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幼应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州。那时西北的小学教育质量比起沪杭一带差多了，对于上学的年龄要求也松多了。大幼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了六六年夏的文革初期，快满七岁了，不管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应该送她去上学。大幼小时身体很弱，那个离我们最近的小学要穿过中山路，再走一段路，她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就让二幼陪她一起上学。但二幼才四岁多，离上学年龄远着呢，不料跟老师一说，竟同意了。我为她们准备了铅笔盒等学习用品，还买了两把黄色竹柄油布伞，背上书包，真有点“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轩昂气势。但是好景不长，她们只上了几个月的课，就辍学在家了。兰州的冬天来得很早，气温在零下若干度，教室里是生铁炉子取暖的，每日早晨打开封火，室内还是很冷，有时火灭了，老师让孩子们自己生火，满室呛烟。二幼等迟到过两回，老师就让她俩站在室外冻着。她俩书包里的学习用品，没有多少日子也都不翼而飞了。我为二幼买的铁制铅笔刨子第一天就不知去向。几天以后，二幼机智兮兮的对我说，是邻座偷了她的，她对邻座说要告诉老师，邻座竟还回给她。
随着文革的深入，家中抄家频仍，陈朗被押，工资扣发，家无宁日。小学老师们也成天写大字报，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我不愿孩子清晨出门受冻，何况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毅然决定让她们辍学在家，由我自己教她们语文、算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她们都是在家自学的，但是断断续续极不正规。在革命形势严峻时，我也没有心思教育她们。随着文革的深入、扩大，日子越发艰难，有一度我们被封门、追逐，我们只能逃到省卫戍司令部，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睡在会客室的冷板凳上，为了免遭殴打。后来我又随袁炜一家以捡破烂、糊鞋帮为生，我的孩子们随着我流离，放弃了学习。一九六九年早春，我们被迫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到了陕西富平白村。白村没有小学，连纸笔都难见到，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衣衫烂褛，和小乞丐差不多，已经顾不上受教育了。随后又辗转离开富平，经上海回到杭州。我二姐也是右派，下放在杭郊龙坞公社务农，我们暂时安顿在她的茅屋里。已经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天了，孩子们的学习确实耽误得太久了，想在城里找一所好些的学校，弥补一下辍学的损失。但我们在城里没有住处，近亲中只有我二哥周昌谷住在涌金门韶华巷。二哥是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就为了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绘画得过一枚世界金质奖，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否则，按他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还没有资格当权威哩。他在文革中被关押，批斗，剃了阴阳头。他本来胆小，已声明与地主家庭成员划清界限，是不敢与家人公然来往的。家人为了保护他，也不想连累他，轻易也不上他的门。母亲那时还住在他家，不久母亲也被下放了。那时杭州城里上中小学都以常住户口为依据，我们连在乡间的户口也没落上，何况城市？但大幼都快十一岁了，二幼正好七足岁，想当初我还想给她们提前上学呢，真是欲速则不达了。我想试试看，我得先找到一个能接受她们的小学。我二哥所住的韶华巷在南山路上，南山路第二小学是所名牌小学。春季班报名的那天，我去了，一个班级才五十个名额，可是学区内有正式户口的都熙熙攘攘挤着排队，足有一、二百人。我一直等到下午，我想跟负责报名的老师说句话，了解一些情况。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办理报名的老师是个年轻体壮，粗眉大眼，但不失书卷气的男老师，叫杨健。我们攀谈起来，我诚恳如实的说明来意，当他了解了孩子们所受的波折，我们如何从兰州辗转陕西农村，如何回到南方，户口未落，生活未定，但孩子在成长，已经长期失学了。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让二幼入学，因为大幼已经远远超龄，何况都是没有户口的流浪儿童！但意想不到的是，杨健老师毅然决定录取两个孩子，统统入学。我既惊喜又惭愧。我推辞说，只要二幼一人入学，我已心意满足，大幼嘛，到乡村小学去吧！但反而是杨老师不肯了，他说大幼大了，再不加紧受教育就迟了。至于城里有户口的孩子们，杨老师说，他们上不了南山二小，也能上其他小学，而我的孩子，他认为他若不接受，其他学校谁接受？我们像《镜花缘》里君子国的人一样，彼此谦让得要发脾气了。就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均得以进入南山二小读书，虽然她们过去上过学、自学过，但都不能算数，她俩都得从一年级的第一册开始。
