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五年的国共内战，因为住在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浙东山区，所以并没有直接遭受过战争的蹂躏，只是有一些波及而已。
我母亲生于一九零一年，是世纪同龄人。在她十三岁那年，因为躲避抢亲，从雁荡西内谷的道松洞，以养女身份住入大荆镇的周家，她后来就当了这一家的儿媳妇。这应该在民国初年。这期间，母亲亲历了永嘉土匪到镇上的抢劫事件。我县乐清县与西边永嘉县隔着高山，永嘉山头百姓从来艰苦，而大荆镇人烟稠密，尚称富裕，在沿海，向有防御措施，明时为沿海防倭三十六沙城之一，清时设有都司衙门，有千总把守，筑有城墙堞楼。民国初年，乡绅蒋叔南组织了“保安团”，经常操练，并拥有枪枝、火炮。我的二伯父周瑞卿即是保安团员，在晚年时还练八段锦，外貌颇为威武。那年永嘉山头人来抢劫，遭到惨败，被杀了不少人。母亲亲眼见到放在柴行空地上的血淋淋的人头。事件过去八十多年了，至今写地方志的部门对蒋叔南的功过还未下定论。一般认为，蒋叔南建设雁荡有功，但他镇压“农民起义”有血债。我母亲却说蒋叔南是有功的，他为保卫家乡。
老家所处的浙东山区，还是当年共产党浙南游击队三五支队出没的地方，我小时即听说有向镇上商家“借粮”之举。约在四十年代中期，镇上商会所在的小山头古建筑曾被袭击，完全烧毁。那是在夜间，家中大人们将我和外甥卓南转移到后园苎麻园中。如此折腾，我竟熟睡未醒，第二天家人指示楼上西墙的弹洞给我看，我还似信非信。
抗日战争的烽火始终未燃烧到我的山区老家，但邻近各县城均时有空袭。当时我二哥昌谷在邻县黄巖县立师范读书，学校遭空袭而遣散，并且停课。但是我二哥却没有回家，消息传来，母亲十分焦虑，夜不能寐。先是我家义屋住户马老五自告奋勇，愿到黄巖寻找二哥。当时我的老家与邻县之间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必须步行，翻山越岭。马老五去了多日，回来禀告说学校遣散，找不到二哥。母亲于是再让祖父老仆人，老七叔前去黄巖寻找。
老七叔到黄巖寻找二哥，一直辗转黄巖到九峰乡同学家才找到他。二哥正坐在窗口拉二胡哩！后来几十年中，母亲常常说起这件事，她说马老五如何能找得到二哥，还自告奋勇，只有老七叔这么忠心的老仆，才找得到他。又怪二哥，怎么那样不懂事，历经空袭也不知回家，竟到同学家，还拉二胡哩！
一九四四年左右，日军战火已燃至杭、嘉、湖一带，省城和温州的一些中学都迁往外地继续办学。如杭州的宗文中学、杭州女中、温州中学，甚至连邻县临海、黄巖等中学也都迁来雁荡山中上课。此时许多名教师、学者也因避难来到雁荡，如一代词宗夏承焘，诗人吴鹭山，夏承焘高足后来成为敦煌学者的蒋礼鸿，教育家和易学家萧仲劼，诗词家盛山带，数学家郑以真，音乐教师赖一匡，画家万慕群等等，一时寂静的雁荡佛地济济多士，形成了雁荡山的“文艺复兴”时期。我那时尚在童年，但前贤学者大名耳有所闻，留有深刻印象。其中萧仲劼与其女婿盛山带，后来继续任教雁荡中学，盛山带还在灵巖响巖上建筑房屋，他俩都成为我父终生好友。七、八十年代盛山带已属高龄，还与陈朗并我成为忘年交。
当时我大姐素琳在黄巖师范读书，也随学校到雁荡上课，与同学在镇上街头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乐清县政府，在日寇深入金华、衢州等浙南腹地后，也迁来雁荡山中办公，因我家是旧都司衙门，地域宽广，房间众多，这个临时县政府就设在我们家中，包括膳宿。三伯父家大厅与我家大厅成为办公厅，我家楼下东厢房住教育科张伯伦夫妇，西厢房住两位年轻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另外，还有一位烧饭女工带一名女孩住在我家后堂。后堂有现成的木炕床，与北方土炕相似，临窗而设，窗外就是半荫蔽的鱼池。我和那个女孩子后来成为朋友，一起在木坑床上玩耍。我俩特别羨慕那两位办公小姐。两位小姐平日穿旗袍，一个圆脸，略胖，一个尖脸，略矮而瘦。
我们全家还真的逃过一次难，那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一年。据说日本军队投降撒退时要经由大荆镇，说日本人即使投降了照样奸淫掳掠，杀戮百姓，所以我家也逃避到雁荡山北部山区一个名叫新方的地方，这是我大姐的婆家原籍。新方离我镇有二、三十里山路，而且一路向上行，原先我们见到的高山瀑布都成了脚下的溪流。新方是一个山间盆地，有稻田。寄住的亲戚家刚建好新房，很宽大，供我们家先住。我们由镇上挑去粮食，自己起火。新屋前方是一条宽大的溪水，风光优美。
