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读到消息，老作家韦君宜女士因长期患病去世。
提起韦君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她写的那本回忆录《思痛录》。韦君宜女士一生著述甚多，但最有价值者首推《思痛录》。《思痛录》一书出版于1998年，当时就引起热烈反响。《思痛录》被誉爲“继巴金的《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巴金的《真话集》我读过，感觉很失望：“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问题不在于巴金说出的话是否真诚，问题在于巴金说出的话实在算不上深刻。相比之下，韦君宜的回忆录显然要好得多。
不过我必须说，最初我开始注意到韦君宜时，对韦君宜的印象并不好。
那是在1983年，我刚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作编辑，社里发下一份内部学习材料，是韦君宜的讲话。那时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讲的是编辑工作的一些问题。记得劈头第一句就是问，如果不要编辑在政治上把关，各种稿件想发表就发表，行不行呢？她的回答很乾脆：当然不行。在那时，韦君宜还把出版不自由视爲理所当然，把爲共产党充当检查官视爲天经地义。这种观点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感。
那时候，我是把韦君宜归入保守一类的。后来我又读过她的几篇文章和小说，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并不僵化，有些地方甚至显得还比较“解放”。这大概也是当时党内知识份子的某一类典型：他们对共产党的过去有反省，有批评。对当下也有不满有意见，思想比较开通，但是还缺少和整个专制制度挑战，追求自由民主的明确意识和勇气。
我们知道，韦君宜女士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韦君宜背叛家庭，抛弃学业，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1949年后则长期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她的这本《思痛录》，是她晚年在病塌上写成的。
在书里，她回忆了早年接受共産主义，投身共産革命的经历和心态，回忆了她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她自己和接近的亲友们在运动中的遭遇，从而也就以间接的方式，对共产党在革命和建政期间的所作所爲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应该说，在揭露事实的大胆和分析与反思的深刻等方面，《思痛录》都是相当突出的。然而作者很清醒，很诚实，也很有自知之明。她告诉我们，这本书“还不可能完全说透”——这是不难理解的，“完全说透”就不可能公开出版了。另外，韦君宜还承认“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因此，“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波兰共产党老作家希皮奥斯基感慨道：“下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一代的痛苦经验一点也不会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爲‘愚蠢’二字作了注脚。”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老一代知识份子投身共産革命的经历仅仅视爲愚蠢的话，那么我们也是愚蠢的——当然，是另一种愚蠢。
2002年2月4日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