有了入学机会，我们住哪儿呢？我当时还在乡下城里来回奔波求生。这时我得到杭州师范同学夏月霄的帮助，她为孩子们找了一个落脚点。夏月霄有一个永康同乡，在杭城平海街有一小间阴暗潮湿、四面无窗的储存室，于是在里面铺一张小床给两个孩子夜宿，早晚餐安排在东坡路居民食堂。要求她俩早晨从小仓库出来到东坡食堂吃泡饭，然后步行两站路到南山二小上学，中饭则带米在学校蒸饭就餐，放学后回东坡路食堂吃晚饭，再回小仓库睡觉。也没有热水，天井中有一个几家合用的水龙头，孩子们大概都用冷水洗脚吧！七、八岁的孩子，生活如此劳顿艰苦，身边没有成年人，但那时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过。我只觉得她们上了正规的好学校了。
当时我母亲住韶华巷与南山二小只一墙之隔，她觉得孩子如此上学太苦，也太不安全。我妈被定性为地主婆，在二哥家中没有地位，但她还是与二嫂商量是否接纳孩子住宿。结果二嫂只同意一个孩子可以入住，因此我们又重新安排。我本人当时经过努力，已经到杭郊留下一个供销社下属的农村代销店谋生，每天打烊后，夜间睡在简陋的店堂里，孩子随住是不便的。于是让二幼搬入二舅处，继续读南山二小。大幼则送到我二姐处龙坞公社乡间小学跳入二年级读书。这所乡村小学，离二姐家有两公里山路，谈不上有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是茶叶区，一年分三个学期，而茶忙假一放就是一个月。教师也是本村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是不拿工资计工分的。大幼体弱多病，终于有一天在学校的土操场上跑步时摔伤了腿，从那一天开始，我即带她在身边了。龙坞与留下同在杭州西南部，我带大幼从龙坞到留下，如果步行要翻过大岭，共有十公里的路程。但大幼腿伤，我背着她绕道城里转车，可以少走六公里半。大幼来到我身边之时，我也得到了一个住所，在豆腐作坊阁楼上。留下豆腐站也属代销店，座落在留下镇西边田野上与余杭县交界处，这是个摇摇欲坠极破烂肮髒的作坊，一侧有一大一小两间楼房，供外地豆腐师傅住宿。当时住小间的阿春师傅，“解放前”讨饭出身，大概是同情我吧！他对我非常仗义，据说他小时患严重肝炎，皮色金黄，人们给他个绰号叫“金菩萨”。那时“金菩萨”调到城内地毯厂当工人了，很多人都想占他这间房，但他却主动的让给我住。阿春的讨饭出身在当时非常“靠硬”，他要保护我这个右派份子，人们不敢二话。这间房约六平方米，位于摇动的楼梯边，作坊大烟囱从房中穿出，占去了一个角。杭州的盛夏本来很热，再加烟囱的热量，房内就与火炉差不多。一走楼梯，房子也跟着动，但有一面大木窗，东向。我后来在窗外屋背上种了菊花、水仙，增添了不少生气。这个小房间是从我离开兰州后几年来，第一次得到的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后来三幼转学来此，我母被城市驱逐下乡亦来此，二幼在寒暑假亦来此度假。这许多人住在一起，就像库克雷尼克塞所画的《手套》一样，一个手套里住了兔子、松鼠、小熊……秋天我们向农民购买几百斤红薯，三幼在豆腐站捡拾煤渣供全家燃料还绰绰有余，还真有点安居乐业的风味哩！只是豆腐站嘈杂，做豆腐是从后半夜开始的，七、八个工人，土机械动转，我们的房间下面有七、八个孵豆芽的大缸，工人来回沖水，终夜不得安宁，特别是臭豆腐出缸时，恶臭无比，会将人臭醒。我的睡眠严重缺乏，白天倒是宁静无比的。我本来就患有失眠症，这时又得了高血压病。我们在豆腐房阁楼一住四年。至于我对阿春师傅的感恩之情，时刻在怀。后来，阿春在地毯厂工伤手残，再婚后没有地方住。当时二幼已出国，我就把二幼在城内的新房借给他住了两年，一直等到他分配到新房。他的新夫人名叫免儿，我带至奥克兰的这件白毛线外套就是她为我织的。
