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一日何俊仁在他位于中环的律师楼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了他的学生时代，谈到他为何走上从政和关注人权的人生道路，并罕见地谈到他的家庭、个人爱好，以及他投身保钓运动的一些感受。
●何俊仁说，对中国内地生活在共产政权下人民处境的关怀是他从政的起点。
六月初，因国际互联网公司雅虎出卖而被中共判刑十年的湖南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老师来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陪同她在铜锣湾的教协会议室见记者。会后饮茶休息。他和高琴声老师随意地聊着天，诚挚亲切。事后高老师说，想不到何律师如此乐意助人，又如此平易近人。
何俊仁乐意助人爱管“闲事”在香港是有口皆碑，我也深有同感。去年初师涛被捕后，独立中文笔会提议要帮师涛在香港状告雅虎，要我去找何律师。我久居香港，知道香港兴讼成本昂贵，而且此案胜诉希望又不大，觉得何律师未必会相助，但不妨问一下，便给何俊仁打了个电话。使我意外的是，何俊仁立刻回了电话，说这宗官司应该打，他一定帮助，香港不好打，可以到美国去打。在何律师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种种曲折，师涛状告雅虎出卖客户一案终于在美国启动。记者会后的第二天，何俊仁的助理潘嘉伟陪高琴声老师在美国领事馆拿到签证，次日一早何俊仁亲自到酒店接了高琴声老师陪同她飞往美国。
这位乐意助人的民主派双料议员（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公职甚多，是民主党主席、支联会秘书长、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社区组织协会董事、八个社团的义务顾问。去年又成立维权律师关注组，支持帮助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师涛案仅是何律师支持的众多个案之一。
学生时代已是民主派
现年五十五岁的何俊仁，对社会的关怀早从青少年时代已开始，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在香港大学读法律时已投身学生运动。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开始就是民主派。”
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文革时期，香港也受到强烈震荡，不少关注时事的青年学子对中国何去何从展开了激烈的大辩论，但在校园中占主流的是亲中共，主张拥抱红色中国的所谓“国粹派”，学生会也受其控制。何俊仁当时以一个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却能够察觉中国正在进行的那场“伟大革命”根本是无法无天，是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摧残。他说这看法首先是出于他所受的法律训练。他记得曾读到中共管政法的元老董必武的一段话，大意说法律制度是统治者的意志的表现，因此不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束缚而绑手绑脚，他感到十分荒谬。
其次，他受到香港著名史学家许冠三的影响。许冠三是台湾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的朋友，曾任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的编委，当时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教书，夜晚也在家里开课授徒。何俊仁对哲学感兴趣，又喜欢研究中国现代史，常到许冠三家中听课，由此接触殷海光、卡尔．波普及哈耶克这些自由主义大师的思想，眼界大开，因而避免了一场左倾激进的青春迷梦。当时经常与他一道登门求教的一批年轻人王耀宗、麦海华、何良懋等现都是香港民主派的活跃人士或传媒人。何俊仁至今记得他当时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得不到宪法保障被打倒一事感到震惊而求教于许冠三。许教授告诉他，共产党人从来如此，他们可以宣告任何人不属于人民，用道理杀人。
改变校园亲文革的政治气候
何俊仁说他早年学运生涯有两段感到自豪难忘的事。第一件是一九七四年与他志同道合的港大社工系同学麦海华（现支联会常委）扭转了国粹派在校园的主导优势。麦海华出来竞选学生会主席，提出一个民主派学生会班子与亲中的左派学生对垒。何俊仁负责助选。结果以一比二的票数大获全胜。不久受港大影响，中文大学学生会也变天，民主派胜出。
第一个到新华社门外示威
另一件是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五月四日，那时何俊仁已毕业在一家律师行当见习律师，他带领有数百成员的大专同学会（何是前会长，时任顾问）到新华社示威抗议中共镇压民众，宣读了他写的五四宣言。宣言中提到中共以政治局常委名义撤销邓小平一切党内外职务是违反国家宪法。这是香港人第一次到跑马地新华社门外示威，因为以前无人知道新华社就是中共驻港领导机构。由于这次示威，港大左派学生在校园贴满大字报，批判何俊仁反共反华反人民。