在新方若干日，孩子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演戏。当时同去的大孩子有昌澍哥、昌谷哥、昌米哥，还有邻里家的孩子名叫鲍永来者。演得最多的戏是自编的发生在我镇的“谋杀亲夫案”。战争时期乐清县法院搬在镇上商会所在小山头，法院开庭，村人可以亲睹。这起案件发生在镇北郊高地村，一个妇女趁丈夫酒醉，以巨钉钉入丈夫头顶而致死，然后绑以石头，沉入附近水井中。这其中当然有第三者参与。我老家的人说的是台州方言，而法官说的是温州话，中间还用了翻译官。此戏由大哥当法官，二哥当书记官，鲍永来当翻译官，昌米哥就学那谋杀亲夫的妇人，演来还颇像样，极为传神。在新方，哥哥们还做了一件事，某日大雨后，山洪暴发，上流的山乡漂下许多木材，顺流而至我们住宿的门前。按当地习俗，捞浮财是合理的，因为若不捞出，数十里后也奔流到海了。哥哥们的水性都很好，就为这家主人捞了不少大木材。
一九四九年春，我随米哥转学到邻县温岭县立师范求学。学校设于县城西门外梅岭脚原大明因寺内，此寺背后有山，山上有名胜处曰“灯盏窝”，建有寺，名常乐寺，绕寺植有上千竿琅玕竹。我们常在课余登山凭览。这一年内战已臻“尾声”，灯盏窝这个踞高点已驻紮了国民党军队，我们也久不能上山玩了。在一个深夜，忽然枪响，两军交战了。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住校的，女生宿舍在东厢房，尤其接近灯盏窝。同学们惊醒后，大哭大叫，大明因寺上空也正枪林弹雨夹杂着大炮轰鸣。女生指导陈国襄站在门口，命令大家肃静，平时女生都极怕她，此时竟镇压不住，于是命令大家排队摸黑下楼到洗脸间集中，一律盘坐地下，大家提心吊胆，在抽泣声中等待天明。说来奇怪，我一点也不害怕，自从被枪炮惊醒后，我能立即配合陈国襄维持秩序，带领她们下楼，到了洗脸间，我倚门而立，一直安慰同学们。天色微明，战事似已结束，应该是国民党被缴械了，只有偶而零星的枪响。大明因寺依山势而建，最高处为厨房，通后门，与灯盏窝最近。天亮后，国襄先生让我到后门处，观看动静，此时已有几个男生先在了。这次亲历的国共战事虽不大，但也算激烈，而且近在咫尺。
接着学校似趋于停课状态，我们的班主任即是后来写有《中国绘画史》的王伯敏，他原先与地下党有联系，为我们办过读书会。此时他在班上挑选了叶素封和我，另外在高师部带了钟定明、钟定宇姐妹和夏理荣、陈学定等离校，参加新成立的军管会的接管并宣传工作。我们就四出宣传政策，到街头作演讲。约二个月后，我们这班同学跟随浙南游击队司令员周丕振前往玉环县工作。临行，陈国襄先生对我十分不舍，她为我缝制了一套灰色大襟服以示赠别。我们一路步行，所到镇村，沿途百姓送茶送鸡蛋以劳军，中途曾在一个冷庙过夜，炎夏之中也不及洗澡。玉环岛是个孤立于东海的乐清湾外小岛，我们在第二天渡海而达，玉环百姓以鞭炮热烈欢迎周丕振。在玉环，我被编在青年培训班内，学习政策，培训为今后的政府骨干。那年我还不到十五足岁。因为同情穷人，凡见到家中有热水瓶者，我即认为是富人，不愿入门交谈。在培训班时，领导让我们处理一件离婚民事。来找人民政府申诉者是一名廿多岁的妇女，她申诉丈夫好赌，拿她当赌注，典妻，不多时间已典过数次了，去年又被典与某人，现已期满，她再不愿回到原丈夫处，因为赌赢她的人对她有情有义，若回原丈夫处，则不久又要将她输与他人。这么一个应该申张公义的案子，我们培训班几个学员竟一定让她返回原丈夫处！妇人再三哭诉无效。在班期间，我因为在玉环县图书馆借了冈察洛夫的《悬崖》与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而受批评，于心不快！
培训班伙食很差，吃的是霉烂生虫的粗薯丝饭，不久，我患腹泻，发展成重症，由于缺医少药，成为班上的累赘。经过领导研究，让我回家治病。玉环离老家不远，大约有半日的小船程，终于以一艘小舢板，派人从海上送我回家。那日大雨，雨珠打在海面上，形成一望无际的白色水泡，小舢板好像航行在泡沫中，这幅奇观令我终生难忘。正逢退潮，小舢板停泊在雁荡中心的白溪镇海涂上，我们下船跋涉上岸，然后翻越白巖岭回到家中。我的形象一定非常憔悴，父母见到我十分惊慌。在家养息了多时，听从父亲劝告，转学至本乡雁荡中学插入初中三年级。后有同班同学蒋文娇、仇贤琴想要到玉环参加青年培训班，还由我写介绍信前往。她俩后来一直留在部队，还当了官哩！至于我，初中毕业后到杭州上学，选择了学音乐。
《素子文集》