大幼来留下后，养脚伤，我自己为她补习功课，痊癒后她直接跳入留下小学五年级，与她的年龄也吻合了。她的班主任郑本善老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善良喜乐，他也非常喜爱大幼的谦和、善良本质，为她课余补课。大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竟能跟班学习。大幼终于顺利完成小学课业，其实她读小学的实际时间不足三年，接着并升入了留下中学初中部。中学位于留下镇东、西木坞村外。路远，雨天泥泞，就让她住校读书。当时我在留下代销店工作，虽然右派这顶帽子已经过时了，但在农村，年终有一个全公社的“对敌斗争大会”，也仍然需要揪上台挨批斗，因此殃及孩子。大幼的尿盆在宿舍内成了大家公用勿说，还要她每天清晨到山边厕所倒，大幼曾微有不愿，即遭耳光；饭菜票公然被人拿去；蒸饭的盒子也被人扔到山沟里。但她熬着还是初中毕业了。她本应该升入留下中学高中部，那时高中教育刚刚复办，但在入学前几天，留下中学通知我，说是高中教育是为贫下中农预备的，不培养右派子女，不得入学。这都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但农村公社还是那股政治空气。不得已，我又进城找那些任职在教育界的老师同学们帮助。我找到了中学时代的生物老师周绍模，他是杭州教育界的前辈，是我终生尊敬的老师。那天我在他家吃了中饭，他带我去见他的老友、文革时杭州教育界右派“四大金刚”之一的张学理先生。张虽曾是右派，但名望犹存，“改正”后任杭州第十一中学校长。十一中前身是教会办的惠兴女中。张学理先生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接受大幼入读该校高中，一天之内顺利的解决了大幼的入学问题，真令人高兴。大幼高中毕业后，又适逢大学恢复高考，大幼非常爱读书，应该让她继续深造。但是，那时我刚从农村返城在机械学校任教职，家中百废待兴，两个妹妹尚小，都须培养，家里的贫困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校属杭州机械局管理，所属各工厂正在招收本系统子弟为职工。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希望大幼能参加工作以分担家庭重任，让我喘一口气。至于升大学，只要有志，今后总有机会的。大幼非常听话，从那年开始，到出国前，在杭州某电器厂工作了十多年。她为家庭作出了不少贡献，她的工资除给外婆、两个妹妹零化钱外，都上交给我，使我一下子有了两只脚走路的感觉，她还为家里挣来了第一台电风扇，给夏日炎热的阁楼增添了不少喜悦。
二幼则在南山二小顺利毕业。早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有了武林村阁楼住处，二幼即搬住此处，早晚步行到南山路上学，一趟要走三站路。南山二小毕业本该直接升入河坊街的市重点杭州第四中学，但一则没有户口，二则路更远了。乃通过我杭州师范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得以进入住家附近的省重点杭州第十四中学。此校前身为教会弘道女中，是所名校。二幼在效曾庇护下读完了初中、高中，连就读班级的班主任老师也都经效曾择选才入班的。二幼的学校功课我并不过问，我要求她一定要成绩优良，而且我给她的课外作业不轻。每周我从乡下回来，一定要严格检查，我布置的课外学业为参加业余绘画班（她就在这个班里认识了少年陈维明）。每周背一首古诗、一首词。每日一篇日记，一大张毛笔字，十张速写。后来还增加了乐器琵琶的练习。在无人共同生活、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她基本上都能完成作业。一九七八年，二幼初中还没毕业，她希望考入中专，早日自立，分挑我的负担。当时浙江艺术学校舞美班招生，她便去应考，只取六个名额。在上百名考生中经过多次汰选，她录取了，全家的高兴可以想见，但高兴了没有几天，又听说因为政治条件及有人告状而落空了。我怕孩子受刺激，让她们到外地朋友家去玩了。得知确切消息那一天，天气很热，我非常痛苦、自责，夜晚我一个人躺在阳台的竹床上，睁着眼到天亮，泪流满耳。清晨我写了一封信给二幼，告诉她这个不好的消息，鼓励她不可气馁，一定设法继续上高中，再好好学习，今后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最后一句话我写道：“那时你回看今天，就会庆幸自己没有考上艺校舞美班了。”这些鼓励的话，想不到几年之后都应验了。
二幼在投考艺校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大李老师，也成为我们终生的好友。艺校舞美班主考老师大李，毕业于文革前最后一届的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过去我们毫不相识。考试经过初试后，进入了复试，共计三天。有上百名学生应试，经过几轮汰选，尚有数十名学生参加最后的专业考试。考试项目有素描、水彩、速写、文艺理论、创作等等，并不比考浙江美术学院轻松。艺校在黄龙洞附近，为节省开支，上午乘公共汽车前去，下午考完乘公共汽车回来，中饭我给二幼两角钱，让她在附近买点食物充饥，接着下午再考，不必回家吃中饭。第一天考完速写，大李老师已对二幼刮目相看了。后来大李老师对我说，二幼的速写，美院学生也画不出来，他自己也画不出来。第二天中午就发生了吃饭事件：中午大李老师从食堂打饭回来，见二幼独自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是为了省那两角钱，这差不多是我们全家一天的菜钱。