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打开电子信箱，便看到一封来信，里面主要内容是：“你能同我们联系一下吗？我们想就当前的中日关系采访你一下。我们是法国费加罗报北京记者站，计划明天到南京。谢谢。”后面附有梅莉的署名和联系电话。信件是昨天发出的，我今天才收到，那么他们今天来南京了。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我已不是头一回了，但谈中日关系问题，却是我感到诧异的。网络文章写了两百多篇，中日关系问题仅仅写了一篇1300字左右的短文，还是因为最近被燕南网社区特邀为“反法西斯胜利60年”论坛版主之一而作，由此开始更大地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但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法国费加罗报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人家既然找上门来，我当热情响应。我便于昨天中午打了回复电话，是梅莉记者接的。我说：我欢迎你们呀，但我不是日本问题专家，谈不出什么来，怕要叫你们失望哟。听到梅莉在电话中的声音：日本问题专家北京这里有的是，我们就是想听听不是专家的民间的声音，我们通过网络了解了你的情况，很感兴趣，希望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说那很高兴，我愿意同你们聊聊。梅莉说他们晚上坐飞机来南京，明天我有空的时间找一个地方聊聊。我家就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附近，在这里接受法国记者的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的采访不是特别有地域意义吗。与梅莉说了。她说他们也想去纪念馆参观，就在附近找一家茶馆接受采访。最后约定今天上午九点前彼此电话联系。
今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还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书，梅莉便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他们昨天晚上已到南京，下榻在古南都饭店，问怎么与我见面。我问明他们将打的来，便叫她可告诉司机到水西门外茶南的48路车拓园站下，我在站牌下等他们。她告诉我他们是一男一女，是真正的法国人。我则说我的特征是戴眼镜。匆忙洗刷完毕，我去等他们，来不及吃早饭，早点去约定地点，也显示我作为中国东道方的热情来。路上，我想这个梅莉记者是法国人吗，她的汉语可太好了。等我在48路车拓园站等来了他们，才发现，梅莉是中等个的华人，男的是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纯种法国人，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模样。我带他们到附近的明清园茶社，服务员请我们到楼上，尚没有一个客人，非常安静，我们便找了靠街的窗口边桌子坐下，我和法国记者坐在北边，梅莉对坐在南边。他们两人送上名片，我看了看，法国人中文名米伟文，是法国费加罗报住北京的中国和远东地区首席记者；梅莉是首席记者助理，便明白与上次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我的是华人不同，这次是真正的外国记者，梅莉是他的中文翻译和采访助手。法国记者没有与我说过中文，实际上整个采访过程中，都是通过梅莉转译在交谈。服务员拿来茶单，我对梅莉说，外国大记者是嘉宾，你了解他的口味，你来点茶吧。她便叫了一壶绿茶和一碟葵花籽。我们便开始了采访工作，没有摄像机和录音机，我说，经翻译后，法国记者有选择性地记录。
从九点到十点四十，我接受法国记者米伟文先生和其助手梅莉女士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的采访，进行了一个半多小时，由于翻译，我们谈得并不多。现在凭着记忆来转述，更觉得能转述出来的内容很少。在我自己，这篇记略主要是记述这件事，我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论是不重要的，我本不是中日关系专家，我对相关的情况了解有限，看法也肯定不高明。将来的法国费加罗报上出现的关于我的采访文字会是什么样的，我不得而知，也与我无关了。梅莉已经知道我的单位和我的专业，他们再问起，我现在顺便为单位做广告了。我介绍说，我的单位南京某某高校，1927年3月由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先生的弟子。学校左翼政治势力很活跃，引起国民党政权的注意，于1930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游行后，被政府勒令关闭，陶行知先生遭到通缉，流亡日本。1951年学校在周恩来关心下恢复，陶行知先生已去世多年了。我最后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梅莉说她有所了解，刚才打的来，经过我的学校大门口了。