何俊仁说，他学生时代所受的教育和这些经历使他养成以人为本、关怀社会的人生观，对中国内地生活在共产政权下人民处境的关怀是他从政的起点。多年来何俊仁一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用法律专业帮助弱势者，并出任多个社团的法律顾问。二○○五年他的议员办事处经手的义务法律谘询个案共两千两百多宗，二○○四年高达三千二百八十宗。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浮出水面，中英开始谈判香港归属问题，港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许多探讨香港前途的议政团体，何俊仁一九八四年参加了一个主张九七香港主权回归港人治港的政论团体“太平山学会”，先任干事，后任会长。太平山学会的许多骨干现是民主党成员。何俊仁说，他以法律为专业，但他对法律具体条文不及法理学和法理社会学的兴趣大，在太平山学会期间他发表了对一国两制研究的许多看法。在中英谈判结束，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他作为太平山学会法制组长，曾发表文章指出起草香港基本法应处理的十大问题，此文被收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季刊作为首篇。
随着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逼近，经历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踏入九十年代，民主派组党参政，何俊仁投身政坛，一九九五年经直选入立法局，成为香港政坛活跃人物。此后故事，港人均很熟悉。
何俊仁律师楼的生意经
何俊仁现是何谢韦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之一。我问何律师，身为民主派活跃政治人物，又同情支持中国民运，会不会影响他的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律师事务所能否维持？“有影响，但可以维持。”他说。八十年代时，他曾任某大型中资企业的法律代理人，六四事件后与中资企业关系完全断绝。何俊仁的客户和朋友去中资银行贷款，中资银行说不能去何俊仁的律师楼做按揭。何俊仁说，“讲得很清楚，生意不能给我做。”甚至任何与中资关系良好的机构以及任何政府构与何俊仁律师楼也断绝往来。但这反而为何俊仁律师楼开通了另一条生路。由于担心来自官方的政治干预，与中资机构或与政府打官司的客户反而找上门来。尤其在中国内地发生经济纠纷更要找能抗政治压力的何俊仁。他说，香港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有钱人和穷人才打得起官司。穷人打官司，一是政府有法律援助，二是有很好的法理依据，胜算机会大，往往一启动还未上法庭就可以和解。因此很多司法覆核的案子都来找何俊仁，何俊仁因此积累了与政府打官司的丰富经验。街头战士梁国雄示威抗议多次被警方检控，即由何俊仁帮助打官司。最近又为被政府取缔的民间电台与政府诉讼。○五年他的律师楼代理法轮功上诉成功，推翻警方指控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处示威阻差办公和袭警两项控罪，从而肯定港人和平示威的权利。香港舆论均认为此案上诉结果意义重大。何俊仁是病人权益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病人告医院的官司全港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都由何俊仁包下来了。他笑说，“生意能维持，但赚钱不多。”
一个理念和事业相结合的团队
何俊仁律师楼，包括他本人共有八位律师，大家政治理念相近，对何俊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支持理解，其中一些甚至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与何俊仁共事三十年的关尚义（Clancy John Joseph ）律师是位相当传奇的人物。他是美国人，一位还俗神父，六十年代曾参与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七十年代来香港后落地生根，讲流利广东话，是香港著名人权律师，现任亚洲人权委员会主任、香港人权监察副主席，同时又是何俊仁的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何俊仁对我说，“他的故事值得你们采访报导。”何俊仁的弟弟，民主党区议员何俊麟也是律师，在他哥哥律师行工作。另一位律师庄耀洸，属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声援北京学运的香港学运一代人，时为中大文学学生会骨干，因此有很深六四情结。中大毕业后他入港大专攻人权方面的法律，成为人权律师，亦是近年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之一。他也是何俊仁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成员。
可以说何俊仁的律师楼是一个由事业和理念相结合的法律团队。但何俊仁说，他亦希望这个团队的其他同事能多专诸于本行业务，否则律师楼就维持不下去。
谈保钓佩服日本人权律师认真精神