大李老师问她吃饭没有，二幼说不饿，等下午考完试回家再吃。李老师见二幼穿一件破旧的大人草绿色外套，面有菜色，立刻明白了我们的家庭处境，他一阵心酸，就把自己这盒饭硬让二幼吃。第三天中午，大李老师早就准备了一盒饭给二幼。考完试，大李老师到阁楼来看二幼，带了许多纸、许多笔、许多颜料，安慰我们说，这个孩子成绩很好，必取无疑。天真可爱的大李老师，他的善良，他的关怀，后来都成了人家践踏人性的资料。二幼被录取的名额，被人上告到教委，说是二幼舅舅通过关系，收买了大李老师，而二幼的父母都是右派份子，政治条件不够，証据确凿。硬说二幼考试时大李老师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别的考生没饭吃，他没有管过，可是二幼的中饭他都预先买好预备着。这场官司打了许久，大李老师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害了二幼，他对上级表态：许多考生都通过各种渠道走“后门”，搞“收买”，包括已经录取的五名学生，就是二幼家没有做这件事。所以二幼不能录取，就没有一个学生是合格的，他这一期的学生统统不收了，缺如了。结果这一届真的不设舞美班，因为大李老师态度坚决，否则他将辞职。三年后，二幼于十四中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暑假二幼回杭到艺校看大李老师，大李老师带着她在校园里走了两圈，逢人便介绍说，二幼考取了中央美院！她幸亏没有进我们这个学校！大李老师请二幼吃饭，对于她的入学，比谁都高兴。
三幼小一些，有两个姐姐许多前车之鉴，波折少得多。她先在我二姐的龙坞村校念了二年，然后到留下镇小学念到五年级，鉴于当时杭州各小学毕业后能直接升入邻近挂钩中学的规定，以及大幼在农村不得念高中的教训，我在她将读六年级时，也通过我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杭州户口的情况下，将她预先转入长寿路小学读书。在这所小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第十四中学，因为第十四中学有效曾帮助。她可接着读完初、高中。三幼顺利的在长寿路小学毕业，顺利的升入第十四中学，她的班主任也是效曾选择的。我布置三幼的课外作业是每天写一大张毛笔字，她们的书法老师，是我们近邻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另外还学习古筝、古琴。在大幼入读第十一中高中部，三幼入读长寿路小学六年级后，三个孩子虽没杭州户口，然都同住在武林路阁楼了。我当时规定孩子们在晚饭后都不准出门，孩子们都很听话，那时我们既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没有，平时还不准她们看闲书，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度过晚上的时间的。据房管站的小朱讲，她每次来收房租，孩子们都很安静的读书做作业，她很感动。我和孩子们的老师都成为好友，尤其喜爱三幼班主任施建敬老师。一天三幼回家跟我说，施老师给她们讲当代史，她要听听施老师如何讲反右这段历史。后来三幼说，施老师讲得很公正，一点也不污蔑右派。这之后，我第一次去拜访施老师，交谈之后，她说她非常惊奇，她以为我应该衰老、忧郁，没有想到竟如此开朗，还有些奔放哩！有一天我们在路上相遇，双方都是近视眼，我只见一位风度优雅的美丽女士迎面而来，走近了一看竟是施老师，我告诉她对她的感受。不料她也正欣赏迎面而来的这位她认为风度卓越的女士。我们两人就站在人行道上忘情的畅怀大笑！三幼于高中毕业后，考入她心所向往的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毕业那年来到奥克兰，现在德国波恩大学继续读书。
在三个孩子分别读小学、中学时，都住在武林村阁楼上，我仍然在留下代销店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她们三人自己烧饭，那时阳台的厨房还没有搭好，煤炉放在楼梯转弯处。她们一天只烧一锅饭，下饭的菜是从酱园店买的酱菜或腐乳。二分钱一块腐乳，一顿饭三个人分食一块。休息日我从乡下回来，会带个鱼头或螺丝、青菜等，稍稍改善一下伙食。后来我调到何家河头代销店，旁边即是花坞果园，瓜果成熟时，我可以买到次品，几毛钱一大筐，我提回来不上阁楼就在阳台上洗净，分堆，三个孩子围在一起，一顿吃完，真是痛快淋漓。这恐怕是她们求学阶段最愉快的事吧？
我在《忆昔》一篇五古长诗中，曾经记述小儿女的困苦生活，现摘抄几句以为本文之殿。
……三者颇自爱，挺拔而友于。长懦而性善，次聪喜作图。辗转使入学，城乡自分区。城中多主义，凌辱常与俱。社会有细胞，可笑气甚粗。见之如勿视，蝇喧而蠓吁。小女山中长，入山爱采荼。赤脚时来去，飘然颺双凫。拾煤盈筐筥，作烧尚有余。莫谓年最幼，家中之元枢。惟觉此中乐，每每见轩渠。腐乳为上品，以类推禁厨。一块作三分，味佳且相于。
《素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