峰女士，她也曾经因为参与九八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而被当局劳教了三年。
这几个人都被劳教过。浙江的劳教所，同样是蛮不讲理的地方，官方不但将体力劳动施加于他们身上，同样将精神禁锢施加于他们。劳教所不容许他们看书，甚至马列著作也不可以阅读。专制制度剥夺人们的自由，剥夺人们的追求知识的权利，是一种历史性的的罪恶，而且实施这种罪恶的主体，带有团伙性或集团性，他们违背人类的良知，颠倒人类公认的是非标准，支持邪恶，打击正义。在这股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邪恶潮流的操纵下，浙江的自由民主斗士，受到的损害是非常深重的。
交流中，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普世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和追求，根因在于人性深处，人类的普遍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了自由民主不但是最有效的最公平的制度，也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制度。就是说人性和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普遍认可的而且证明可行有效、公平公正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中共的专制派及其扈从喧嚷的那样是什么“西方的”、“会引起中国混乱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他们都认为，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公民广泛的参与等等，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主体性内容，而这些内容，在目前世界，已经有五分之四的国家予以实践，其结果总比专制制度更受人们的欢迎和赞同。
在中国要实现这样的制度，还需要和平的理性的道路。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一致的。因为时代的特点，和平理性的道路一定是中国民运的主流。当然主流派也不必反对非主流派，民主化的性质，要求我们尊重不同的意见，实现多元见解的共存并处。
他们也同样认为，目前的种种现状，使得我们主要还必须以启蒙和维权为重心。启蒙和维权的方式，必须是多样的。各地之间应该都都交流，实现互动。而且首先必须我们自身很好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否则我们难以在民众中产生应有的影响。
他们经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照顾被监禁者和他们的家属。由于官方的挤压和暗中阻挠，经济上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坚强地承担了道义感，保持了自由民主斗士应有的高尚品格。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单称峰女士。他不到三十岁，看上去还要年轻得多，娇小玲珑，双目明亮，赋有一种文化教养之上的灵气，可以说，她是我们民运阵营的美女之一。大学毕业后，她一直是个上班族，中国民主党九八组党遭到打压后，她也被劳教三年。
中共专制派对单称峰女士的监禁和迫害，不仅仅是政治的迫害，也是对女权主义的侵害。这种本来属于我们民族良心和知识精英的人，总是受到迫害和打压，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权和民权的侵犯，对女权的侵害，只要专制制度继续存在，就不会自动终止。我们有责任和国民一道，依靠实现自由民主的制度，来终止这种邪恶的现象，这种危害中华民族生机的邪恶现象。
那两天，杭州炎热异常。我们感到制度的邪恶和自然的邪恶一起损害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出了共同的心声：任重道远，共同努力！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
2004年九月下旬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