何俊仁九十年代开始参与保钓和对日索赔活动，长期任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及香港维护大战史实联席会议主席，经常飞到日本开会，但他认为自己不反日，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希望通过对日索赔能促使日本严肃认真对待战争侵略遗留的问题。他说，对日索赔运动是超越国家和民族追求更高的原则，即公义和人的尊严的运动，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良心事业。对中国大陆目前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他并不认同。他提到一次外国召开主题为亚洲和平的研讨会，研究如何解决全球危机，有关中日关系题目，会议请何俊仁去讲，“因为中国大陆去的人无公信力，全是民族主义者，又来自极权国家，其他国家一说就是中国威胁。”他们相信何俊仁能客观公正地谈论中日关系问题。
谈起保钓，何俊仁对帮助中国战争受难者打官司的日本人士的正义感及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日本有三百多个律师义务免费为中国人打官司，一共四十多个案子，每个案子都有一个庞大的律师团，后面还有一组后援会，说到这里何俊仁拿出一本厚如黄页的书给我看：“他们日本人每个索赔案都有一本这样厚的材料。”他说日本有很多律师十多年来用了自己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帮助中国人打官司，而且全是义务，不收分文，他们一些年轻律师自费去中国很多次，去访问日本侵华受害人，收集证据，有的为与受害者沟通，还专门学普通话。“看到他们这样认真，我感到汗颜。”他说，从此可看到日本民族的敬业精神。但他亦很感慨地说，“奇怪，中国人对这些细緻的工作没有兴趣，他们喜欢写文章搞运动，但没有人做事。”
成立大陆维权律师关注组
在历届民主党主席中，何俊仁是“管闲事”最多的一个。上两任杨森和李永达任民主党主席时，均辞去支联会常委职务。去年底何俊仁竞选主席，有党员希望他心无旁鹜作好民主党的工作，其他事就不要理了。何俊仁答说不可以，支联会支持八九民运、以及对日索赔都是人权问题，不能不做。想不到当选主席后，何俊仁又管多一件事，成立维权律师关注组。
此事缘于去年年初与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一通电话。高智晟在电话中对他说，要绝食抗议四十八小时声援被公安毒打的维权人士郭飞雄，何俊仁立即表示将在香港绝食响应。因这一句承诺，何俊仁竟绝食长达一年有余。何俊仁去年全年每周三他都禁食二十四小时，甚至在他去年八月遭到暴力殴打住院间也未中断。他说，周三是立法会会期，绝食可以得到公证。有时一群民主派战友开会后一道吃饭，满桌美食，他只喝水，大家才想起这天是他的绝食日。由于这次行动，使他萌生了成立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念头，他找了不少人谋求资助，其中有何东家族后人香港商人何鸿卿，均无回音，但遭暴徒袭击后，何鸿卿找到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席）说愿意帮助何俊仁，出资三百六十万元。何俊仁笑说，“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挨了打，他同情我。”
●何俊仁有个幸福家庭，妻子邓淑仪是位贤妻良母。
何俊仁有一个幸福家庭
提到何俊仁去年八月二十日遭暴徒袭击事件，有个细节令许多女性很感动。当救护车赶到现场为他包紮时，鼻樑骨打断，血流满面的何俊仁却急着要人为他找回被打掉的结婚戒指。这一幕在电视新闻播出后，使人看到这位行侠仗义的公众人物背后柔情的一面。
何俊仁有一个幸福家庭。太太邓淑仪是位贤妻良母，在家相夫教子，永远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多年来为丈夫当司机，开车送丈夫上班下选区，很少抛头露面。在何俊仁遭暴力攻击后，许多记者都想见何太一面，结果仅极少数记者能够访问到这位何俊仁背后贤淑的女人。何俊仁有两子一女。居长的女儿在香港一家大公司任行政人员，长子在金融机构工作，幼子仍在加拿大读硕士。子女对父亲的事业能理解，还帮助他竞选。
何俊仁是工作狂，又爱管闲事，社会事务繁忙，从早到晚开会，工作、下选区、见巿民、星期天又要上街示威搞运动，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甚至度蜜月，他都带了书去看，带了稿子为报纸写文章。每次坐飞机，都是他不受干扰读书的好机会。
陪家人的时间很少，何俊仁说感到在物质上和时间上对家人有亏欠。他说，“我很少同家人去旅行，去旅行从来坐经济舱，觉得作人应该简朴。”何俊仁对太太其实相当体贴。他说，常去外国开会，通常两三天，开完即返港，如果时间多一点，就带太太同行。开会后陪太太出去玩玩。他还尽量把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上午时间留给家人。平日晚上开完会后如果才九点多钟，一定赶回家吃晚饭。由于工作太多，不少个人兴趣爱好也放弃了。他从小喜欢打功夫，练太极拳和少林拳，有一批习武的朋友，到八十年代也停了下来。
何俊仁事务太多，睡眠时间受挤压，以前他可以倒头就睡，“但现在不行了，烦恼事太多，搞组织很麻烦，尤其是中国人组织。”他这显然是指当了民主党主席之后。他说组织中的内部矛盾、人事纠纷，他希望以公平的组织机制来解决，以人的诚恳来解决，对人多宽容谅解，不要太自我中心。
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何俊仁最后这样说，“我是一个积极的承担责任者，就像一个军人上前线有百分之五十可能会战死，你也要上去，那是你的责任，你要坚守你的岗位，面对失败也不能放弃。”
《蔡咏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