现在想来，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他们采访我的实际是最近中国民间掀起反日浪潮的情况。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的是，前一段时间的反日游行是一次高潮，现在已进入一个平缓期，八、九月才会有另一个高潮。主要原因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最近的上街反日游行总体上是理性的，有序的，但也存在一些因情绪激动导致的如砸日本超市门窗玻璃等不好的行为，游行只是表达民意的一种形式，总不能长期进行下去，在最近的成都、深圳、广州、北京游行后，可能反日会采用新的方式。再就是，据我了解，社会努力引导反日情绪不致导致社会失序。第二，反日浪潮因多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导火线是日本入常和安南的支持日本的讲话，现在已出现新的形势，日本入常的希望基本上没有了，反日入常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已达到，其他如要日本正视和认识侵华罪行的目的，是长期的事。最近，中美俄相继提议对增加常任理事国不设限；咖啡俱乐部一百多个国家聚会反对扩大常任理事国，只支持扩大安理会；还有安南的支持日本的话也得到矫正，安南本意是日本和其他申请入常的国家都有希望入常，日本记者误解成安南特别支持日本入常，后来安南又特别要求日本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反省二战时的侵略行为。这都说明日本入常已近无望，反日活动最迫近的目标虽然还要看发展情况，但也几已实现。第三，反日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如理性的本着个人意愿对日货有选择地抵制；我的网友与我便有建议台海两岸共同修编抗日战史，两岸二战老兵聚会等活动计划，这是务实的有长期影响的事。当然，也有另一种形式的活动，如中日双边的黑客在攻击对方网络。最后也不排除一些新因素再次引起激烈的街头反日行为，如日本右翼寄送子弹威胁我驻日大阪使馆，打砸我驻日银行的门窗玻璃；还有日本政府对因日本原因导致的中国反日浪潮毫不反省，蛮横要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损失，却不提日本右翼的野蛮行为，这些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导致再次出现激进的反日活动。总之，我认为，在前一段时间和八九月份之间，现在开始，反日街头活动将进入低潮，但不排除特殊情况出现。
现在回忆着记述当初说的话，许多话都想不起来了，记出来也没多大意思，也感到很痛苦。第一个问题我是谈得最多的，后面越说越短了。法国记者又问起高校学生的反日情况，我说现在大学生比较务实，工作和学习压力很大，不大关心社会运动，他们即使关注，也基本上接受主流舆论影响；现在中国的社会活动主要与网民有关，中国的真相在网络。法国记者说，据他的了解中日关系情况的朋友说，日本给中国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让民众知晓。我说不然，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大肆宣传日本这种行为，媒体也基本上告诉了这些信息。记者提出下一个问题：日本领导人曾多次反省，道歉，法国人现在也不强迫德国人道歉，为什么中国人纠缠日本过去的历史不放？我说主要是日本并没有真心地和长期一以贯之地认识历史的罪行，中国人强调以史为鉴，着眼现在和未来，而日本右翼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强占钓鱼岛，在新编教科书中将日本侵华的责任推给中方，还有其它等等现实问题和矛盾与历史问题交织，所以历史问题还需要强调；德国一以贯之地真诚为过去历史悔过，现在法德关系又很好，这和中日关系不同。法国记者来到南京，特别关心南京，问为什么发生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南京没有游行反对日本的行为，我说可能南京缺少活跃的团体来组织，不像其他地区网友团体很活跃，但纪念馆参观的人非常多，南京人的反日只是未采取上街的方式罢了。我也提到有一些右派人士与主流的反日声音不一样，但这次他们遭到网友的强大的反击，比美国侵伊时期的挺战情形要狼狈得多，我是中国自由左派类的鲁迅左派，与我一致的声音在中国占主流。还交谈了一些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十点四十左右，便结束了采访。我的记略只能这样太简略了，看记述的文字，我很汗颜。我安慰自己：我当时说得比现在记述的应该不知精彩多少倍。
下楼来，我抢先付账，说很高兴他们来南京采访我。梅莉说他们也很高兴能采访到我，他们很有收获，不虚此行，他们可报销，坚持她来付账。我只好顺从了。他们决定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送他们一段路。我得知他们明天就回北京，好像除了参观纪念馆，此行便是采访我了，但愿他们采访我的任务是如愿完成的。路上我说，对法国费加罗报，我不熟悉，但“费加罗”一词使我想起一部著名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法中两国非常友好，中法文化年活动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作为我个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左派，对巴黎的“左岸”非常向往，希望以后机会去；世界左翼都被我当作朋友，法国的社会党、日本的左翼、美国的劳联—产联等等都是如此。我注意到梅莉翻译过去，法国记者米伟文先生露出动人的笑。到了水西门外大街，我说你们向西走两三百米便到纪念馆。他们与我握手再见。我一个人回附近的家，忽然感到早饭还没有吃，我得回家找东西填肚子。
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记略写完了，只是我个人的凭记忆和心情的极简略的印象记，写起来比我原创文章痛苦多了。本文有误之处还请梅莉女士谅解指正，她干练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2005年4月15日晚于南京
谢谢李教授，看了你的文章，我没有什么异议。对日关系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我非常感谢你能很直率地说出你的看法。知道你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连早饭都没有吃，很是抱歉。希望我们保持联系。祝你工作顺利。
梅莉
《槟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